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亿人次的春运，夹杂著千万失业民工，以及中国可能高达百分之十的失业率。今年春节无风雪，但带著锅碗瓢盆，挤上硬座车厢，离开了城市、失去了工作的农民工，心中的风雪折射出国家经济转型的要害问题。下一站在哪里？下一份工作是什麽？这一个暖冬，开往家乡的列车，却显得比哪一年都更寒冷。他们的问号，也是整个中国二零零九年的最大问号。

夜里九点半，广州火车站西广场的二十四小时露天候车区。曹飞坐在铺了报纸的地上，拉扯著发皱的深蓝色西裤裤脚。他的黑色西装很崭新，西装胸前的口袋里，甚至搭配了条白色手绢。若不是身边堆满的行李，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就像是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头髮刚刚理过」，他说，「就在宿舍楼下，五块钱。」

春节将至，二十岁的他正在这里等车——准确地说，是等票。「还没买到车票，朋友去排队了，今天肯定在这过夜，还不知道要等几天。」「到广州打工两年，没回过家，年年都买不到票。去年又雪灾。」说话的时候，曹飞一直低头无意识地摆弄手机。那是个有触摸屏、手写、电视、摄像、音乐等诸多功能的大手机，「七百元」，他说，是时下流行的山寨产品。他家乡在陕西汉中，技校毕业就离家，在广州黄埔一家模具製造厂打工。

和此时此刻，正从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挤上硬座车厢的数千万人一样，年轻的曹飞并不属于这座城市。在广州，他和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每到农曆新年，便如候鸟迁徒一样，穿上最体面的衣服，涌入二十三亿人次的「春运」大潮，返回千里之外还有几亩地的农村老家，过完春节，再离开，去遥远的城市挣钱。

年年依旧，有学者把中国的「春运」称作「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徒」，以定位这个经济蓬勃发展的转型国家最具象徵性的社会「新景观」。即便是去年的冰雪天灾，都没能拦住许多人回家的脚步。而今年，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春运的旅客将达到二十三亿二千万人次，其中乘铁路的旅客一亿八千八百万，同比增长百分之八。

不知归程的候鸟

然而，席卷二零零八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继续发酵，仍远未见底，危机衝击中国製造业密集分布的沿海地区，上万工厂倒闭，数千万民工或提前失业，或面临「长假」，延续了近三十年候鸟般往返，今年很可能只见去向，不知归程。这一个春节之后，厂里的工作是否还在等著他们？他们是否还会回流城市？

无论是各方统计的资料，还是在火车站现场看到的情况，都不尽乐观。曹飞的行李比往年多了许多——一个深蓝色旅行箱，一个放满杂物的水桶，两个水盆倒扣在桶上，隐约露出里面的衣架，一个不锈钢水杯，还有几个装满食物和礼物的大纸袋——他说，这是在广州两年全部的家当，「这次回去，可能不回来了。」

曹飞工作的模具厂，订单大多来自国外，他们生产的机械模具从黄埔港直接航运出去。但零八年下半年，急转直下的外贸形势让厂里的订单大批缩减，厂子还挺著，但七八百工人裁员了三分之一。在流水线上打孔作业的曹飞，很不幸地，成了被裁的一员。「金融风暴麽，有啥办法？」曹飞很明白道理，拿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两千多元」，一月十日，他带上所有行李到广州火车站，买票回家。

曹飞的故事不是个案。在全国各地火车站，带上了竹蓆、被子、电扇、水桶、板凳回家的民工随处可见，还有许多人，已经在春运开始之前，早早踏上归途。虽然还没有统一的官方数据，各方调查已经预示今年春运背后的严重问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零八年十二月初调研完成《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资料调查报告》，截至十一月底，四川、河北、安徽、江西等十个农民工输出大省（市）返乡农民工总计四百八十五万名，佔零八年九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百分之五点四。

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个劳动力大省得出的资料是，提前回流的农民工佔外出农民工总量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而农业部官员根据本部门的调查情况，对媒体透露的资料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概佔外出农民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国家统计局曾公布，截至二零零八年，中国有农民工一点三亿，主要在出口工业园区或工地工作；而非正式统计显示，这两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二点一亿。那麽，根据以上部门的调查，此次春运，提前返乡的民工至少有一千三百万人。

