注：本文应当是一九八五年的修改版本，但未经核实。不过有别于2002年花千树所出《中国的前途》增订本。于该增订本中，张五常有这样的说明：“这次2002年再版，不拘小节，我‘把资本主义’的括号删去了。译文由我自己再修改。”）  

一九八五结集序 

只不过是四年前所的论著，今天读来，恍若隔世！读者们阅读关于现代中国的文章，要注意日期，就是书写与发表的日期也应分清楚。因时而变可能误导；因地方不同而异也是一个困难。虽然我不断地查询各地的发展情况，但不能够多花时间亲自到各地观察，是引以为憾的。 

重读四年前所写的文章，看今日的中国，我对自己昔日的推断在大致上是满意的。但假若我能预先看到今日的中国，然后回到四年前再写这论文，会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理论不用改变，事实发展的推断在大致上也不用改变；但因为我忽略了两个要点，有些地方是要补充的。这两个要点，在当时我应该是可以看到的，但却被忽略了。这说明用经济理论作推测可以做得很准确，问题就是有关的局限条件及假设想得够不够周全。 

我第一个重要的忽略，是在当时我没有问：假若中国要走近乎私产的制度，农业与工商业哪一样比较容易改革？前者远为容易是很明显的（见《城市改革的困难》）。要是我在四年前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不会低估了中国改革的速度，不会忽略了环绕城市的农民生活的特别改进，也不会漠视了未来的大搬迁的压力。 

当时我问：在工商业的改革中哪一种最困难？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垄断权利的行业。我于是推断了邮局、电话、石油、交通等行业不会迅速地私产化。这观点现在仍然适用。在当时我也问：土地与劳力，哪一样较为容易私产化？答案是：劳力。这观点也是对的——劳力的转让权在中国已开始浮现了。但我没有问农业与工商业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困难。一个显浅而又顺理成章的问题被忽略了，推测就有失误。我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一个例子中体会到“浅问题”对思考推理的重要（见《卖柑者言》内的思考的方法）。 

第二个重要的忽略，就是在四年前我没有问：在共产与健全的私产制度之间，有哪一种界定权利的制度可以持久地存在？答案是：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印度之路。我一向知道在共产与私产之间是有着多种不同的管制及“福利”制度；我明白混乱不能久持，也清楚地指出了中国在可见的将来只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在当时，我以为多种管制是在过渡时期中无可避免的必经之路——这观点是对的，但我却忽略了因管制而引起的贪污可以被用来界定权利，因此可以治乱。我现在不敢肯定中国是向这方面走，但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小的。

在《贪污的后患》一文内，我指出政府管制会为便利贪污而起，而贪污亦会阻碍管制的解除。这个观点，在一九七零年我跟史德拉（G·Stigle r ）辩论管制的成因时就曾提及。但在四年前我却没有想到贪污的权利可以被界定。这一个要点是我在写《贪污的后患》时突然间想到的。想到了这一点，再想想中国近来的发展情况，我就掷笔兴叹！ 

本译文的重印，让我有机会大幅度地修改了文字。但这修改是以原译为本。我希望将来能将关于制度转变理论的那一部分重写。到那时，中国的经验会给我新的启示。

一九八三译序

一九八零年末，英国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用大约五百字对本文题目发表意见，据说是因为英国政府当局对这问题颇感兴趣。我当时推却了邀请。但其后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而英国的邀请人亦坚持我推却的理由不足，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试写。
在动笔之初，我对中国的去向毫无认识。先入为主的意见没有科学价值，而推断又必须要有理论根据。因此，我在八一年初的思索探讨，只集中于经济体制转变的原理。这个原理果真不易，难怪十几年来这么多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碰壁。我朝夕思索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不上。幸而在五月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了。

要写论文，就先要有话可说，这是已故的夏理•庄逊（H•ar ry G•Johnso n ）十多年前，要我记着的。既然有话可说，我就决定借题发挥，将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运作向中国同胞们解释。所以原定五百字的短文，竟写出二万多字。心想经济事务学社收到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初稿，必定大吃一惊；没想到两星期后，收到刚退休正在渡假的老编来电，说他们打算立刻发表，不用修改。

这个反映反而难为了我。我曾在稿件的附信上言明，由于文章坦白，恐会开罪中国人，所以可能决定不发表。但编辑在电报后的补信，却已定明出版日期。我好不容易将这日期延长数月，修改了两次才付印。

除了编辑的不断鼓励外，我决定发表的原因有二。一、高斯在看完初稿后，多次和我研讨，大致上全部同意我文内引用高斯定律所演变出来的理论。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常深表关怀。他既然对这篇论文有偏爱，我又怎能令他失望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一向喜欢将初稿寄给朋友们批评。但没想到这次投石问路，几间大学竟将此稿列入课程读物，而一家石油公司甚至复印一批，分发给职员。既已成为公众读物，我又怎能不发表呢？

论文的定名非我所愿。我一向反对用“资本主义”或任何带有“主义”在内的名词，原因是我对各种“主义”的现有定义，一向不满。经济制度是产权结构的问题，与空泛不着边际的各种“主义”无关。何况“资本主义”一词在中国是入了黑名单，我们又何必再提及？就连资本一词也应免了。所以在论文出版前数星期，我尝试改题目。编辑的回电却坚持他选的原名富吸引力。经过几次来回电报，我赢得的就只是在“资本主义”一词上加引号。这引号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表示在引号内的字眼另有别意。

这篇论文得经济学友侯运辉翻译，又蒙好友岑逸飞 杨怀康修改，谨此致谢。

一九八二原序

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挂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

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Yoram Barzel ）、高斯（R•H•Coase ）、轩恩（Paul Heyne ）、严保拉（Marion Impola ）、马年华、舒尔滋（Theodore W•Shultz ）、施尔敦（Arthur seldon）和杨怀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应由我个人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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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金钱 +10  经验 +5  奖励 2008-12-19 18:2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