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月9日报道 国新办定于2009年2月9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介绍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等方面的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发布会内容：

中央电视台记者:

姜部长，现在为了拉动内需，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发放消费券，请问商务部对发放消费券有什么看法？您认为是应该特别地针对那些低收入的群体还是面向全体大众实行普惠制？

姜增伟:

你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商务部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在特殊的条件下采取特殊的办法，我认为是一项比较可行的选择。我们一些城市，比如成都、杭州发放了一些消费 券，据我了解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对拉动消费起到了推进作用。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应该是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举措，同时也要保证建立覆盖面宽的社会保障 体系。在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同时，朋友们可能知道，国家在今年年初已经为我们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每人100-150元，这也是一种做法。 在这个问题上，各地的一些做法和国家现在已经采取的措施，作为尝试或者一种临时的办法，我认为是可以做的。大家要注意到，中国政府现在两项重大举措将对我 们的消费产生积极的作用，一个是医改，现在正在完善，准备要出台，另外一个是教改，正在征求意见。如果这两项重要措施出台，我认为对中国的市场消费，特别 是农村消费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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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百姓发消费券的形式可行！

赞成以这种形式让公众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

“张维迎建议将外汇储备和国企股票分给老百姓。”“著名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和陈志武也曾提出类似的建议，谢国忠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给老百姓发股票，而陈志武则表示可以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平均分配给13亿国民。”

这些人为什么总是惦记着我们的公有财产？总是盘算着要削弱它？将它变成私有？他们的忽悠为是么总有人容易上当？

　高西庆认为，外汇储备一旦分给老百姓，中国政府就不好对其进行集中控制管理。“目前中国在与国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会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中国的力量太弱。”

　　他认为目前还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领导。

　　假若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高西庆认为第一反对的可能就是美国人。“原来中投集团动几十亿美元美国政府就非常紧张，当时我感觉非常奇怪，我们的几十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但美国政府说，大家都看着你呢，只要信心有所下降，大家都会吃亏。”

　　为什么美国这样说？高西庆称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就像一颗原子弹。“如果政府把债券往市场上一抛售，美国的美元收益掉到零，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和美国都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推行这个东西，工人和农民工一定会把钱存起来，而不会去消费，更谈不上刺激经济。

　　他批评张维迎在走一个极端。“虽然维迎一直属于赞成自由经济的学派，但是你引出的结论使我实在没有办法赞同，你一下子就走到了一个极端。”

　　张维迎毫不示弱，他其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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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的“理由”虽然都有些道理，虽然指出了这个人“在走一个极端”，但没有指出其公有财产私有化的实质。当然，即使他指出了私有化的实质，这个人也同样会“毫不示弱”地“反驳”的——他总能找到所谓“理性”的理由的。　

将（哪怕是部分）国企股票和外储分给个人与向群众发消费券没有本质区别？

你的话可以翻译成：坚决维护官僚权贵私有制。

俄罗斯的私有化，起码经历了一个法律程序，而中国的全民公有制，演化到今天的官僚权贵私有制，连一个合法的程序也没有经历过。全民所有资产，对全民股东进行分红，是天经地义的。

民主政治后,换三届政府再分.

      中国的海关和税局，将收到的现金截留，其收入是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的；中国国企的高管，将企业的利润截留，其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许多倍。

      企业的利润在支付高管工资后才会形成股利分红，所以即使全民持股、全民分红，特权阶级还是分得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俄罗斯不是没试过，结果休克了，老百姓的股票最终大部分被寡头们低价收购而去，形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

主题最新回顾(发布时间：2009-2-9 19:24:00) --  作者：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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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话可以翻译成：坚决维护官僚权贵私有制。

俄罗斯的私有化，起码经历了一个法律程序，而中国的全民公有制，演化到今天的官僚权贵私有制，连一个合法的程序也没有经历过。全民所有资产，对全民股东进行分红，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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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您将中文翻译成中文的翻译水平！您还可以把您译成的话继续不断地翻译下去，您会成为“翻译大师”的。

赞成您“全民所有资产，对全民股东进行分红，是天经地义的。”的说法——虽然不知您会将它翻译成什么样子。

我认为，给老百姓发消费券的形式可行！赞成以这种形式让公众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一种对资产所有者分红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分股票应该是两码事。不知道在您那里“分红”是不是能翻译成“分股票”。

