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艰苦历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从2004年起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这一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经济在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改革的经验也对主流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使经济学家们不可理解，因为无法用主流的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今天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和难题，人们更多的是求助于主流的经济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重大。本文仅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如何干预经济的思想的比较，提出一个有利于中国国情的国家重大战略工具---消费信用。
一、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描述的生产、流通、分配、交换过程是商品-货币-含剩余价值的货币的过程，从货币到增值的货币必须经过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来完成，剩余价值是核心。当剩余价值不能实现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便会出现问题。要彻底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必须通过生产解决问题。也就是劳动非常重要，劳动创造价值，需求需要通过劳动去解决。
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体现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预期收益和市场价格）和利息率（货币的数量和流动性偏好）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保证投资和消费达到一种充分就业和资源的最合理配置，所以经济危机和失业同样不可避免。
抛开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通论》所要揭示的目的不论，凯恩斯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矛盾的认识是一致的。马克思的表述为生产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则表述为投资不等于储蓄，总需求不等于总供给带来的危机和失业。
马克思和凯恩斯提出了几乎有共同特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和主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有计划配置资源财富；凯恩斯主张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国家干预，调节收入分配和促使食利者阶层消亡，限制资本所得以及投资社会化。相比之下，马克思解决资本主义危机更具有革命性和彻底性，而凯恩斯则是在马克思《资本论》诞生的90年后，为解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的经济政策，以防止资本主义出现马克思的伟大预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什么还会出现经济失调和经济周期？
以通货膨胀（滞涨）和供需失调为特征经济周期性，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仅不能消灭，反而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最大顽症呢？
马克思指出，货币的使用使得把W-G-W（W—商品，G—货币，G’—含有劳动价值的货币）的过程分成两个对立阶段：W-G（卖）和G-W（买）。卖者在用商品交换到的货币以后不一定同时同地用所得来购买商品，因此就存在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由于剩余价值规律，W-G-W和G-W-G’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不均衡、预示着更大的危机。所以货币的出现使得简单的商品货币交换就存在危机和泡沫，包含劳动剩余价值的商品货币交换会更有更大的泡沫和危机。
凯恩斯认为，从货币到商品到货币过程必然经过一个流通过程，正是人们所有的生产没有全部消费（由于消费倾向）而出现了失业和经济危机。因而提出了国家必须直接投资，使社会的总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而货币是国家唯一可以掌握和使用的工具。
既然商品货币从买卖开始就潜伏着危机，正是因为货币具有的特性，也导致了人（社会人）用商品或劳动交换取得的货币并不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购买其它商品，所以只要货币存在、买卖存在就必然伴随着经济的不均衡。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马克思之所以把从商品到货币描述为“惊险的跳跃”，对货币这种不足和劣根性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正如著名的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断被货币所控制，而且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货币，不愿意失去货币，在思考货币的时候会失去理性，货币会更加缺乏效率，所以有很多不同流派的观点，包括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被兜售给大家，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准的准则。他主要的论点就是少其为多，或者换句话说，劣质的货币比优质的货币好得多，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条劣币驱逐良币。而后者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讲，市场经济更多的是货币经济，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离不开货币本身。今天，当我们按照凯恩斯主义不断地通过调控货币数量和利率仍然达不到我们的宏观调控目的的时候，就不能不重新怀疑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工具---现行货币工具的有效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用什么工具对经济进行干预？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货币从诞生那天起，扩大了商品交换，对人类的进步起了重大作用，但一刻也没有改变它隔离交换各方、使买卖双方脱节的本性。如果说简单的交换和社会分工，货币的这种缺陷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今天是一个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交换更加频繁、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家要干预经济活动，使用的工具仍然停留在现在的货币政策和利率工具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能否思考，是否是货币出了问题？