农民工失业提前返乡

今年春运的高峰一月十日开始，在十二月甚至十一月就提前返乡的民工，绝大多数是因为失业。十二月十四日下午，胡明耀和他的两位同厂工人坐在东莞路边等车，要上广州转火车返乡。在东莞一家港资的食品厂打工八年，已经是组长的四川人胡明耀每年都回家过年，但没有一次这麽早。他说，食品厂的产品都是外销，今年经济不好，接不到订单，公司关门了，他们也没有了工作。「还好香港老板不错，按规定发全部该给的钱，没有拖欠薪金。但这些钱不可能用一辈子。」几个红白蓝编织袋装满了他们打工时的全部家当，他们没有如往年般选定返回广东的日子，「家乡的工作也不好找，过年后再到广东来碰碰运气吧」，胡明耀说。

和胡明耀比，杨颔就没有那麽好运气了，他在东莞一家工厂做保安，公司裁员，五个保安裁剩一个，杨颔要卷铺盖走人。做了几年保安，杨颔说几乎每天要加班，国家的法定假日同样没有休息，这些钱，老板都不肯给，加起来有上万元欠薪，他一直在追讨之中。杨颔的老婆带著一岁的孩子和他一起在东莞生活，原来一家三口靠杨颔的收入还能勉强度日，现在全家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就等追回欠薪返家。「如果拿不到钱，还要让家里寄钱来我才能回家，无路可走。」

杨颔家在河南驻马店，有一个弟弟在广西养鸡，父母在家耕种十多亩地。打工这些年，没攒下钱来，回家也不知道做什麽。「再去种地，产生不了更多的效益，当地打工的话，一方面工作不好找，另一方面可能不习惯极低收入的生活。」杨颔感叹，进退两难，「这是一生中最困难的春节。」

在肇庆一家五金厂打工的湖南妹子刘小姐还未失业，但厂里的订单日渐减少，按计件拿工资的她们，因为活少了，收入也越来越少。她说：「虽然厂里还没有辞退工人，但是很多人已经主动要求离职了」。「我现在很矛盾，回去也不好，不回去也不好，在外面做惯了。我们住在农村，没什麽干的。而且都是粗活，赚不了多少钱。」

还在广州火车站等票的曹飞，也觉得不可能在家久留。「肯定还要出来，」他说，「家里太闷了。」他父母都在陕西家中务农，还有一个姐姐在深圳打工。「可能还会来广东，这里钱多，但不一定能找到活儿啊……」曹飞顿了很久，「再说吧」。

暖冬里的寒意

至少近千万个返乡民工，面临如此窘境。下一站是哪里？下一份工作是什麽？这一个暖冬，开往家乡的列车，却显得比哪一年都更寒冷。更大的威胁还未到来。与春运潮交织在一起的民工失业潮，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三月后的影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对媒体表示，农民工就业的真正挑战将在农曆春节后到来。三月是农閒时节，「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还会出来打工，才是关键性的指标。」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预言，「农村的就业形势将会相当严峻。」

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使得中国以出口导向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无以为继，更无法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失业的问题，也早已超出农民工的范畴。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减弱导致製造业新增投资冻结，新订单急剧萎缩，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家具、纺织服装等行业受伤严重，企业利润下滑，并纷纷遣散工人。国内失业率猛增。中国社科院零八年十二月份发布报告称，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百分之九点四，有专家指出，零九年上半年，实际的失率业会达到百分之十一。

中国台企联总会长张汉文估计，到去年十二月，这场金融危机已令一成台资企业受致命的打击。如果依台资在大陆有七万家企业计算，约有七千家企业闭门，保守估计，平均每家企业有一千人因此失去工作，至少有七百万人加入失业行列。

来自湖北江夏的余先生，在惠州一家台商电子厂工作，一年前，企业为节省支出，将厂从深圳迁到惠州。因为金融风暴影响，厂里春节放假了一个月。「以前从没有超过十五天的，一般都是一个星期。」余先生也在犹豫是否此次春运回家后还要回来：「如果家里能发展更好，也会留在家里。武汉城市圈扩展，我们那里已经被包括进去了，我们的土地补偿费也补偿下来，但是我没有要。因为只有八千块钱一亩地，比深圳差远了，给得太少！」习惯了深圳生活的余先生承认，相比深圳，老家还是差一截。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二零零九年《经济蓝皮书》预计，二零零八年年底将有百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二零零九年又将有近六百万大学生面临就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来就已经压力重重的大学毕业生们，更是遭遇了雪上加霜般的就业「寒冬」。

