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提要：中国现在又一次陷入一种国际张力状态。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接受国际体系、谨行国际规则，才能真正融入世界，作别自闭的“天下秩序”观。此话题来自10月中，共识传媒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日中有识之士的对话，主题为：“中国现状与课题”。参与对话的学者有：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刘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经济学家华生。
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到了近代都走向陨落。历史上，这四个国家都曾有过长时期的农耕经济，也都与流域有关。
上述几个古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资源被破坏了。这些古文明衰亡的教训表明，某一区域的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文明则是该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的时空状态。在该复合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而文明则是某一文化对地域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当支撑某一文明的生态环境发展变迁，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与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适应新的生态环境。随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文明得以延续与发展。反之，当原有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并缺乏进步与更新的动力时，变化了的生态环境已经支撑不了这一区域文明的时候，文明便衰亡了。换言之，古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古文明消失的教训值得人类对长期以来沿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今天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因此，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看，人类只有彻底摒弃以破坏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传统经济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社会，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陈雪洁：《从自然生态环境看古文明兴衰》）这是一个方面。
此外，陈嘉映先生认为：中国比较早的时候的文化比较一般是用。“夷夏之辨”这样的说法来进行的，什么是华夏文化，什么是蛮夷。 某种意义上蛮夷就是没文化，华夏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用华夏去化蛮夷。 一般说起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中国人都没有怀疑。认为中华文明、华夏文化是文化，是最高的文化，最好的文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是想当然的事情。所以，乾隆皇帝对马嘎尔尼说：“泱泱大国，天下敬仰，万方朝拜，无所不有”。这在乾隆看来，是大清国体的昌盛之本。即使是到了八国联军把八旗子弟打得屁滚尿流，也还是撑着脸皮大喊：“差的只是器物”。西方则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希腊人也跟中国的古人一样，把自己看做是文明人，把周边的民族看作是barbarians（野蛮人）。 但是希罗多德，他在《历史》，也叫《希波战争史》这本书里头也说到希腊的文明、文化是最好的，但是他这个最好很大程度上是在跟别的文化比较了之后得出的。 这跟中国有点不一样，我刚才讲了中国入不是在比较了之后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而根本就是把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当做不言自明的（当然这种心态和看法，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是强烈地改变了）。
17世纪开始，西方已经开始迈入近代国际社会，英国作为第一个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夏尔尼访华想要和中国通商，但后来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主要的争端是为了一件事情。 按照天朝的规矩，马嘎尔尼见到乾隆要双膝跪拜，但他没有这个习惯．他作为英王的代表也不能向外国的国王下跪，没有这个道理。表面上，为了这个细节双方反复地争论，最后马嘎尔尼回去了。实际上，乾隆认为他很得体的达到了闭关锁国的目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失去了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最后机会。所以，有人认为封闭的农耕经济文化是国家落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无道理。
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的“出亚入欧”与中国的“东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乾隆对英王赠送的四轮马车嗤之以鼻，此后慈禧对李鸿章搞来的火车斥之“不成体统”的原由与乾隆的愚昧如出一辙：天子天母不能坐后面，即使车马出行，大清的马车夫也是要在下面走的。全然不想英王的炫耀：“轮子上的弹簧钢板世界一流”。所以，这个谈不拢的故事只能用“关公战秦琼”做结论。东西文化中的“世界观”就是对不上茬。
可见，任剑涛先生所言极是：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人有自己的国家观，也有自己的国际观，但唯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中国人的自我定位有密切关系，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国人对自己的定位里，暗含了文化的自恋、政治的自负和经济的自我赞许，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了。
许悼云对中国文化讲过一句好玩的话，他说中国文化有三原色，一个是亲缘团体，一个是精耕细作，还有一个文官制度，这是中国三大特色。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全世界的文明中惟一一支没有中断的文明，西方文明的蜕变比中国文明是明显一点，促是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它通过蜕变来保持文明的延续发展，我认为这也和西方游牧经济的开放性有点关系。现在的欧盟，你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差不多就像上下班打个卡那么方便，何况人们相互了解呢？我想，这一点从大陆游客到外国旅游多不受待见来看，也是一个佐证：泱泱大国之小民没有“入乡随俗”的世界观 。