因为货币的不足和缺陷带来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比比皆是，这里仅仅举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例子。
1996年5月初到1999年底，中央银行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由1996年初的12.6%下调到1999年的5%左右，七次降息，降幅达50%，但实践的结果表明，利率对投资需求的刺激、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都不明显，对提高企业的效益作用也不明显。
2004年10月开始，央行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均0.27%；2005年03月提高了住房贷款利率；2006年04月28日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调0.27%；2006年8月调升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各0.27％；2007年3月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我们期待通过调控货币数量和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或流动性过剩，更期望调控过高的房价和过热的经济，且不论货币本身的缺陷，单就调控时机的选择就需要很高的艺术性。
国家每年要有大量的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和事业性行政拨款，如何能将拨款落实到位、节约成本，减少层层截流带来的浪费和决策失误，国家想了很多办法，效果都不是很明显。这样重大问题为何屡屡不见成效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本身的缺陷和信息的不真实。但我们很少思考是否是支付工具----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货币出了问题。
……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理想的货币”？
我们仍然依据马克思关于商品和货币的交换规律来分析。买卖是一对矛盾，经济社会中这种买卖关系本身就是对立的、隔离了商品交换的各方，造成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初始状态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的缺失是所有危机和矛盾的“原罪”。全社会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消费过程也是“各管一段”而相互脱节，各个过程也是通过货币为媒介作为联系，当货币本身有着不可逾越的缺陷的时候，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完全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没有信用的系统。
所以理想货币的标准是信息对称和是否建立信用。商品和货币交换的出发点是人的消费需求，现在普遍使用的纸币仍然是买卖关系的产物，都没有形成有效的信用，生产过剩还是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危机都要通过建立新的“信用”才能得以解决。具体办法是：先把消费者（人的需求）作为一个商品、货币以外独立的要素来考虑，商品、货币两个要素变成消费、商品、货币三个要素，从商品到货币买卖过程变成从消费开始、商品、货币三个要素交换形成信用的过程。以此形成的数据（定义为“消费信用”）就是本文要表达的“理想货币”，因为，这种“消费信用”既解决了初始状态的信息不对称，把买卖的二元的交换变成了三元的闭合信用过程。
在这样一个“消费信用”体系内，与货币、商品同样重要的要素是消费，比利率调控工具更有效的工具是“消费信用”。国家利用“消费资源”建立新的“消费信用”货币体系，通过调节“消费信用资源”可以实现生产和消费均衡、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分配上公正和平等。
四、如何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建立国家“消费信用”？
跳出消费者、商品、货币三个元素，定义了一个反映商品、货币和消费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闭合的、完全崭新的财富基本单元---“消费信用”。
这个“消费信用”之所以是理想货币的原因是，它既能分离出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消费倾向、货币流动和信息传递效率，也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符合马克思、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程造成失业和危机内在机理分析。从基础闭合开始解决起点上不出现危机，进而依据准确信用数据形成的更有效的工具解决继续循环和实现均衡的。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在不均衡的时候通过一种更有效的工具来努力实现均衡，这就是国家“消费信用”的微观基础。
国家“消费信用”的特点是：消费有信用、消费有利息和消费信息化。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里仅仅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和中国崛起为目的来说明其含义：
消费有信用是指拥有多少货币（美元）和商品（资源资）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强盛，拥有“消费资源”的多少和拥有多少美元、有多少国土、矿产、能源等资源是等价的。这显然大大超出了人类目前的常规思维。这还不够，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消费资源”的优势，同时它又是调控资源、美元和消费资源的规则制定者，这个国家绝对是超级大国！
消费有利息是指“消费资源”不仅等价美元（货币），而且决定着现在货币（美元）的流动的方向和货币能否增值，更不可思议的是，“消费资源”竟然决定着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和汇率标准！
消费信息化是指在“消费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拥有这样一个规则是符合人类目前生产力的水平-----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是符合世界未来的潮流！
这样一个变革是否是一个“乌托邦”？
如何实现既不改变现有的体系，又能完成建立国家“消费信用”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信息化。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找到很多种完全崭新的方法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方法体系高度概括为“信息消费”经济理论和方法。
为了清楚说明其中的一种手段，这里仅以“国家消费资源管理机构”（简称CIC）作为国家颁发“信用身份”户口的法定机构，看看如何通过不改变现行的货币体系，建立起整个国家“消费信用”新的体系。
1、CIC向辖区内的个人颁发“信用身份”，并给每个工商企业、商业银行分配一个新的账户科目（信用户口）。取得“信用身份”的消费者可以获得一种仍然采用原有的银行卡、现金消费，但只要申请了信用身份的消费者，CIC负责“记录信用和并给予消费者消费利息的（如6个月的）”。
