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阅证引起的思考
    李俊
    这段时间，我到湛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看书，由于我不是该校的学生，所以只能借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借阅证作为进入图书馆通行证、借阅图书的凭证，我想这样叙述它的功能，很多人都同意。然而我深入思考关于借阅证的问题，觉得有很多学问在其中，于是题下借阅证引起的思考。
    学校图书馆对本校师生免费开放，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作为在校学生，一般至多也就是交纳工本费，就可以获得一张实名制的借阅证。从表面上看，在校学生是可以免费享受图书馆资源，但是实质上并非是免费，因为这些费用都在学费之中包含了。因此，所谓对学生免费享受图书馆资源却是一种捆绑销售，也就说不管你是否到图书馆看书或者借书，学费之中就收取了这项服务费用。事实上，市场上商品基本是捆绑销售的，比如买一辆车，厂家不是一个轮胎、一块玻璃进行销售，而是把这些零件捆绑在一起，组合成为一辆车进行销售。你情我愿，捆绑销售没有什么不好，同时捆绑销售的好处可以很大程度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一辆车拆散了，一个个零件进行销售，那么交易费用是惊人的。只要没有违背自愿原则，那么学校这种捆绑销售是没有任何异义的。
    作为学生，只要凭借阅证就可以最大限度享受图书馆一切资源，比如消费次数、时间都没有严格限制。总之，你有了借阅证，就可以在开放时间里进入次数、享用时间不限制，可以一天进出几次，也可以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前提是不怕别人说你神经有问题。时间方面，可以进入就立刻出来，也可以呆到开放时间结束。其实，学校图书馆对学生免费开放就类似自助餐模式、或者会员制度。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必要实名制借阅证，而不是匿名的。要是匿名的话，我想如果不是学校进行捆绑销售，一个宿舍只办理一张借阅证就足够了。设计这种实名制方式，实际就是通过价格歧视来最大程度榨取消费的盈利。
    尽管是实名制借阅证，但是实际上却是处处见匿名痕迹。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都是刷卡进入的，包括湛师的，所以只要用借阅证或者校园卡刷一下就可以进入，而不再需要经过什么检查的。这几个月前，湛师图书馆是通过出示借阅证就可以进入的。严格来说，要检查借阅证上的照片是否和本人相符合，那么才可以进入的，但是真正操作起来，费用是相当高的。因此，只要你拿着借阅证给工作人员看看，就可以进入，很少仔细检查这张借阅证是不是本人的。以前，我想进入图书馆看书，但是没有借用到别人的借阅证，于是我拿别的东西充当借阅证给工作人员看看，从而成功进入。有一次，我假装从钱包上拿出借阅证给工作人员看，其实那一张东西是我前女朋友照片而已，但是我的动作做得比较逼真而已。中山大学南校区图书馆采取刷卡进入，并且工作人员可以从电脑该卡资源，比如照片。即使如此，也很难辨别出是否本人的证件。总之，只要不是拿异性的证件，一般都可以进入图书馆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适当对外开放的，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经申请而获得同意，交500元押金，办理时间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每个月收费10元。凡是到北大短期进修或者交流，可以交2元办理一张临时卡，但是必须当天下午四点办理退卡。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我也去过，当时我是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是从大陆过来的，想到图书馆参观一下，能否？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了我。
    关于使用借阅证借书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般都规定需要本人亲自，也就说不可以让同学代自己借书。关于这个规定，有人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借阅证本人的利益。因为如果他的借阅证丢失而被别人捡到拿去借书，从而损害他的利益。其实，仅仅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禁止他人代借。比如，我们可以制度上进行设计，要求代理者出示本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而银行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模式。禁止别人代借，我觉得只能从最大程度榨取消费者盈利角度解释，这点我是从张五常教授那里学习到的。毕竟借的书越多，需要付出成本就越高，所以禁止别人代借从一定程度抑制借书数量，从而榨取消费者更多盈利。让我不明白就是，有些学校鼓励学生多点借书，但是却从制度上增加他们借书成本。
    尽管规定禁止别人代借，但是图书馆有些管理员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拿同学的校园卡借书，那位阿姨知道这张校园卡不是我的，但是我告诉她是帮同学借书的，于是答应给我借书了。昨晚，我想借两本书回家看，但是我的朋友却不在图书馆，于是我拿着他借阅证去借书，最终还是成功了。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假装分辨不出来，让可以借到书我；第二，真的无法辨别出来；第三，由于当时借书的人太多，根本没有认真去看。
    如果不是认真思考这个借阅证，真的想不知道有这么多学问。如果能够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借阅证，我想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的。其实，借阅证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借书不按时归还，那么就每天就扣一定金额。湛师图书馆是每天扣一角钱，中山大学却是每天一元。以前，中大也是每天扣一角钱，但是还是很多人不按时还书，于是提高金额。我想起一件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五常的《卖橘者言》便一纸风行，影响了一代人，周其仁教授当时便是通过传抄阅读此书开始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周教授戏称，我是通过侵犯产权来学习产权理论的。（见《经济学家茶坐》文章《经济学的“江湖”》）。在这里，我也想改编一下周其仁教授的话，我是通过侵犯借阅证的产权来思考借阅证的产权。
    虽然我借用朋友的借阅证使用，从表面上看是不需要什么代价，但是人情也是一种代价，甚至还昂贵。如果大学图书馆能够对外开放，我愿意出一个价格购买使用权，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其实，表面免费的东西，背后的隐性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比如人情、走后门、甚至包括道德成本。正如周教授戏称那样，我是通过侵犯产权来学习产权理论的。张五常、周其仁、薛兆丰、高小勇等人对我经济学思想影响很大，让非经济学专业的我走进经济学宫殿，然而奥地利经济学派这股潜流总是回旋在僵化制度边缘。我总是想不明白，既然学校要鼓励学生多看书，但是却通过种种不合理制度增加学生借书成本。这个社会，让我感到悲哀地方就是，彼此争论问题不是按照逻辑展开，而是套用固定价值模式来判断。这让我想起福柯《疯癫与文明》中说到，一个疯人进行推理，死人不用吃东西，我不用吃东西，所以我也是死人。
    中国很多大学都是公办学校，学校图书馆产权名义属于全国人民的，但是真正能够享用的只是少数人。问题就是拿多数人钱来补贴少数人，合理吗？凭什么同时纳税人，他有权享用，而我没有？这个内容似乎偏离借阅证，但是我想问一句，借阅证的产权真的清晰了吗？或许我不善于提出问题，但是我觉得产权改革前进的路不好走。
    2008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