您的翻译能力也不差，我同意您的意见。我也不主张分股票散伙，但我坚决主张公有资产对全民分红。

王福重：外储收益能分 但外储不能分

CCTV.com  2009年02月12日 10:25 复兴论坛 来源：上海证券报 

　　无论如何，改革已经在效率上取得巨大成功，现在是到了通过制度创新，把公平当作主要目标的时候了。没有做到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而是老百姓没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给老百姓发外汇储备的构想，令人兴奋，但能分给老百姓的，恐怕只能是外汇储备的收益部分，以此弥补本来应该得到但因为汇率低估而没能得到的福利。

　　王福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外汇储备是我们贱卖资源得来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早些时候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主张把两万亿外汇储备的一半发给老百姓，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形成了一个焦点话题。给老百姓分发外汇储备，虽然实际操作上不太可能，但是，却令人兴奋，受到很多人拥护，因为它反映了国人对公平的热切渴望，希望分享中国经济三十年迅速成长成果的迫切要求。

　　说起来，中国近年间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创汇的产物。本来出口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进口，进出口平衡才是最佳的结果；完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正是可自动实现进出口平衡的工具。可是在创汇为出口核心目的，利率又长期被人为压低（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民币能长期连续升值），我们积累了大量的顺差，这是外汇储备的基础。

　　以中美贸易为例，人民币对美元长期被低估，中国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年复一年增加，顺差的表现是：美国净获得中国企业的商品，中国企业净获得美元钞票。美国并没有吃亏，它用纸片就换来了商品，吃亏的肯定是中国。

　　中国实行外汇强制结售汇制度，获得美元的企业要把美元按照规定的汇率卖给国家，得到相应的人民币。政府得到美元后，肯定要购买美元资产，因为美元现钞在国内基本没有价值。这些美元资产就构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所以，外汇储备的大部分（债权性的部分），是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以及强制结售汇共同作用的产物。

　　出口企业把美元售给政府后，按照较低的汇率得到了人民币，它原先出口时的低汇率损失，大部分获得了补偿。在这个意义上，说外汇储备是中国靠压低劳动成本得到的血汗钱，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倒不如说，这是我们贱卖资源的结果。

　　能分给老百姓的是外汇收益而非外汇

　　美元以及外汇储备就这样变成了国家所有，如果从中国人民银行不是美元的发行者的角度说，这确实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如同我们个人手里持有的人民币。可是外汇储备这种资产又比较特殊，它是用央行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印钞即负债的手段获得的（虽然同时发行央票对冲了一部分人民币）。如果没有贸易顺差，又或者不强制结售汇，这些人民币就可以不投放。外汇储备，不同于税收，税收取自全民，通过财政支出再返还给全民，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外汇储备的所有者不是全体老百姓，老百姓也不能分这个负债。总不能说，用吃亏的办法得来的东西，变个戏法，变成老百姓的巨大财富了。

　　如此说来，能分给老百姓的，只能是外汇储备的收益部分，以此弥补本来应该得到因为汇率低估没能得到的福利。

　　张维迎建议的意义所在 ——摘自 王福重：《外储收益能分 但外储不能分》



王福重：外储收益能分 但外储不能分

CCTV.com  2009年02月12日 10:25 复兴论坛 来源：上海证券报 

　　虽然发放外汇储备没有现实性，但是，发放外汇储备，包括发上市公司股票给老百姓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希望扭转当前分配领域不公平趋势的强烈愿望。

　　改革初期，邓小平就说过，经济改革必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现在来看，前一条做得很好，很成功。虽然国有企业数量 不断减少，但是，通过兼并重组，地盘扩张，规模却越来越惊人，今天工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已经顶七个花旗了，有几十家企业进入了世界五百强。而民营经济，虽然 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非常成功的还不多，平均的生命周期不过十年左右。

