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邦》封面故事：十大创业困境（二）

                                                                                       【毕业季·大学生求职】

　　困境三：时间点进入还是等待

　　我们采访的创业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时机”列为外部不可控因素中第一的位置。的确，在创业过程中，创始人第一要明确做什么，第二便是时间点。特别是在一个晦暗不明的时间点上，创业者最痛苦的抉择就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发问，现在进入还是等待？

　　实际上，在具体的创业案例中，在看不清机会时，做往往比不做的结果要好。 “通常早进入比晚进入要好，进早了，可以想各种办法低成本地维持下来，等待市场爆发，但进迟了，就没有机会了。”去哪儿旅游搜索引擎创始人兼总裁庄辰超这样说。

　　中文在线创始人童之磊也认为，看好大方向最好是早进入潜伏起来，他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判断。最难熬时童之磊靠打工赚的工资，养着当时3个人的中文在线团队，但那一时期积累下来的成果，今天还是比竞争对手具备更大的优势。童之磊的生存之道是“做农夫的，有时候收成不好，也得会打点猎”。对于市场时机还没有到来之前，童之磊认为应该采取“积极的等待”，首先要从产业链最先成熟的环节突破。他解释说，比如中文在线抓住了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的机会和中移动手机阅读平台的机会等，实际上都已接触了这些领域很多年。他给创业公司的建议是，保持“多点触摸”，对各种细分市场的机会要保持接触和敏感度，等机会来 了，也许就是“剩”者为王。

　　但在IC设计行业，在市场尚未到来之前，很可能由于过多的研发投入已经使企业等不到柳暗花明的时刻。2008年5月，曾被称为“TD芯片龙头企业”的凯明因为股东不再继续投资，从而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成为先烈。在中国TD发展史上，凯明无疑会被写下一笔，不过理由可能并不会是这家创新的科技公司贡献了139项国内外专利和TD业内的多项第一，而是在中国3G市场将开启时，先行者却倒下了。

　　在凯明倒闭的前一个月，TD开始在中国试商用。凯明提前倒下，看似因为资金链断裂，其实更多的是管理层把握TD产业市场机会的失误。但是也有聪明的市场先行者，同样苦苦等待TD市场时机的还有展讯，但展讯就避免了凯明产品线单一、鸡蛋都放在TD一个篮子的错误，依靠2G产品线的收入减轻了资金的 压力。

　　积极的等待，是市场机会到来之前创业者应该保持的状态。很多企业看似幸运地踩准了时间点，事实上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

　　困境四：市场空间 真实还是幻象

　　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常常能从提交商业计划书的创业者那里听到一个关于“中国式的汽水”的谎言：如果有1%的中国人喝我们的汽水，那么我们就会比任何一家公司都成功。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BA）的报告曾认为，匮乏的市场是很多企业失败的原因。无论硅谷还是中国，错误地估计市场空间都是创业的一大困境。

　　1999年，看到欧洲、美国和台湾的再生工厂发展已经很成熟，曾协助台湾省建立了整套再生回收体系的黄隆滨，筹资在内地建立了保绿塑料再生处理有限公司（下称“保绿”），当时上海市政府正在推行限塑令，由于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黄隆滨的工厂也成为政府指定的塑料饭盒和塑料袋回收的配套项目。现在看来，黄隆滨所依据的“成熟”假设并不适应中国市场的现实，而基于政策支持的基础做了一个市场判断，没有了解市场真正有多大，还忽略了一些“不规范”的地下工厂的存在，这些由城市拾荒者提供原料的地下工厂后来成为保绿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被市场挤出来了。”

　　由于政府的支持，保绿初期的原料供应几乎没有压力，主要是废品回收站和上海市环卫所提供，上海几乎超过70%的废弃饭盒都被保绿处理掉。公司业绩也发展得非常好，陆续有超过20个省市的相关部门，以及建设部、发改委等部门前去观摩考察。

　　但是，破坏市场空间的竞争者也随之而来。由于毗邻上海的江苏要求市场禁用塑料饭盒，而上海则是部分地区禁用和强制回收的模式。这给了江苏一些生产厂家商机，许多塑料饭盒进入上海市场，由于行政法规执行的区域化，江苏厂家并不用交纳环保费用，因而上海业者的市场受到压力，生产线从高峰时期的15条降低到目前的3条。“上海厂家交纳的钱要去收外地厂家生产的饭盒，就收不上来。”保绿原本就不大的市场空间进一步萎缩。

　　受到市场的双重压力后，保绿目前国内渠道原料的比例仅为20%，其他则依赖进口，而其早期的原料几乎全部来自国内。由于供应市场慢慢变小，保绿再生处理后的粒子，也由高峰期的每月200吨降低到了目前不到50吨，“达不到规模经济”，再生纸厂商玖龙纸业其实也同样面临国内原料供应稀缺和受限的问题，因为国内回收的废纸也有被掺假的风险，比如注入水后将导致原料中长纤维变成短纤维，因而产品质量将大大下降，所以玖龙纸业的对策是，从国外进口绝大部分原料，国内来料仅作为补充。

