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投资亏损的实证

传统行业的电解铝、水泥、钢铁、煤炭、原油、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这些行业面临着价格大幅持续下滑、经营亏损、债务支付困难的局面。

夏斌有企业效益减少的论证：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投资亏损是个别的，还是普遍性的？造成投资亏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稍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投资亏损极其普遍的，它不是某一个体的偶然性的亏损，也不是由于企业家动物性冲动造成的决策失误，该情形已经出现了近300年了，它就是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经济周期现象。

有人讲，不对，投资亏损只是个别现象，因为生产永远不会过剩，过剩是因为生产错误，也即生产了人们不需要的多余产品。

果真如此吗？现在全国各地遍布鬼城空城，高层三令五申要房地产去库存，也就是过剩了，但很多城市打工仔、白领还是蜗居在地下室、群居、或者外环以外。钢铁、煤炭、原油品质没有什么变化，07年飞上天，15年跌入地。正如猪周期一样，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它们还会飞起来。

2015年11月18日，吴敬琏在新京报撰文“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他认为，“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具体处方是，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而成系统性风险。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第七，努力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无效占用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

按照这种理解，新技术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提高了个体竞争力，抢占了过剩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剩企业非常多，按他们的观点，这是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要让其破产，那么剩下的都是好的企业了，但他们之间要继续竞争利润，末位淘汰，又会出现一批僵尸企业，直至最后一家，没有了额外的市场份额可占，它的收入还不上贷款，也破产了，整个社会生产陷入一片死寂。

马云的网上淘宝让线下的实体店亏损，专车让传统的出租车亏损，但如果只剩下马云一家呢？

这就是说，自由放任的斯密式经济最后的均衡状态为零状态，大萧条已经宣告了它的失败。

二、宏观投资亏损的理论证明

2015年11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就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重点阐述和权威解读。他指出：“从贸易或者从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我国的经济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产能是面向外需的，面向出口的，我们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世界市场，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在去债务。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所以我国一部分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我们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所以说从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变化了。”

显然，杨伟民的讲话指出了实证后面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由顺差拉动和债务拉动，归根结底是债务拉动。这验证了新宏观主义的一贯理念。

要从理论上证明宏观投资亏损，需要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货币性质进行重新梳理。

自然经济中，一个地主雇佣一百个长工生产粮食，另一个地主雇佣一百个长工生产衣服，在生产过程中，地主发工分记录工时，年底结算，长工们有的领到粮食，有的领到衣服，彼此有多余的，相互交换，地主剩余无多，基本满足自身需要，简单再生产年复一年。
   后来，不但要求粮食、衣服、还要车子、住房、通讯，更要精美的食物、时尚的衣服、快速的交通、宽大漂亮的住房、迅捷的通讯，于是产业内部的中间加工产生了，分工与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巨变，金银货币满足不了需求，生产者出具各自的借据或欠条来交换，但这需要加以甄别信用度，交易成本巨大，于是大家商议，由一家出具，大家都从它这里借。这就是央行，商品经济形成了。
   问题出现了，原来自己出具的借据，希望持有人不来兑换，或者有贬损；而现在，借用别人的借条，需要还本付息，因此，希望能保值增值。于是生产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不但要生产的更多，而且要收回更多的借据。

从货币角度讲，自然经济的金银货币为物权货币，也就是它源自金银采掘业，一般商品业主与之交换后，互不相欠，没有债务遗留。自然经济中也有债务货币，亦即纸币，但这里的纸币是私人借据，不是借用的社会借据，也就是说，货币是内生的，而商品经济中的货币是私人借用央行开具的社会借据，需要还本付息，是外生的，它产生了系统性的债务，货币由中性转化为债务性。
   这导致了商品经济的生产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收获更多的实物财富，也就是实物利润不同，商品经济的目的是货币利润，因为企业主负有债务，需要还本付息。
   自然经济的生产公式可以写成：实物——加工增值——实物利润；而商品经济的生产公式则是：货币——实物——加工增值——实物利润——货币利润。前者实际只有一个实物循环，货币仅为交换媒介；后者有实物循环，并增加了货币循环，而且货币循环引导决定了实物循环。

