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能“只立不破”

茅于轼
原载《同舟共进》

大凡创新之举必定有破有立。到底应该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意思是破和立是同时发生的。“文革”被批评为“只破不立”，老的都破了，可新的没立起来，造成真空，导致混乱，说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颇可商榷。那么“立字当头”，破能不能在其中？或者光立不破行不行？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可说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承认自己落后是很痛苦的过程，要不要改革，意见极其对立，斗争极其剧烈。到清朝末年，终于愿意改弦更张立宪治国，可已来不及了。

民国以后，要不要学西方的争论暂时被外侮所掩盖。救亡之声压倒了改革和民主之声。直到1949年解放，外侮的问题彻底解决。大家都盼着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埋头建设，过上幸福生活。

建国初，大家都学“社会发展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的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吃了大苦头。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后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道路，可改革之前一些错误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否定，至今在大学和中学里还在教着。青年人没有过去的惨痛经验，只看到现在社会的种种毛病，说不定哪天又走回头路。不要认为现在已找准了方向，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已解决，事实并非如此。胡锦涛主席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并非无的放矢。现在是两种道路的看法同时存在，所谓科学的“社会发展史”有50多年全民教育作基础，根子深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如果只立不破，做出来的很可能是夹生饭。

“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已不再说起了，可事实上“公”的幻想或噩梦仍挥之不去。上世纪80年代要对民营经济开放，社会上有过巨大的争论，说是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了。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在宪法中修改了三遍，先是允许存在，后来认为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再后来又承认是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事实上非公经济无论在数目、产值或就业人数上都超过了公有制企业，世界上经济搞成功的国家民营企业都是充满活力的。现在关于土地制度存在很大争论，因为不允许私人占有土地，但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使用权又必须具有流动性，造成一系列难题。城市土地必须是国有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国”到底是谁又无法明确界定，结果这种观念上的障碍使许多好事情办不成。土地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以公为主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制度选择。

解放后打击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没收他们的财产。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是少数，打击少数人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这种做法成本极小而收益很大。广大工农群众享受翻身得解放的喜悦，热情高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穷人并未因此而变富，三年灾荒饿死的大部分是穷人，至今穷人仍是最缺乏保障的。可“翻身”这个口号始终具有号召力，如果真的再次用这个口号来实现社会变革，到头来受苦受难的仍是社会最底层，可惜这一口号至今仍未得到根本反思。只有市场化的道路能够帮助穷人慢慢摆脱贫困——我国在30年中大约有3亿人脱贫，是全世界脱贫最成功的国家。但要完全消灭穷人，使之统统变成中产阶层，在可预见的将来仍难以实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点。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经过了曲折的认识。先是只保护公有财产，从不保护私有财产。可是任意侵犯私产的社会是一个无规则的社会，根本谈不上发展。现在宪法把保护私产写进去了，但对过去任意侵犯私产的做法从来没有批判过。到底过去做得对不对，没有说清楚。中国有几千年的农民造反、破坏私产的传统，等着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从未被否定过。这种既要保护私产，又不肯否定过去的做法，给社会留下动乱的隐患。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译过来的，“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它的英文含义强调的是“公众参与”，并没有“共产”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 party，它们追求的都是平等参与。

在行政和社会管理领域，值得检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暴力执法的迷信，这不利于政权的巩固。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有关方面大张旗鼓宣布死者为烈士，而对小贩所受委屈只字不提，这怎能彰显社会的公平公正？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频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当地政府动辄以武力对付百姓有莫大关系。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凡事好商量。所以共和国一定是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不能延续到和平建设时期。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剩余价值证明资本家剥削，这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有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将导致取消私人经济，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推进经济改革，我们逐渐接受了交换价值论，这常引发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改革以来经济学界发表的学术论文，恐怕1/3都与劳动价值论直接或间接相关。在原体制下中国培养了一批专门教劳动价值论的老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进而到研究员和劳动价值论的专家。要他们改讲交换价值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捍卫劳动价值论。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到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是劳动价值论的天下。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老师不愿意教的，校方也非常为难。教育部门强调一定要学，而且要学好，可现实生活却强烈地抵制这种理论。这是只立不破的另外一个例子。

我国在传统上有没有仇富思想，各有各的说法，但解放后培养仇富思想一直是阶级教育的核心内容。每次搞“运动”，发动群众斗“坏人”时，先要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把仇恨的种子引发出来，再集中到被斗人的身上。“文革”时，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存在于广大群众中。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富人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剥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有些即使是守法赚了钱的企业家也不心安，有机会就把钱转移到国外，造成每年上百亿美元资产外流。中国社会是一个对富人不友好的社会。在发达国家，人的道德和贫富无关，富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穷人也一样。可在我国，富人常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人，因为他们剥削别人，穷人则是清白高尚的。如果有人为企业家说话，说他们赚钱是合情合理的，就会挨骂。改革30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部分人仇富的社会心理。

近年中央领导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深得百姓赞同。这个目标能不能确立，要看不和谐的因素能不能消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对剥削理论的看法。在发达国家，“剥削”一词已不使用，判断是非靠法律，与雇佣和贫富无关。可在我国，剥削理论仍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性教育。尽管“一大二公”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而有“剥削”的私有化经济使大家的生活提高了很多倍，可剥削理论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有巨大吸引力。

对和谐社会造成威胁的另一个因素是贫富对立。在我国，非市场渠道获取财富的机会广泛存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走私贩私、假冒伪劣都可以致富，用这些方法致富和正常市场行为致富的人很难区分。在所谓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靠非正常渠道致富的，始终是一个谜。哪怕他们只占很小的比例，也会使反对富人的人理直气壮。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不正当渠道的收入，贪污腐化的情况并不比我们好，仇富的心理却没有我们强。区别就在于我们有几十年的剥削理论的教育，许多人仍认为，不管是正常渠道还是非正常渠道赚的钱，只要是富人统统都不是好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45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这30年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这样的社会哪里有前途？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先富带动后富，这才有前途。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说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以上列举了只立不破的毛病。是不是有破有立就好？也很难说。如果在改革之初就大规模地破除旧观念，恐怕非常困难。所以邓小平说“不争论”，这才有改革的顺利起步。大家觉得改革对人民有好处，就这么干起来。只立不破恐怕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好经验。但改到今天，再要向前走，过时的观念确实在妨碍着我们前进。是不是到了需要破旧立新的时候了？请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