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CEO”之年
新千年到来了。
这一年，伴随着去年中国企业“进城”的新鲜与亢奋，一个新词汇“CEO”，出现在企业家的视野里。很快，舆论开始争论这个词汇到底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但是这些一点儿都不妨碍企业家们对它的钟情，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几位企业家：张瑞敏、陶建幸、倪润峰、柳传志也尾随“网络新贵”，纷纷给自己加上了这个时髦头衔。同年，柳传志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
事实上，热闹的背后，“CEO”的引入推动了管理岗位职业化的进程，中国商业界里出现了“职业经理人”这个群体，企业开始追求岗位上的专业人士。猎头公司应运而生。随之，“高端人才”走俏市场，“天价年薪”频繁刷新。
2月15日，号称“点子大王”的何阳因涉嫌诈骗，被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中国企业管理咨询逐渐由“耍小聪明”转入规范务实的新阶段。
4月13日，新浪网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开始挂牌交易。6月30日，网易挂牌纳斯达克，但发行当天就跌破上市发行价。7月14日，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三只中国门户网站在互联网泡沫崩溃前夕，齐聚纳斯达克。
2000年，长虹又一次掀起价格大战，这次的大动干戈远比1996年来得凶猛，倪润峰企图垄断彩管“清理门户”，但刻舟求剑的长虹这一次大败而还，倪润峰黯然出局。中国彩电业从此更改了格局。
2000年5月19日，美国《财富》杂志等评选“全球最佳营运公司”，海尔是亚太地区企业惟一得主。

2001:ERP两难
2001年的中国沉浸在加入“世贸”之后的各种想像中，有喜悦、有惶恐，更有说不清楚的排斥和期待，但无法改变的是，中国经济从此加入了世界格局，中国企业真正参与全球竞争。
在这一年，随着互联网业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制造管理提升的需要，管理信息化再次被热炒。ERP成为热点词汇。其实早在1998年，“ERP之王”SAP即开始大举进军中国ERP市场，继而带来联想和海尔两个成功的“灯塔”。
6月，经贸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举办“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工作现场会”。各种推力之下，中国几大财务软件公司纷纷转型ERP，金碟、用友也在2月、5月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市，12月神州数码加入竞争。至此ERP国内厂商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压力巨大的柳传志随后对上线ERP感叹：“上ERP有可能早死，不上ERP就是等死”，这句话虽被业界误传为“上ERP找死，不上ERP等死”，但却成为当年全行业没有成功案例的真实写照，也显示出中国企业基础管理落后与信息化迫在眉睫的强烈矛盾。
2001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开始了在境内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实践。
也是在这一年，李书福拿到民营企业生产轿车的第一张“准生证”，开始实现他的造车梦。“中国野战军”开始勇敢地“登堂入室”。
在这一年，柳传志退居联想董事长，同时他因为成功地设计实施了管理层的退出机制，解决了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头疼的“元老问题”，而被视作重大管理创新，这是联想对于中国企业管理做出的最大贡献。

2002:“管理”井喷
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第24个年头，中国经济标志性的转变之一，是它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字眼，把中国的制造业推到世界竞争的前沿，在与全球对手的短兵相接之中，“成本”是中国制造上最强健的利器，而“管理”，却是他们最短的短板。
对管理的渴望，在出版市场显现出来。在2001年至2002年间，管理图书出版呈井喷式爆发，《杰克·韦尔奇自传》、《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从优秀到卓越》、《把信送给加西亚》等图书火爆市场，中信和华章也确立了管理类图书市场的龙头地位。随后，管理“伪书”层出不穷，反证了中国企业家的管理饥渴。
显而易见的是，此年的管理类图书全部是翻译本，且全数来自欧美。但事实上，企业界并没有囿于对欧美管理的崇拜。此时，丰田汽车在欧美的叱咤风云，让中国制造业又一次将目光投向这个日本企业。2002年，一汽掀起第二次学习TPS的热潮，这是继1990年代之后，又一次对“精益生产模式”的追捧。随着丰田在日后坐上世界汽车老大的交椅，这一强调零库存、零浪费的生产方式，更是红遍中国制造业——随后几年，《中外管理》开始引领中国企业家走入丰田车间。
国际化的突进，管理视野的突变，企业家的雄伟抱负油然而生，当年，第一部国产大片《英雄》上映。

