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对价格的变动及其原因

该时期西欧的人口在增长，边远地区可能比拓殖中心增长更快，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别更加显著。人口的持续增长加剧了土地的紧缺形势，土地劳动相对供给的这一变动导致土地相对价格上升，土地储备正在耗尽。事实上这一时期农业价格比非农业产品价格增长的多，也比工资增长的更快，而且出现了一般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也下降了。

这个世纪相对价格的模式是受经济中各种经济部门之间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生产率的变动影响的。影响生产率的要素是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生产要素之间不同的增长率一类情况。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收益在土地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再分配，土地所有者的份额增大。

二、贸易的发展及其原因

这一时期国际贸易也有了重大发展，意大利的重要港口城市成为这一发达商业的领袖，北欧的贸易也有发展，贸易涉及了毛皮、粮食、酒类、木材、毛织品等。随着长距离商业的发展，地方市场也随着北欧各地发展和兴旺起来。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但他是在农业依然在整个经济中站主要地位、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在北欧贸易中占最大份额的意义上形成的。

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同时也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扩大了各地天赋要素能力差异，扩大了市场，即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导致组织、技术、制度的效率提高。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意大利诸城市大于北欧，因此才能承担更密集的人口。

三、市场扩大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制造业部门效率的提高和利用市场交换产品费用的下降加剧了相对价格的变化。制造业部门的高效率意味着制造品更多的供给，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价格的下降，因为粮食的需求具有刚性，因此并不会有很多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在原先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与极少的商人交易，现在则能与更多的商人谈判议价，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易弹性的不同导致制造品价格下降，而粮食价格则不会下降，从而二者间的相对价格变动更加剧烈。十三世纪人口增长对总生产率在收益上的次要效应确实证明不足以抵消其主要效应。

四、新的制度安排

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要求现有的制度安排同时发生变动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南欧意大利诸城市走在制度创新的前端，获得了潜在利润。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包括海上贸易中合伙制和委托制的发明、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集市的出现等。

集市的拓展  集市是最早组织的市场，在那里卖者聚集在一起可以吸引买者。之前人们进行一次交易需要高额的搜寻成本，集市的出现和发展则降低了这一成本，交易量的增加使集市能够提供适用于国际市场的一般化价格。定期集市于十三世纪开始衰落，渐渐由位于城市中心的永久性市场所替代。市场信息的提供受规模经济的制约。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商法的出现 大多数商法发端于商人习俗，首次在商业贸易繁荣的集市和城镇出现，意大利诸城市是代表。一个地区要想在扩大的市场中收益，就要有保证市场正常态运行的法律法规，并保证法规的执行。政权只有当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时才会热切支持和推广这些法律法规。

土地法的变动 土地价值的提高导致英国土地法的重大变动，通过置换买主替代卖主履行义务，自由民获得了出售土地的权利，只要为承租人留有足够的土地，庄园领主便可以把荒地圈围起来据为己有。封建法律不承认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土地转让有两种方式，通过置换或者领土分封。该时期，在英国王室法庭相对于领主法庭逐渐扩大了它的裁判权，对自由民土地转让的裁判权由王室法庭裁决，欧洲私有权的发展因而渐渐落后于英国。

五、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曲折

这一时期在许多地方随着土地劳动价格的变动，领主将领地恢复为直接耕种，其固定的承租人要为领主服劳役，传统庄园组织得以部分恢复。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就租金给付与替代给付频繁议价以证明费用是很高的。从领主的观点看，设立事物租或分成租足以解决通胀自身的问题。但要与土地价值上升结合起来便需要定期进行再议价使自己获利——在十三世纪庄园经济的制度结构内这一费用是很高的。

凡是定额地租和替代给付存在的地方，领主一般采取了别的步骤以适应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的变动，如婚嫁税、死亡税、家庭税、土地转让证书及其他特许证。这些限制都是领主用以获取上涨土地价值的手段。这样，佃农的负担便成为用以使地权所有者所得给付相对于劳动所得给付增长的手段。每一种负担都是庄园习俗担保的领主的公认权利。总之，这些负担不会超过土地的经济价值，否则承租人便要放弃土地。

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增加和提高给付而不是创造新机制适应形势变化，因为后者在开始阶段会与庄园的基本制度发生冲突。不能自由转让土地和牢牢限制劳动的移动明显的妨碍着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农业的总效率。承包领地日益采取的劳动捐使增加的劳动力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同时也提高的监督费用，使农业生产的效率进一步降低。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农民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愿望，因为这一改进的大部分收益将会被领主拿走，同时农民也不能逃走，因为到处都是这种情况。领主也没有制度创新的动机，改变现有制度的费用是相当大的，而收益将很容易被其他模仿者所分享，单个领主更愿意等待制度创新的出现进而模仿。

六、政治制度的变迁

人口增长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把封建关系看成是一种契约性的财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役用来交换保护和公正，庄园是这种契约关系的焦点。在英国自由民受王室法庭的保护，但农奴仍受制于庄园法庭。

虽然公共产品仍主要是地方性的，但是变革已经开始，原因有二：一是贸易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增长，二是货币经济对军事单位最低有效规模的后果。对远程贸易商品和私有权的保护便对较大政治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地区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职能在十三世纪的扩大，其财政要求也增长了。军事方面，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兵役免除税，国王从而有能力雇佣一支常备的或临时的军队。他也削弱了与君主有关的封臣的权利，提高了国王的权威。

政府的大宗岁入仍来自传统的封建王权的附加权利，来自其地产和小领主的封建义务。有时王权被迫把有产者团体中的一些人召集来，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特别税，这就是代议机构的开端，这种集会往往享有特权和得到当局的授权，作为交换他们则同意纳税。再往后的几个世纪，英国国会逐渐形成的对财政事务的控制便肇始于此。王权的催逼也不能太甚，否则会引起叛乱。岁入的征收范围不断扩大，例如对教士征税，关税，对外国商人和犹太人征税以及使通货贬值都成为岁入的来源。既便如此，王室仍有入不敷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富裕的城邦借代，通常以土地抵押担保，但王室不还贷的风险依然很高，从而导致借代利率很高。

七、小结

这一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市场的扩大和各种制度变革，但是欧洲仍然没有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原因在于他们还不足以使产量超过人口的增长。创立和实施所有权是政府作为强制统治来源的一项特权，政治决策和所在地已经从地方转移到规模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这一转移是缓慢而曲折的，因为到处都受到彼此冲突的权利的制约。尽管收入水平不断下降了，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原因在于养育孩子的社会费用与单个家庭的个人费用不同，单个家庭可能认为孩子多仍然对他们有利，正如哈丁的公共地的悲剧所展示的那样。为了使生产率持久的超过人口增长，必须使所有活动的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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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yang  金钱 +50  经验 +20  好文章 2009-1-12 6:4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