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不是什么例外，中国经济的走向其实也就是深圳的走向，未来发展的核心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蔡昉指出，今年我们遭遇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接下来可以说我们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这些年最困难的一次经济冲击。在这场冲击面前，我们的发展方式面临着三大转变。

    “深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缩影，也就是说在深圳身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表现最充分，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也是最成功的。” 蔡昉指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把过分依赖第二产业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第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将出口、投资、消费三者互相协调上来，第三是把依赖物质的投入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上。

“这三个转变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三方面看，深圳比较典型。”蔡昉认为，首先，中国的制造业中心等于是说在深圳及其周边，深圳第二产业高度发达；第二，深圳产业是高度外向型的产业；与此同时，深圳的制造业很大程度上依靠物质和劳动力的投入。

    蔡昉认为，无论从地域还是从部门来说，深圳都试验起步早，经济发展水平高，因此对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深圳有条件率先尝试，先走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深圳作为一个案例来观察，可以为全国其他地区做出一些成功的示范。”

深圳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期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蔡昉认为，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发展方式成本低廉，带来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增长了地方财政，增长了GDP，也增加了就业者收入，并且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在当时的发展阶段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确实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蔡昉称，深圳已经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期，同时，受到今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深圳而言，这个挑战就显得更加剧烈。

    “从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外国人的需求已经不行了，今明年国外大规模地减少订货已成定局，而且未来什么时候能恢复也并不知道，恢复后是不是会出现重新洗牌的局面，现在也并不可知。此外，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也发现，很多企业处于具有竞争力和没有竞争力的边缘，一有风吹草动，这批企业首先就倒掉了，而这些企业吸纳了就业，这些企业总是处于倒与不倒的边缘，其所影响到的就业人口也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不仅如此，蔡昉认为，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上看，我们的产品质量、等级、品牌还远远不够，同样是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样面对国际市场相对需求减少，德国制造业受到的影响就很小，这正是因为德国的产品属于高质产品，内涵的技术、工艺水平高。“因此，金融危机将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长期转变趋势和压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体现出来了。”

深圳应将低端产业转移出去

多年来，广东省多项经济指标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然而，在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广东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难题,如人均发展水平落后、区域发展不协调、环境资源压力加剧、土地瓶颈制约突出、社会管理压力加大及人口结构素质不够优化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省委、省政府果断推出了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决定用500亿元左右的资金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以破解科学发展难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蔡昉表示，深圳发展水平比较高，发展阶段比较超前，更加具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条件。

“直接来看，深圳应该把一些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双转移虽然有争议，但我认为思路是正确的。”蔡昉称，在国际上，有雁阵理论，发达国家在最初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世界区域的制造业中心，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就会升级到更高端的产品，将原来劳动密集型产品让位给后起的国家，一级一级形成一个雁阵的模式。在国际上表现出来，雁阵模式从英国、美国到日本，到亚洲四小龙。更近一些的区域，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亚洲五小虎、到中国沿海地区。

“这种趋势是规律性的，发达了很自然就会将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中国地域庞大，人口众多，雁阵模式同样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实现，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制造业的出口水平恰恰形成了类似雁阵的几个级别，最沿海一层，到次沿海一层，再到中部地区，到中国大部分地区，最后到达西部。”

实现双转移不仅仅是把产业推出去

    “对深圳来说要实现产业升级，对其他地区来说就是产业转移。”蔡昉强调，产业能不能转出去，转出去能不能有生命力，是决定深圳自身产业能不能成功实现升级换代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一个演进式、自然的过程，深圳成本提高了，人力资本、总资本和技术水平提升了，有条件和能力利用更高端的产业逐渐替代低端产业，使得较低端产业依次转向中西部地区。

“金融危机是冲击，但深圳完全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这个机会做好充分的调整，利用这个机会确实可以把过去需要几年干成的事情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当然此同时也可能带来短期的冲击和痛苦。”

蔡昉认为，双转移不仅仅是把产业推出去、转出去，还要让产业真正能够活下去。深圳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责任。产业转出去活得了还是活不了，与产业究竟能不能够转出去，从而深圳能否实现产业升级是有关系的。“假设除了深圳，中国其他地区没有能够生产深圳产品的城市，那么这些产品在深圳就会继续有市场和竞争力，就没有人会愿意花费力气去提升产业，引进更高端的产业。” 因此，蔡昉强调，正是因为有其他地区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生产这些产品，才促使深圳向更高端产业转移。深圳应当将产业转移、技术转移与劳动力回流统筹考虑起来，甚至应该直接和中西部地区实现合作，采取积极的态度，实现产业转移的同时达到自身产业升级的目的，使它成为一个双赢的战略。

户籍制度可能迎来变革之机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陆续有制造业企业倒闭的消息传来。如果制造业企业“倒闭潮”来袭，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与回流问题也将到来。蔡昉认为，中国要解决可能到来的大量农民工失业问题，需充分调动政府积极性，将非户籍人口就业稳定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能不能真正将农民工数据统计进去，可能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积极地接受这个信息，含义在于农民工的失业也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就会有所计划和动作。”

蔡昉同时指出，深圳借此次金融危机的调整之机，也可以从户籍改革的角度作一些必要的制度变革。“深圳以前没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我到深圳的时候，有时候跟一些中层经理人聊起天来，他们会说，在深圳干了很多年，虽然收入也不错，也买了房子，但是却没有户口。”

蔡昉认为，这次调整可以把那些长期为深圳做贡献的劳动群体和那些在深圳特殊阶段、特殊时期所需要的劳动力加以适当的分离。“分离之后，深圳产业升级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于深圳来说，就可以考虑户籍制度改革，譬如珠三角地区有的地方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区别。借助这次变革，可以给深圳积累一些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管理经验，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政策。”

蔡昉指出，户籍制度变革可以包含选择性的政策，但是户籍制度一定要动起来。“政策条件从投资额度或者签订合同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也可以选择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增加绿卡等层次。但只有户籍制度动起来，才能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紊乱、‘离岗即离开城市’等问题。”

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改革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这被称为“刘易斯悖论”。蔡昉认为，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有望破解“刘易斯悖论”。在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政府职能具有转轨的特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历史时期，政府职能面临根本性的突破，这就是向更加一般的符合政府本质的职能转变。未来的时期里，在政府直接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拉动民间投资，防止政府职能“错位”和“越位”。

“深圳未来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改革，政府做应该做的事情在于，保持完善投资环境、校正仍然存在的生产要素扭曲问题。”在结束采访的时候，蔡昉仍旧不断强调着相同的话语：“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