卢华峰毕业于暨南大学珠海分校，学的是新闻学。他在珠海一家软件公司做文书。这家公司总部在北京，珠海分公司有六十多人，工作不到一年，去年十月，公司宣布裁员，六十人要裁去二十人，卢华峰下岗了。刚结婚不久的小伙子顿觉压力巨大，好在有父母支援，老婆还有一份工作。卢华峰说，「在珠海买的房，所以还是要在珠海找工作，但春节前找到工作的机会不大，只好带著太太先回广东韶关老家。」他不敢跟父母讲实情，大学几年都是家里给予支援，实在不愿意走上社会了还要让家担心。

上海财经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沉志毅教授表示，这一波的失业潮来自四个方面，包括大学生毕业需要新增就业岗位；农民工失业回乡；在职工人下岗；还有大部制改革中退下或者裁员的公务员。沉志毅认为，公务员下岗的人数不多，但社会影响大。「在失业潮起之时，政府需要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各种途径解放生产力、机会，才能创造繁容大环境。」沉志毅指出，事实上的情况有二种，一是刚性的找不到工作，缺岗位；一是柔性的不对路，有些部门招不到人。在困难时期共渡时艰，需要放下身段。

以重庆为例，重庆市劳务办估计，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由重庆市外返乡回流的民工越来越多，佔总回流量的百分之八十点六，回流民工增加量佔全市总增加量的九十二点九。在这部分返乡民工当中有六成是自长三角和珠三角返回，其中，珠三角返乡回流的人数增幅达到了八成一。受金融危机影响，重庆估计将有一百万民工不能再返沿海，要留置在重庆。重庆一下子增加了百万的失业人群，再加上今年新增的十多万大学毕业生，重庆就业压力空前地大。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作了判断，从短期来说，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要把失业的农民工安顿好；而从长远的战略角度讲，他们都是在沿海受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培训的人群。「他们的素质已经转化为城市人，相当于沿海受了十多年训练的人回到重庆，对重庆的劳动力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这个角度，应该作为机遇来判断。」重庆採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要求国有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再把下岗工人推到社会上去。别搞下岗工人，不要裁员，要承担社会责任；第二，要增加大学生的招聘数量；第三社会要关注农民工就业，吸收到重庆的工业园区来。一时没找到工作想读书，如读中专，所有学费由重庆市政府财政补贴。

一对准备回岳阳乡下过年的刘姓姐妹，姐姐在东莞裕元工业区，妹妹在中山，都是做服装行业。姐姐说，虽然她们的厂的效益很好，在金融危机中受的衝击较少，但影响还是很明显。首先就是加班减少了，「之前，每个礼拜天都是只有一天休息，现在到了週六就让工人双休。」以前礼拜六算加班，上班有加班费。现在没有了加班，收入明显减少。「上个月我就少了三四百块。」姐姐是一个组的领班，她这个组一共有五十个工人，十二月走了三个，请假的四五个。不过，金融危机在姐姐和她的工友们眼里，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那些离职的员工，「她们有的说回家带孩子了，有的说回家盖房子。现在金融危机，物价下跌吗？所以赶紧回去盖房子。」

高失业率暗藏著不稳定因素，这是官员和学者们最为担心的，也是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有调查显示，广州市民中有六成七二受访者担心金融海啸给自己未来带来更大的影响，包括物价上涨和收入下降；四成四的人担心家人会受到衝击，三成八担忧自己会失业。此外，五成一七的广州受访者担心金融海啸下治安会恶化。二零零九年的春运大潮中，除了汇杂著失业大军，还暗藏比往年更多隐患。

一月十六日早上，记者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再见到曹飞时，他仍然在等车票。他有些焦躁不安了。「春运的车票太难买了，没工作了，想回家都回不了！」三十三岁的周芬也在车站广场等了一天一夜，没有买到车票。她和丈夫是贵州息烽县人，都在广东博罗的一家砖厂打工，十二岁的儿子也带出老家，在博罗就读一家私立中学。夫妇两人一个月挣三千块钱，一年总共要拿出四千元给儿子交学费，剩下的要交给在老家六十多岁的父母，还有供周芬的小妹在武汉读大学。「一年下来，存不下什麽钱。回家的票很难买，有高价票，三百五十元一张，实在捨不得。」

周芬不愿意高价从票贩子手里买票，于是她早早准备了蓆子、毛毯，甚至带上了正给儿子编织的棉鞋，在车站广场上摆好铺位，准备打场持久战。「等几天都没关系，总能买到正常票，八十六元一张。」在她身边焦急等待的，还有十八岁的湖南耒阳小伙子江彪，他从东莞一家纺织厂失业，拿著仅剩的一点点积蓄，迫不及待想要回家；还有湖南湘潭四十二岁的颜石林和他的四个建筑工人老乡，受不了买票的漫长等待，花了一百三十元买了原本只要四十五元的硬座车票……