　　公有制最能做到公平，可遗憾的是，在公有制成为主体的同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上，还很不尽如人意，在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同时，这部分 人还不一定是通过诚实劳动而是靠占有垄断资源或者权力富裕起来的，城乡的困难群体仍嫌过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 很大程度的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和养老难。不但难，还存在社会福利的巨大城乡和地域差距。在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垄断大型国企和金融单位虽然利润大幅下 滑，却没有出现失业和减薪现象，甚至高管的天价年薪，也只是略微下降，政府机关的福利依旧，而很多的民营企业纷纷破产，不少人失去了工作，两千万农民工被 迫返乡。三十年的改革和财富的累积，一场危机下来，对失业和生活贫困者来说，竟然有度日艰难之虞，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么？

　　现在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强大，经济总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财政收入有六万亿之巨，完全有共同富裕的基础。之所以没有做到共同富裕，根本原因不在 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而是老百姓没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首先是税负过重，即使面临金融危机的压力，也还是不见大幅减税，而庞大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部分严 重不足。其次，老百姓的资产匮乏，正如张教授所言，缺少“能下金蛋的鸡”。

　　改革已经在效率上取得巨大成功，现在是到了通过制度创新，把公平当作主要目标的时候了。眼下正处于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却可能正好是维护公平的最佳时间窗口。

是时候了！

　　改革初期，邓小平就说过，经济改革必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现在来看，前一条做得很好，很成功。

   公有制最能做到公平，可遗憾的是，在公有制成为主体的同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上，还很不尽如人意，

    　现在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强大，经济总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财政收入有六万亿之巨，完全有共同富裕的基础。之所以没有做到共同富裕，根本原因不在 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而是老百姓没能获得相应的回报。

     改革已经在效率上取得巨大成功，现在是到了通过制度创新，把公平当作主要目标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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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所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这个基础只能加强、巩固，不能削弱、瓦解。

在这个基础上，要改变的只是收益分配方式——创建让老百姓能获得相应回报的收益分配方式——让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方式、制度。

很赞同王福重的观点，看来，我们真的已经“到了通过制度创新，把公平当作主要目标的时候了”。    

   

小平说过，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阶级社会两极分化的总根子是私有制，直接根源是其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分配方式——资本（生产资料）要素独占收益。

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两极分化，不走两极分化的邪路，不仅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而且应该变革旧的——资本要素独占收益的 收益分配方式！

            法律规定公有财产属于全民所有，但是现实中是一无所有，无论是张还是陈的主张，个人认为都是一项解救中国的止血工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改的问题。也不应该是某些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人士之争...

陈志武 私有化的“新”论调——瓜分国资、“民有化”


陈志武：国有资产股份应分给全体公民了

2009-02-19 10:14:05　来源: 大河网(郑州)

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

作者：陈志武 著名经济学家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 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 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 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 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 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 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 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 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 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 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回答。

第一个，很多人关切，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受么?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我 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 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

首先， 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 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 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 真正具体落实。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 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 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

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

不 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 怎样。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加 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 进步。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

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

至 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 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 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 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

从 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是， 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 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 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

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 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 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

关 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1992至1994 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 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 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 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 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 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 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 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 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可以看出， 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 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 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 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

以 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 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 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 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全球 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 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原题：该将国有资产股 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 了） (本文来源：大河网 )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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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化”，给瓜分共有资产，给私有化起了一个“新”的称呼。

陈志武：

国有资产股份应分给全体公民了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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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就无法获得财产性收入？就只有将共有的财产分掉？这是对17大报告的正解？曲解？

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将增加财产性收入解读为让大家分享收益而是要分掉财产呢？

这就是一家直言

陈志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主要是来自阿拉斯加的石油收入，因为阿拉斯加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储存。在1977年，阿拉斯加州议会设立了一个公民权益基金，以石油开采权产生的收入来作为基础。该基金总值现为400多亿美元，整个阿拉斯加州有五十几万人口，今年每位公民大概可以得到3千多美元的分红。
2008-12-22 | 陈志武访谈录
 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

陈志武所说的国民权益基金的方案来自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但这两种基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一种股份可转让,一种股份不可转让.这是为什么?

支持张维营！

与其相信那些官僚，不如相信自己。

有些人总是说，要相信人民相信党。

一旦人民向他们要求分享分配权时，他们就变腔调了，人民也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必须由他们做主才行。

这些人就是骗子。

财产——资产不可分，财产——资产的收益应该分。

这样的话，估计在欧美发达国家常常能在半夜听到笑声，离中国经济崩溃的日子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