2、CIC指定一家或多家商业银行，作为消费信用结算银行。这个结算银行是为了给每个消费“信用身份”建立一个对应的银行科目“本息分离的信用账户”科目，以便能结算消费利息。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信用账户”不是消费者的买方账户（如消费者现有的存折、银行卡或信用卡），而是一个“本金和利息分离”的、与消费对应的信用账户。
3、CIC在一家银行开设专用公司账户。消费者原来正常的消费后，没有“信用和利息”，现在因为由CIC“垫付了商家货款”而使消费者有了6个月（也可以是3个月）消费定期利息。需要说明的是，CIC这里只是一个“科目的作用”，不是一个必须设立的机构。CIC垫付只是在开始消费信用系统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又不改变整个社会现有的模式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但CIC并没有任何风险，因为“垫付”和“消费”是同步进行的，CIC在银行的账户存款由“死水”变成了“活水”。
4、CIC在技术完全可以依托现有的金融结算系统完成技术上的对接，当然也可以独立地再步设一个新“消费信用”网络”。这里强调的是后台数据库是核心的核心，对于消费前端，完全可以通过将现有网络升级、或者把政府信息化集中等多种办法来实现，老百姓完全使用现有的各国的货币（现金消费或银行卡）消费，而不是使用“信用户口”来消费。
5、工商企业和商业银行的信用系统是在消费者消费数据加工而取得的，这些数据信息构成了国家信用中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关于如何通过消费数据来提炼出所有企业和银行的信用涉及很多数据挖掘技术，在此略去不论）
需要指出，扮演CIC的角色可以各级政府任意各部门，也可以是中央各部门，也可以应用在国防军事部门，“消费信用”数据库并不需要全国全部集中或全世界集中，可以县、市为单位开发使用，也可以国家为单位开发使用。我国只需要把国家层面的最要害的要素集中在中央，在条件成熟时（当消费信用数据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和国防力量的时候），再进行整体布局。
特别指出，这样一个符合全社会各个利益都多赢的、但也不会改变世界各国传统货币体系数据系统是多方互相验证而达到真实的。其中各个经济活动主体的和政府并没有改变，等于用一种“无形”的机制把关系重新梳理了一下。
可以看出，这种创新的信息化方法是通过目前的经济活动来实现的，更多的采用了市场的手段而非行政干预，是一个“不知不觉”的革命！当然，国家如果认识到是国家战略力量的时候，可以通过国家意志强制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信用体系的高度还是对数据的处理上同现行的货币体系、统计体系具有本质的不同。美元体系是被动的式的、数据是人为的结果，而通过“正常经济”建立信用则是自然的，数据是经过多方验证的行为痕迹。
进一步讲，就是国家实施“信用户口”制度，这个“信用户口”完全不同于现在的身份证制度，也有别于现在人民银行的“人民币体系”。是建立在企业、银行和消费者三者之上、又能保证企业、银行和消费者全社会多赢的、由国家统一掌握的“消费信用”资源库。
再进一步讲，如果是在全球范围，我国如果掌握了全球的“消费信用”数据库，我国就掌握了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的“轨迹”，通过轨迹分析掌握对手国的军事行动和国家情报。举两个例子：
当前中美之间的焦点问题，关于军费比例问题的争论。如果我们的货币体系（消费信用体系）根本不在现在全世界的美元体系内，在美国看来，我们的军费开支是1000亿美元，实际上我们把大部分军费只有通过“消费信用”货币才能反映出来，而且通过民用市场方式体现为非军事商品的时候，这种争论就没有了！
中国的非洲战略是物质援助，现在我们掌握了发展中国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消费资源）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已经认识到，在“消费信用”货币体系内，它和美元是等价的时候，中国的非洲战略并不需要通过“美元”援助来实现。
………
五、建立“消费信用”库对我国经济崛起的巨大作用
国家“消费信用库”的本质是信用货币，它克服了现有货币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的缺失，是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理想货币”、全新的国家财政金融调控工具。从传统货币（纸币）上升到“消费信用”货币是战略性的、质的飞跃：
1、 消费是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与货币、资源等价的要素；
我国在科技方面在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世界，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许多规则和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消费信用”货币库使国家垄断了消费资源和市场（现在是跨国公司和发达垄断着我国和世界的消费市场和资源），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国家掌握了比资本还重要的经济要素—“消费信用”资源，这对我国拥有13亿人口的消费大国非常重要。西方强国打的科技牌和资本牌，中国崛起要团结发展中国家打消费牌和市场牌。
2、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货币金融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首先采用凯恩斯主义克服了经济危机，并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关税壁垒也垄断在美国手里，并主导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元统一货币和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强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中国要有自己的东西，信用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近代中国金融的基础，从消费到信用，用“消费信用”建立信息化时代新的货币金融体系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
3、建立国家信用体系是解决当前和今后挑战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种种挑战，归根到底是信用缺失和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的遵循别人的标准和规则。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特殊性，因而就不可能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和调控手段达到预期的效果。信用调控是一种对商品、货币和消费的综合调控，也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资源的调控。从单一货币调控体系上升到信用调控有可能从全局上根本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如果一国掌握了未来新货币的制定规则，而这种新规则完全不破坏旧货币规则的时候，我们尽情地想象对中国崛起的巨大作用都不算过分！

建议国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实施这一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