2003:杰克·韦尔奇
去年的“管理热潮”在这年继续升温，“企业英雄”迅速走向高山仰止。2003年的火种和英雄，是来自GE董事长杰克·韦尔奇。这一年，韦尔奇的名字席卷中国企业界，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都纷纷成为这位“世界第一CEO”的忠实粉丝。
没有人不在谈论韦尔奇，人人都在崇拜韦尔奇，一本名不见经传的书，只因印上了韦尔奇的头像，就能热销。已经被学界熟知的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也要被冠上“杰克·韦尔奇最崇拜的管理大师”这样的头衔来进行推销。如此等等，都直接导致了次年的韦尔奇访华。与韦尔奇热潮并行的，是管理大师热，菲利浦·科特勒、迈克尔·波特、彼得·圣吉接踵而来。日渐成熟的论坛经济，把世界管理大师逐一带到了中国，到如今看来，他们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因此，张瑞敏在次年韦尔奇演讲当天，对《中外管理》总编杨沛霆淡然反问：“把贝克汉姆请来讲三天，能提高中国足球吗？”
2003年，人们无法忘记非典，这一突发事件给企业的影响却也出人意料，弹性办公被广泛应用。
2003年，中国的互联网泡沫彻底破裂。但以搜索引擎起家的百度，却在中国市场上超越了世界巨头谷歌；全球最大的在线交易网站eBay收购了易趣，但却在日后跟淘宝的竞争中，全面落败——中国企业在新兴行业上的“土鳖”优势露出端倪。
这一年，江南春开创了他的楼宇广告，开启了新的广告传媒时代；UT斯达康推出小灵通，开创了新的移动市场。白沙集团提出了“简单管理”，中国企业界在学美学日的风潮下，也开始跃跃欲试于总结自己的管理范式。与此同时，一本《执行》强烈触动了中国企业家内心最敏感的神经。

2004:MBO之痛
从2002年起的中国国企MBO进程，在这一年猝然划上了句号——尽管在2004年1月1日，国资委开始在中央国企全面实行经营者年薪制考核，为国企治理机制与用人机制走向市场化迈出了一步。
2002年3月，青岛一批国有企业开始试行MBO，接着包括TCL、长虹、鄂尔多斯等企业纷纷试水。2002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公布的第一个关于MBO的政策规定。此后，国内上市公司掀起了大规模的MBO运动。
200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教授郎咸平掀起波澜：他将枪口对准了MBO——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进而引发了数十位知名学者参与“国资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论战。
2004年9月29日，国资委研究室在《人民日报》撰文一锤定音，时近三年的MBO戛然而止。很快，伊利的郑俊怀等改制企业高管锒铛入狱。而企业体制改革急先锋、正大青春宝董事长冯根生，也因为地方ZF单方面撕毁转让协议，面对《中外管理》愤愤不平。
2004年是个多事之秋。国企MBO未果的同时，几家大型民营企业也轰然坍塌，德隆、托普、科龙、健力宝全数败在了脆弱的资金链上。
此外在这一年，海信爆发“集体辞职”事件，沃尔玛拒建工会引发争议。此外，7月苏宁上市，也意味着家电连锁时代的来临。而12月8日，联想对IBM的PC业务的并购使得这一戏剧性达到高潮，也吹响了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的号角。
同在这年，《中外管理》创办首届“管理中国”总评选，管理由此开始独立成为衡量中国企业的标准与标杆。

2005:娱乐营销
“超级女生”，无疑是本年最热门的社会话题。而热闹的背后，仍是企业竞争的白热化。
2005年2月24日，湖南卫视与蒙牛乳业集团在长沙联合宣布共同推出“2005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年度赛事活动，随后，“超级女声”迅速席卷全国，3～4亿人收看直播，“酸酸乳”的销售迅速窜红，知名度暴涨。
蒙牛的成功立刻捧热了“娱乐营销”，其后一系列企业冠名的选秀活动纷纷亮相。
“创新”这个词在这一年空前火爆。新营销模式的成功更证明了它的魔力。这绝对不是个新词，但是在这一年被赋予了滚烫的热度。创新的范畴，不再限于产品、研发，更延展到管理、思维、商业模式，直至无所不在。每个企业谈及自己的文化时，必然谈到创新，所有的员工激励也都指向创新，甚至中国制造的出路，也必然由创新造就。凡此种种，创新概念本身在2005年被极大地创新了，甚至是被滥用了。
这一年注定属于营销。除了娱乐，还有危机。这年前半年，宝洁、雀巢、高露洁等国际品牌相继陷入产品丑闻的危机。而因“苏丹红”受伤的餐饮大鳄肯德基，却因迅捷得当的危机营销，而迅速稳住局面，保住了品牌形象，成为危机管理经典案例。
2005年，联想成功完成了对IBM个人电脑的收购业务。在这一年年末，现代管理学泰斗、彼得·杜拉克以95岁高龄与世长辞。人们在问：没有了杜拉克，谁来指引管理的未来？