商品交换复杂多样，为了简化分析，新宏观将交换划分为一类消费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二类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间。这就是相当于工人用工资购买自己的产出物，然后工人之间进行交换。显然，第一类交换需要的是比例适当，而第二类交换受到的约束是价值增值。

自然经济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没有明显的划分，地主将实物利润或库存视为财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一样，都是最终需求。交换主要为第一类交换，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其比例，也就是所谓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成立。

而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基础货币来自央行借贷，投资需求的目的是还本付息，因此它要保值增值，而它的交换对象是消费需求，即不但要求通过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产品，也就是实物利润，更要将该实物利润变现。但是，由于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是投资需求的一部分，要让其实现利润，是不可能的，除非侵占其它的市场份额，或者本系统增加价值补偿。

《新宏观主义》运用产业树模型和乘数理论（75页），首次推导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占比为5/2，非常吻合美国的实证数据，同时，得出中国消费占比低的原因是产业利润率高于美国。

它表明，顶级企业从央行贷款后，购买机器、中间加工品、劳动力，并逐级向后下订单，该货币最终被分解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是唯一的最终需求，它小于顶级企业的央行贷款，故宏观投资必然亏损。

三、       混乱的药方

由于该亏损，导致顶级企业无法继续生产，后面的加工级企业无法获得订单，继续扩大生产则是死路一条，于是，这些加工级产业利润成为过剩资本，溢出实体，炒作资产泡沫，而实体经济投资衰减，也就是流动性陷阱。

如果，央行继续借贷，或者量化宽松购买政府债务，那么势必形成货币的粗放发行，因为有中间加工级的过剩资本漏出，而这些资本制造的资产泡沫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形成滞胀。

如果，消费者向过剩资本借贷，那么经多次产业循环，将形成次贷危机。

如果，顶级企业向过剩资本借贷，则形成企业债务。

由此，我们发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为了消除流动性陷阱，也即是死寂状态而让政府强行投资，当然不能改变投资必然亏损的命运。

也即产能过剩、债务危机、滞胀并发症。

但凯恩斯的实践表明：投资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投资，就没有消费需求，没有消费需求，社会生产就是零状态；它还表明，投资是不充分的，需要对亏损进行价值补偿。

因此，药方不是禁止投资，也不是扩大投资，而是要对投资进行价值补偿。

吴敬琏称，提高效率已经提了整整二十年，至今没有取得突出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答案就是要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

实际上，吴老欲言又止的高深状，是想表明，当前的简政放权、税制改革不是根本目的，真正的供给主义是掀起撒切尔——里根式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浪潮，不便明说，只能忸怩作态罢了，但加强党的领导的国企改革可能让其大失所望。

暂且不提这些经济背后的政治企图，但就私有化而言，它难道就是摆脱经济困境的万能药方？

回顾美国的经济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供给主义曾带来短暂的高潮，但随即跌入严重的衰退，并留下了天文的赤字。互联网革命是在债务与物价水平下降后才发生的，而技术早已存在。英国的私有化也并没有让英国重温日不落的荣耀。

令人吊诡的的是，吴敬琏、余永定、周天勇等主张供给主义的经济学大佬，一方面坚称供给主义是灵丹妙药，绝对有疗效，经济会恢复均衡，极力排斥其它异端学说；另一方面却又主张用财政赤字保证系统不发生危机，这不是既骂凯恩斯主义，又实际在用凯恩斯主义吗？

他们的论点是，近年来能用的需求政策都用了，但现在效果在递减，因此，需求失效，供给有效。这实际是犯了形而上学的幼稚病，投资需求是必要非充分的，完全否定，意味着将必要条件扔了。

当然，也有清醒者，韦森认为，不能说降息降准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失效，没有它，形势可能更差。而真正的宏观货币政策转向恰恰是在2013年钱荒之后。

伯南克说，大萧条是经济研究的圣杯，而在中国，经济周期、萧条是一种例外，是短期可以忽略的，不足挂齿的，均衡的教科书才是经济智囊们的最爱。

正如，他们的名言，过剩是生产错误，让这些僵尸企业倒闭即可，话说的非常轻巧，毕竟，跳楼、跑路、失业和他们无关，然经济失败是可以让他们负责的，毕竟，政治家只是某个经济学思想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