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名著重译的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从专业出版来看这个现象，一本名著能够出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以说一定是一个人类知识集大成的智慧传承的典范作品。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故事，无论是法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还是俄文的，它进入中国总是要找一个最合适讲故事的人，大家才愿意听，或者说听故事的人才能更大限度地还原和感知故事本身。那么，一个名著的译者很可能是在相关领域里有一定专业研究和学术地位的人，他翻译出来的译本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这个又并不是绝对的。

　　翻译和写作在不侵犯知识产权和版权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行为。因为读者也有层级之分，普通的、成熟的、专业的甚至学术的，他们在不断地成长，也在不断地筛选、比较，讨论译本的好坏，是否超过原有译本的学术水准等，这都不是太难的事。就跟一支贝多芬钢琴曲一样，家里有钢琴的都可以弹，但有没有可能进行表演，甚至是售票开音乐会，这个市场及读者都是有鉴赏能力的。我们无须担心译本是否有过多版本，实际上，大部分重译的书是不存在的，或者站不住脚的，因为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都在不断地做这种淘汰的工作。就像现在大家说网络写作的人很多，挣钱的也很多，但是把成名的和不成名的比例进行对比，就发现在这种学术工作尤其是有难度的著作翻译上，不仅是你站出去吆喝一句五百元千字就能完成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能否靠译书站得住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名家的译本是跟出版社有合约的，出版社可以重印；但有些没有版权的作品，只能采取重译的方法出版，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出版社为了出版而出版，其本身的想法并不是将作品译得更好，而是为其贴上“新译本”的标签。这种现象在如今的翻译出版界普遍存在，造成译本水平极其粗糙。这是我们反对经典重译的一个现实考虑。

　　而能够像这样译出比名家名译更好的作品，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但你要知道，超过名译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翻译家倾其一生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更何况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要挑选这样一个译者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到底，如果你的水平能够超过前人，当然欢迎，否则粗制滥造的翻译就没有必要了。

   经典的作品中国老的前辈也翻译得差不多了，现在老教授也没时间去重译，多半是一帮学生去弄，七弄八弄的，水平参差不齐。又何必浪费时间去做重译工作？在今天，翻译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时代，但质量的下降也是众所周知，错漏百出、不忍卒读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在找到一本没有太大问题的翻译书籍很难。我们的翻译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不追求质量。不论是译者还是出版者，都有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阅读普遍浮躁的时代，年轻人们更多习惯于屏幕前的阅读，对于经典的兴趣相对较少，谁还去关注那些几百年的经典呢？谁还会专门拿出时间去下工夫读那些大部头呢？

    经典市场饱和，翻译难有新突破，依然不妨碍经典被反复重译。但我们发现，许多新的、世界前沿的著作，却不一定被及时翻译引进。经典往往是最朴实的道理、最基本的原理，是开放性的；翻译和出版经典，当然有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今天新的著作和研究，会显得零散而具体，我们的先人早已经把大道理都说完了，后来的人，很少有开创性的，大多都是在经典的基础上不断地重新论证、重新表达，或者在局部的问题上更加深入。尽管新作很少有经典那种奠基式的作品，但依旧应该多翻译，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离得更近，更具有指导意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经典中的基本理论，其实早已经融入到了现代理论之中，如《国富论》这样的书籍，它论述的是基本的原理，是最基础、最质朴的东西，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离开这些理论，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还是更进一步延伸，都和这些理论有关。你很难完全抛开这些基本的东西去研究，因为那意味着否定了经济学本身的存在。所以，从发展的意义而言，译旧显然不如译新。那些新的研究、新的著作，更需要翻译的支持，它们是从经典中来说，同时也和现实直接相关，我们已经有了经典，但现在我们缺乏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