2006:并购冲动
事实上，早在国内掀起并购热潮之前，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的并购已经在前一年发力：TCL收购汤姆逊彩电，李东生发誓18个月盈利，而事实上，18个月后TCL迎来的是全面亏损；6月，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转过年，掌门人李焜耀宣告收购失败；7月，海尔竞购美泰，一个月后无功而返；8月，怀揣10亿美元的华为因为“阻力”放弃收购英国马可尼；此时，上汽跟南汽正在为竞购另一家英国“没落贵族”罗孚而明争暗斗。
中国企业带着走出去的梦想欣然迈出国门，却怆然碰壁。在回顾并购失败的原因时，最多被提及的仍然是“管理”。
一系列海外并购案的失利，并没有影响国内企业竞相出售或购买企业。2006年，被各种排行搜罗的“并购大案”就有数十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凯雷收购徐工、国美并购永乐和大中、华为收购港湾。
凯雷收购徐工，半路杀出个向文波，一篇博客，让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从控股变成了参股。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结果是，企业家写博客成为了热点，中国企业家有了新的独立话语平台。
注定载入史册的，是这年9月，央行终于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走向有限制地浮动升值。从此，依赖出口而天下无敌的“中国制造”，头上升起第一片乌云。
在微观层面，6月媒体报道富士康“血汗工厂”内幕，引发社会剧烈反响。
这一年，《世界是平的》、《蓝海战略》、《长尾理论》称霸管理思想界。

2007:《劳动合同法》冲击波
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新法”颁布以来，关于它的影响力的讨论贯穿了整个2007和2008。声音几乎一边倒，焦点是新法将很大程度上加重企业的劳动成本，而未必能为员工谋得福利。来自企业的讨伐之声尤为严厉，很多外资企业主为此意欲迁出中国。
同年CPI的急速上涨、环保的力度增强，进一步加重了商界的怨气与焦虑，“成本”成为2007年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这种成本压力将在2008年年末的金融危机中爆发，大批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代工企业将倒闭。“中国制造”开始遭遇釜底抽薪的考验……
这一年，“国学热”从央视发起的“百家讲坛”，传到了企业管理上来。企业培训中，国学更成为热门课程。企业家乐于与文化学者一起谈经论道、说古论今，事实上是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总结管理智慧的深切渴求。
同年年初，娃哈哈和达能骤然爆发“口水战”，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引起各界强烈争论。无论结局如何，这种“灯下黑”的合资方式都不可能持久，必然带来双输的局面。
在奥运年前夕，中国企业界陷于空前激烈的奥运营销大战中。
改革开放即将走到它的而立之年，我们也将迎来一个非凡的2008。在兴奋之余，企业界弥漫着些许忐忑不安……

2008
雪灾
汶川
藏独
股灾
奥运
神七
毒奶
金融风暴……
严冬
我们在路上
……

1996:广告与价格战
这一年，是广告营销的狂欢。
两年前已经开始广告轰炸的三株在1996年获得了20亿的销售额，秦池因为前一年获得“标王”而知名度爆增，三九胃泰的广告已经矗立在了纽约曼哈顿广场。这一切让很多初闯市场的企业家“相信”：广告不仅是最有效的营销策略，也是最有效的成功策略。广告，成了一切。
1996年，“爱多VCD”投入450万推出了“好功夫”广告片，接着又投资8200万元中标央视天气预报后的五秒广告档。到年底，爱多VCD的产值就达到两亿元，1997年更是窜升至16亿元。同年，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广告，还有郑州亚细亚商场和“椰风挡不住”。然而，这种不切实际的草莽营销，将很快会显现它的恶果。
1996年另一场营销大战在彩电界上演。4月1日，国家将进口彩电关税下调12.5%，国产彩电业面临生死考验。长虹打响了价格战的第一枪，3月26日，倪润峰宣布将全国61个城市的彩电价格下调18％－30％，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其他国产彩电厂商的响应，全行业的降价行动随即展开。到年底，国产品牌彻底击溃了洋品牌占据了71％的中国市场。但是这种靠价格优势赢得市场优势的办法，虽然第一次让中国本土品牌扬眉吐气，但却可谓是饮鸩止渴的“惨胜”。几年后，全行业丧失造血机能、毫无核心技术的尴尬事实，让价格战的战果荡然无存——DVD专利费，成为日后“中国制造”无尽的痛。
1996年年底，曾任联想公关总经理的陈惠湘写了《联想为什么》，这是第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公司的商业书籍。同年，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英特尔总裁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从中关村到硅谷，IT产业开始变得炙手可热。这一年，在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网吧。