最后，中国独有的士大夫政治文化造就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纯知性的追求。正如陈嘉映所言：西方从占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 有很多例子。 比如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的传说，讲罗马人攻占叙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画一个圆，罗马土兵打进来的时候，他护住沙盘，说：“不要动我的刚”这个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腊传统中才会有，在西方传统中才会有。中国的李时珍、徐霞客或者蔡伦没有牛顿那样的官方认可（皇家科学院院士），终了不过是一介草民。这在体制上无疑就造成了自然科学人才只能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下生长。别说世界观了，一听“蛮夷”就头痛的大清王朝压根就不想与洋人来往。当然，现在人们都知道要融入世界的道理。但是当我们沉湎在国学的意境中孤芳自赏时，总也要时不时醒来环顾一下身边的世界才好，且不说懂规矩，之少也要晓得一些“入世随俗” 的道理不是吗？总不能象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左右环顾不知所措那样“开拓市场”是吧？
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 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 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超，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 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 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作为人家的理论的一个例证。我的一位老师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49年鼎革之后就没有再接触过经济学，只是到了改革开放10年折后，才猛然发现：“斯人竟会日语！”。此后回想起当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这件事，才猛然开窍：马未都讲，“历史只有一个残存的道理。”这等文化哪里会有什么可值得赞许的世界观！所以在国学的推崇中要有点自省的精神，只有这样中国真正才能融入世界，毕竟世界是多样的，精彩的，并且与中国的“家规”有所不同。
啰嗦半天无非是想引出真经来，高见还看所附的任先生高论。列位不妨也想一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道理。
附：
任剑涛：中国的国际认知（节选）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1118130603.html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认知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结构性变化。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人有自己的国家观，也有自己的国际观，但唯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中国人的自我定位有密切关系，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国人对自己的定位里，暗含了文化的自恋、政治的自负和经济的自我赞许，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了。就拿国家的地理位置来说，从“中国”这个自我称谓，就可以看得出这种骄傲——我们是中央帝国，其他国家都是周边国家。其实，这是古代中国人在地理上的一种误会。但这种误会导致中国人在建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上的一系列自恋情结，由此塑就中国人自认的文化领先全球的辉煌意识，因而自称是中华帝国。
如果说中国人这样的两重自我认知仅仅是对自己的定位，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小视，那么并不妨碍中国的长期发展。因为，每一个民族为了提高自己民族的凝聚力，都会有自恋的倾向。我想，大和民族同样会有这样的自恋倾向。但麻烦的是，当中国以这样的地理定位和文化定位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古代时期，就会带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优越感，这从中国建立的源远流长的“朝贡体系”可以获知。
在朝贡体系中，中国人位于天下体系的中心位置，居于世界中心。由于自认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因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就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制度在西周的“五服”建制中成熟。那时我们就构想了以五百里为一个圈层，逐渐再以五百里向外扩大一个圈层，最终形成两千五百里范围的朝贡国际体系。今天看来，这个体系实际上是某种虚构的产物。譬如说在朝贡体系里，圈层最紧密的有越南、朝鲜等国。在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这一朝贡体系中，日本也是核心成员之一。但是根据朝贡史的研究，真正对中国古代帝王政权朝贡的，朝鲜是定期的，关系比较紧密，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也比较明确。越南也有不定期的朝贡。本来在这个朝贡体系里日本是一年一贡的，但是日本几乎没有贡。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坚信自己的朝贡体系对它整合天下秩序所具有的效用。直到西方人建立了世界体系，也就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它们以现代市场拓展、土地征服和民主政治逐渐建立而构成的这个现代世界，成为摧毁天下体系的一个强有力的新体系。中国人对这个新体系感到十分陌生。我们完全无法接受一个建立在非道德基础上的、以所谓物质文明为奠基，以军事文明作为力量支撑，以现代的个体化道德作为后盾这样一个崭新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人而言完全是一个异己体系。
天下体系和世界体系的接触是以悲剧开始的。两个世界的接触，本来是以贸易以及双方的相互羡慕为起点的。比如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富庶，财富的积累，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印象极为深刻，十分羡慕。所以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像伏尔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是极为赞赏。但问题在于，天下体系和世界体系遭遇的时候，两个体系所秉行的接触规则是大不一样的，这就必然导致很大冲突。中国人的优越感，一直维持到十八世纪末。1792年，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皇帝还认为他只不过是来自于英吉利的“海夷”(海上来的野蛮人)，到中国来是朝贡的。因而两国人士之间发生诸多分歧，为英使如何下跪，便商讨了漫长的时间。马戛尔尼这样一个事件表明，开始英使试图促成两个世界的和平通商，但是中国因为自己的政治尊严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好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悲剧事件。中英的贸易仍然在持续。最初的贸易，中国输出茶叶、香料、丝绸等等，中国这些特产让英国人迷醉，结果让他们在全世界掠夺的黄金白银哗哗地流向了东方。于是英国人想方设法把贸易逆差变为顺差，鸦片贸易的大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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