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法）米歇尔•福柯 埃米尔•涂尔干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

　　译者: 张竝

　　出版年月：2015-07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1.《美丽的危险》

　　米歇尔•福柯

　　1968年秋，米歇尔•福柯与批评家克劳德•博纳伏瓦进行了一系列既非采访，亦非对话的特殊对谈。在这场福柯所谓的“新型话语实验”中，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从童年作文的经历出发，剖析自身与写作的关系，阐述言说与写作之间的差异，坦陈从话语跨越到书写的困难，并直言对自己作品的看法。

　　2.《教师资格会考中的霍布斯》

　　埃米尔•涂尔干

　　1895年，霍布斯被纳入法国教师资格会考大纲。“在个人与社会组织、国家和家庭角色割裂的当下，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与他人共生？”这个由霍布斯在《论公民》中提出的核心问题，在埃米尔•涂尔干的哲学课堂上得到了新发展：他在霍布斯的哲学解释中引入了社会学与伦理学的论证方法，实现了社会学对哲学这一“至高学科”的逆渗透。

　　3.《理性与文化》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

　　1993年，社会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被授予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荣誉教授头衔。在授衔典礼上，莫斯科维奇反思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历程及其新视野。他从文化差异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指出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有可能通过整合上述学科的理论，成为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取之不竭的当代人类学。

　　作者简介：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因其对社会习俗的批判、对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论构建、对话语与思想表达的研究等而对现代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著有《古典时代疯癫史》、《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因其对自杀、宗教等问题的标杆性研究，以及对社会学研究方法与原则的贡献而成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其著作涉及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如人类学、哲学、经济学等，著有《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1925—201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科学史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著有《精神分析：图像与公众》、《人类自然史论》、《群氓时代》、《造神机器》等。

连载正文

　　理性与文化

　　尼可斯•卡朗帕里基斯 编

　　张竝 译

　　序言 路 径

　　这篇未曾在法语界出版过的稀有珍贵的文本，乃是1993年9月22日，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在获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荣誉教授头衔的颁授仪式上宣读的演讲稿。它是西班牙社会心理学第四届全国大会的开场讲演，主题为“Ante la nueva Europa”（面对新欧洲）。

　　此类庄严典礼所涉的均是以其著作及行动在科学或政治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享有国际声誉的思想家。其所享有的荣誉和举办的仪式本身均素享盛名。

　　让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这篇文本的内幕消息。正如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所说，它是“文化”探险的成果。和这位作者的所有作品一样，它也是手动完成的，当然也是打字稿，而且是在塞维利亚的典礼上，紧随西尔维利奥•巴里加（Silverio Barriga）对新成员大加盛赞之后，用法语宣读的。后来，该文本由艾蒂特•勒•贝尔（édith Le Bel）译成西班牙语，在塞维利亚大学内部印刷出版，之所以发行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故而受众面极小。我是在几年后才发现这篇印行的文本的，当时，我正在写论文，多亏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社会心理学实验室图书馆内藏有该作者的一册样书。尽管如此，此篇演讲稿的原稿花落何方仍难以寻踪觅迹。作者并未保存底稿。西班牙文版的女译者（手头本应握有该版本）只记得有一本影印本，只是如今仍旧杳无踪迹。至于各家学院及其档案室，就更不允许去查找讲演稿的原稿和打字稿了。在获得作者的首肯后，再加上玛丽•阿历克斯•德•圣—罗芒（Marie Alix de Saint-Roman）的协助，我方得仔细地将西班牙文版重新译回了法语。这到底算不算是“原”作呢？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在宣读的时候是否亦步亦趋地遵循该文本字里行间的经纬呢？文本经过西班牙语的操作这层迂回之后，存在几多变形呢？我们今天有幸读到此文的西班牙大学的编辑和两位译者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生成背景中的口头传承性（oralité）和种种风险，并不允许我们以断然的方式来对该文本演进途中所提的多重问题做出回答。有一件事倒是肯定的：现在的这个版本恰是口头传承性、交互性，以及记忆与遗忘的不可避免性混合而致的结果，这也是从“测听术”一词的本来意义上而言的。由此便有了一向受我们重视的作者的自由：他的笔下提到了诸多经典作家（涂尔干、哈布瓦赫、列维-布留尔、西美尔、韦伯、雅斯贝尔斯、维特根斯坦、布鲁纳等），文风也是一如往昔，并不遵从学院派严格的写作规程。虽然如此，文章的布局仍旧很清晰，思想也是在与公众的交流中层层展开，文学或史学上的参引——作为塞维利亚该城象征的Giralda（教堂钟楼），当然还有唐吉诃德，更提及了多明我会的塞维利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在这个独特的文化时刻将讲演置于某个背景中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