1997:反思“多元化”
1996年全国的营销大战，知名企业的多元化扩张，让很多人对“战略”这个词汇津津乐道。然而，不计后果的广告大战和不切实际的多元化，让前一年还是风光无限的几家企业，在1997年同时迎来了倒塌的厄运——巨人、三株、太阳神、亚细亚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如同炽热的火炉被抛入冰冷的江水，中国企业终于在多元化的热潮中冷静了下来。1997年，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悄然转轨，经过金融风暴洗礼的企业家们，也开始思考企业战略与企业的命运。这一年，整个中国管理学界，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专业化战略”与“多元化战略”的激烈争论中。
同时，成熟的企业对发展战略显然有更多的思考，1997年任正非仿照《香港基本法》，为其公司的战略方针编制了一部“华为基本法”。同年，海尔被美国《家电》杂志评选为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而张瑞敏在当年《中外管理》恳谈会上的演讲，“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代表了中国企业界的冷静反思与勇于进取，这句话也被广为传诵。
1997年，TCL的李东生与惠州市人民政府低调签订放权经营协议，转制成功后李东生的身价达到12亿元。这成为中国公有企业成功转制的经典案例。
1997年蕴藏着许多忧伤和欢喜，邓小平辞世、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到了年底，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两家互联网公司：网易、新浪先后成立。
在《激荡三十年》中，1997年被吴晓波视做另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代，同是这一年，冯小刚导演了他的第一部贺岁喜剧，在片尾，男演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1998:关注“人的价值”
1998年，《劳动法》已经实施了四年。在这四年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企业已经逐步成为用人主体，而劳动者与企业间的“双向选择”更加稳固。同时，人力流动开始突破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白领”都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地域寻求机会。6月，中央提出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确定了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市场化、流动性和资源的丰富，使企业更加关注“人”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正在兴起。
1998年的另一个热议话题是褚时健的失足，以及由此引发的“59现象”思考。事实上，在为褚时健痛心的同时，更多的争论是关于：企业家的价值到底该如何衡量？是“晚节不保”还是“逼良为娼”？随后，中国经济界前辈袁宝华中肯地指出：对此事件，“我们有责任”；《中外管理》总编杨沛霆深情地系列撰文——《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在反思激励机制改革的同时，也对企业家的人生抉择展开了讨论。后来的MBO热潮、国企年薪制，皆由此发端。
1998年，柯达开始了对中国胶片全行业并购，签订了著名的“98协议”，只留下乐凯这惟一一家民族旗帜。5年后，乐凯也红旗不保。从此，外资吞噬中国民族产业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去。
这一年，分销长虹30%产量的郑百文光环不在。次年公布的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该公司创下中国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亏损之最，资产负债率高达98%。从此，作为中国企业市场化先锋的中国家电业，不仅领袖长虹遭受重创，而且全行业销售模式出现重大转折，传统分销走向没落，家电连锁慢慢崛起。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在中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一年，手机开始流行，以及短信的出现。由此，人际沟通模式的性质与密度，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1999:企业需要“文化”
“信息高速公路”并非一条真正的公路。到了1999年，没有人再为这条公路到底通向哪里而疑惑，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信息爆炸”这个词多么令人惊叹和向往，人们被告知“知识经济”即将到来。
信息化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滋生了困扰。企业发现，员工的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对工作价值的判断也变得多元化。什么能让员工万众一心呢？“企业文化”，这个曾被当做咨询师口中的骗人把戏，开始被重新认识。
1999年，《中外管理》6月刊为“企业文化专刊”，汇聚了“官产学”三界人士，讨论企业文化的意义。而在前一年登上哈佛讲堂的张瑞敏，其演讲的题目正是：“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
事实上，1999年的“世纪末情绪”也引发了人们对价值观的思考。企业精神就是企业家个人价值观的体现，正在被广泛认同。企业家的个人魅力被空前重视。有别于以前，这一次，企业家魅力的“私人化”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年，胡润的中国富豪榜已经进行到第三年，这也成为推动企业家明星化的助力。而我们也会发现，在今后，当明星企业家们谈论他们的管理之道时，必然谈及他们的“文化”。
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这年在上海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它不仅瞬间开启了中国的论坛经济，更打开了一扇门，使得中国企业与全球顶级商业领袖有了切身的接触。中国企业国际化浪潮，在思想层面从此奠定，一发而不可收。
同在1999年，星巴克进入中国；陈天桥创立盛大；马化腾仿照ICQ推出了“OICQ”聊天工具；马云创建阿里巴巴，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进入百花齐放、群雄逐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