　　不过，黄隆滨并未放弃当下的“小”市场，“就像追女朋友一样，如果她还没结婚，你就有机会，那就一直等吧。”他仍然看好再生工厂的前景。一个佐证是，公司生产出来的原料粒子几乎供不应求，这些粒子被用来制造办公产品、拖鞋甚至井盖等许多产品。原料空间很小，应用空间却非常广泛，黄隆滨颇为无奈。眼下，他一边维持工厂的现状，同时正摸索着转型，“我有10年的经验，希望能跟一些市场空间更大的领域进行结合。”

　　将由水蒸气反射出来的海市蜃楼当作真正的富庶之乡，很多创业者将错觉当成了正确判断。苹果公司顾问、硅谷知名创投机构车库创投创始人盖伊·川崎表示，“创业者往往会认为自己发现了很大的市场，实际上这个市场无法驱动需求，但他们还是会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能占到一定比例的规模。”在中国，这种想法演变成了各种“13亿消费者”的谎言版本。黄隆滨原本还希望能将业务从上海拓展到其他城市，但发现并不具备条件。

　　“进行全面有效的市场调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咨询机构智学明德总经理徐中表示，他曾是国内早期大学生创业明星企业视美乐的创始人。徐中发现，在自己接触过的民营企业家中，大部分人拓展市场空间的能力都不强，“拍脑袋决策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如果发现市场入口太小，要挤进去势必会气喘吁吁。市场如容器，挤在一个小容器里，注定会难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适合于创业者以此鼓励自己成为宽容的人，其实也是一个让企业找到更舒适发展的市场空间的准则。

　　困境五：政策红线 严守还是试探

　　2009年上半年，Twitter已经被国内外媒体炒得火热，微博客的春天似乎到来了。但是到了8月，似乎正是应该由春天走向盛夏的国内微博客网站，突然遭遇政策寒流，几乎统统停止服务。国外的Twitter被屏蔽已屡次发生，而饭否、叽歪、嘀咕等用户数量都不小的微博客网站也没有幸免，有的是被屏蔽，有的是在管理部门“提醒”后主动停止。

　　实际上，早在被迫停止服务前，就有一系列舆论的征兆暗示了风险。像微博客这种内容生产成本很低、上手很快、病毒式扩散效果非常强的媒体工具，在央视大火、绿坝软件等事件中都充当了第一报道者的显眼角色，但又未被纳入媒体管理体系之中，在面临一系列敏感事件的舆论环境下，被强制管理则顺理成章。饭否创始人王兴也认识到，“做互联网媒体应用，和相关部门的沟通是必须的。”

　　在饭否停止服务1个多月之前的一次半公开活动上，互联网评论家、北大副教授胡泳就私下提醒王兴，最近舆论监管比较紧，应该注意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当时王兴确实表示认同，但没有表达具体的措施。事实上，当时的饭否已经成了“绿坝”等话题热议的策源地之一，国外的Twitter上此类话题更加泛滥，随后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这些网站纷纷遭到屏蔽的事件。王兴表示，“正在积极公关，但近期不太可能恢复”，不过团队并没有解散，未来还要做下去，但损失已经不可挽回。

　　损失不只是关闭服务后用户的流失、声誉的影响，更可能给竞争对手创造机会，不仅当了先烈，还给别人做了嫁衣。新浪微博客就在此时顶风启动，声势不小，由于本身一直处在监管部门的管理体系内，有良好商誉，推广非常顺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新浪再次重演了当年在博客服务上的后发优势，其中的公关实力不可小视。

　　总部在深圳的嘀咕在微博客领域做得也不错，创始人李松是有过多次创业经历的“老”创业者，如果说刚刚30岁的王兴可能因为疏忽而受到政策风险影响，那李松也许是想到了，但公关的手伸得不够近、不够准和不到位。无论如何，微博客集体停服事件，对互联网媒体领域的创业者都是一个提醒，保持政策敏感度，有足够的危机公关意识。

　　其实历史上和这次微博客停止服务类似事件有很多，并非涉及政策敏感地带的事情都不能做，而是一定要搞清问题的要害何在。以视频分享网站为例，如今剩下的几家基本都纳入了监管体系，也已看到盈利的前景。但刚开始时，视频网站也曾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2004年7月，广电总局颁发《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对包括互联网、手机、电视等不同终端在内的视频内容给予了诸多规定。但网络视频这一新兴产业发展得实在太快，基本上脱离了广电总局的控制，从恶搞到影片未删节版的传播等，致使广电总局与信产部不得不联手祭出国有控股的狠招进行整治。

　　但在当时已经总计获得超过20亿元投资的视频网站们，绑住了众多投资商和利益相关者，于是多方力量参与政府公关，最终让广电总局及信产部在释疑此项规定时，做出了既往不咎的答复。新浪早期发展时也有类似局面，8,500万美元的境外风险投资和足够数量的用户，让相关部门不得不重视这种新媒体，为之专门制定或者增加解释管理条例，最终排除风险。

　　针对可能随时出现的政策风险，创业者一定不要试图去试探政策的底线，眼光放长远，而不能为了眼前的丁点儿利益“犯规”，另外还要努力争取脱颖而出，成为被监管的对象。越是监管部门多、管理条例和解释、实施细则等出台慢的业务，风险也就越大，但机会空间往往也越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