作为全国最大的春运铁路枢纽中心，广州火车站每年都要迎接数百万这样等待超过二十四小时、甚至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的打工者；而铁道部改革春运的承诺年年落空，售票窗口总是一票难求，黄牛兜售总是应有尽有。笼罩在失业潮阴影下，车站管理和铁路改革这两大春运的突出矛盾，成了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广州显然没有忘记去年雪灾时，百万人困于露天风雪，车站近乎瘫痪的可怕情景。零九年，这里的组织调度明显有了进步。

一月十四日晚，第一辆运送旅客的地铁专列开出，大量停留在火车站候车的旅客，开始被异地安置在广州市东南方向的琶洲会展中心。从火车站出发，乘坐免费的地铁专列，运行三十分钟后直达新港东路站，在这里的负责人紧密指挥下，旅客们入住琶洲会展中心内四个大的「候车馆」。

琶洲会展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展览中心，室内展览面积达到四十九点八万平方米，本是为了「广交会」而建，但是自从二零零八年春运期间，临时被徵用作为辅助的候车点之后，效果明显，零九年则成了春运的主要候车点，所有乘坐夜间车的旅客，都可以来这里候车。在候车点内，按照所乘车次，一般停留四个小时以上的旅客又被划分成数个小区域，每个区域的进出都需要查验车票，高度组织化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从广州市各个区调集的警察与干部，则分散在候车点内的各个角落，密切协调与注视候车点内出现的新状况。

这里候车的旅客，在火车发出前的两个小时，会在组织指导下，乘坐地铁直接进广州火车站，从火车站出来即到候车大厅，不做停留，马上上车。这种异地安置与无缝衔接直接上车的方式，极大的缓解了火车站人流拥挤的情况。

而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武警与志愿者随处可见，几乎达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密度。人群被琶洲展馆分流后，聚集在这里的，是二十四小时以内候车、以及等待买票的人群。站前广场根据不同车次搭起了十四个大棚，东广场售票区也搭起七个大棚，所有在大棚之外聚集的人群，每隔几分钟就有警员驱散，以确保广场上的人流通畅。

铁老大问题依旧

「平安回家，和谐春运」的横幅悬挂在显眼处，流动厕所和热水供应点数量充足，一一零安全宣传车载著大喇叭，甚至还播放欧得洋唱的煽情的流行曲：「少了你的手臂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历年来令所有人头皮发麻的广州火车站，今年出现了异常「和谐」的景象。然而，春运车票分配机制不透明，年年一票难求的情况未有缓解，并激起了越发强烈的舆论抨击。

一月十一日，一则名为「实拍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九点零三分北京站三十七号售票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在各大网站流传。视频内容显示，北京火车站一名女售票员不顾窗口外排队旅客抗议，在发票时间不开窗口售票，反而拉下窗口挡帘，自行大量出票存放。视频一出，引起众多网友挞伐。一月十二日，北京车站回应称是「旅客误解了售票员的举动」，引起更激烈的抨击。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罕有地针对春运火车「买票难」问题做出批示，称今年春运供求矛盾十分严峻，并要求铁道部要开动脑筋，研究採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并公布于众，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国家副总理张德江相继批示，要求铁道部解决买票难问题。

铁道部第二天凌晨一时立刻召开全路电视电话会议，紧急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客运最繁忙、客流最集中的区段停开货车，腾出能力开客车、搞客运；继续加大停开短途客车，增加中长途客车的力度，採取用硬卧改硬座的措施。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说，为了防止以票谋私和内部倒票的问题，今年春运期间，铁道部要求上岗人员，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职工，必须佩戴标明姓名、单位、职务的胸卡上岗，「主动接受旅客、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外界评论认为，领导人亲自过问春运，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有关。一向被视作积重难返的「铁老大」的铁道部改革，在此压力下是否能向前推行，也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二十三亿人次的春运，夹杂著千万失业民工，以及全中国可能高达百分之十的失业率——今年春节无风雪，但是带著锅碗瓢盆，挤上硬座车厢，离开了城市、失去了工作的他们，心中的风雪恰恰折射国家经济转型中的要害问题。下一站在哪里？他们的问号，也是整个中国二零零九年的最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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