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读和用的著作，实践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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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记

本文考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关系。近两年来，笔者围绕着《资本论》中蕴含的逻辑和方法论的性质问题，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提出了“发生学”的思维与语言的经济学工作体式主张。发生学，作为学术用语似乎更多浒于哲学科学界，而并非经济科学界，似乎是源自西方的典型的舶来用语。其实，它是马克思对历史学加以科学化改造所逐渐形成的特定用语和范畴。亦即，在“发生”语义上贯之以“学”，其实是说明一种卢卡奇（2009，第80页）意义上的总体的人文科学（观）：“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归根结底，“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

尽管发生学的语义很杂，但是于斯密发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之后，仍旧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的研究进路：发轫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成长路径及与之毗邻而又曲解其本真涵义且实质是发轫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成长路径。马克轧对于“发生学”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在于确立了《资本论》的典范性研究文献。犹如列宁（1990）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由马克思主义域内看，对发生学做出重要阐发的是“意大利学派”，其中的两位重要作家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例如，拉布里奥拉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根据意大利的情况看，“我认为发生概念这个名称更明确些，当然它是包罗更广的，因为它既包括处在形成中的事物的实在内容，也包括把这些事物理解为形成中的东西的逻辑形式技巧。如果说发生概念，那么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有了具体形式并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转引自卢明，1991）。拉布里奥拉的开拓性贡献其实北半球种建设性认识：“‘历史’具有双重内涵：它一方面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系列的生成过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既代表着一咱以‘历史地生成’的视野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又指以这种思维方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所形成的历史理论，它既 马克思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陈爱萍，2010）。

可见，意大利学派运用发生学这一术语的用力之处在于弘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辩证法，在于有力抵御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和庸俗进化论的传播和泛滥。这最终启动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和有目的性地传播。就卢卡奇本人而言，其援引“本论论——发生学”的研究范式也是为了根本杜绝资产阶级“存在论”解释学。卢卡奇（1993a）正确认识到，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试图通过消除任何本论，通过科学‘语言’的纯粹统一，通过逻辑操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卢卡奇这里是指着手解决统一科学的建构问题，所谓“如果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同时包含于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质的差异当中的话，那就能产生出内在统一的科学。”“然而这各辩证的只能在现实本身中找到，只有当我匀成功地在现实本身中发现一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结构和动力的学科并上升到意识之中，世界认识的统一性才能产生。。。。”

因此，以实践为取向的发生学研究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复活，目的是旨在全面拒绝乃至根除任何形式和意图的认识主义，反对以形而上、纯粹的认识命题或原则统帅理论与范畴生产的科学工作者主义工作方法，摒弃解释学业，重归历史和实践原则。卢卡奇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机会主义者置身于‘一般地’资本主义中，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现状越来越正好符合人的理性的本质，正像李嘉图和他的后继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觉得它是‘合乎自然规律’一样。”但是，“机会主义者首先竭力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的历史的辩证过程，仍然迫使他们也在这一点上接受必然的结论。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使得虚假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不可能，使得以‘客观的和精确的科学’的名义‘科学地’分析它的被孤立地加以观察的现象越来越不可能。”（卢卡奇，2009）进一点，“卢卡奇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意的名义下为它套上了本体论这一旧哲学的框架”。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一种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旧哲学绝不只是在观点上不同，而且在形态上也是不同的：它至少不会像旧哲学那样去建立体系。”卢卡奇的做法是令人存疑的，导致他做出矛盾表述：“如果试图在理论上概括马克思的本体论。。。。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体论的。然而，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又找不到对本体论问题的专门论述”（俞宣孟，2012）。

实际上，卢卡奇用力之处在于指责资产阶级虚假本体论。并且，这种虚假本体论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中也屡见不鲜的。例如，考茨基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说：“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转引自弗兰尼茨基，1988）实证主义研究倾向导致考茨基（1964）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外在地看待历史和科学的结合，把前者简单当做经验归纳方法，是“把作为科学出发点的概念确定下来，”把后者对应当成科学演绎方法，是“发生学方法”。可见，考茨基（1955）的发生学用语和语境、语义完全倒向了纯粹的达尔文主义，竟只限于“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现象怎样发生。”

二、研究论题切入：资产阶级逆转

就研究特质性而言，马克思把历史当作发生学来内在地把握。这种历史科学的对象既不是纯粹工艺史，也不会是单纯的人类史或世界史；前者使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等同起来，从物的观点看待人；后者以非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发生史乃至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批判同对现实的描述简单等同起来，将现实历史的内在逻辑同对现实现象的描述简单等同起来。作为一项特别的经济史，历史科学的对象是主体关系和客体关系的内在关联，是对它们的辩证发生关系的总体把握。政治经济学因循历史、迸发路径是历史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批判性实践科学。

所以应该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业体系不应只限于《资本论》，应该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到《资本论》，再到《反杜林论》。”（罗郁聪、杨继国，2012）关于《共产党宣言》所蕴涵的经济学革命的实质及马克思的贡献，恩格斯讲道：“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然会起到像达到尔文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1995a）。。。。”

所谓“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乃是以《进化论》譬喻马克思的《资本论》，指示政治经济学发动了一场对历史学业而言的“哥白尼革命”意蕴的新的历史科学建构道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抵御科学主义、摒除解释学之肆意侵扰，完全在于：坚持将经济学看作是非独立的，不是“逻辑操作”，实质是“历史操作”。对资本主义批判这个研究主题而言，既无疑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场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马克思，2004a）它的第一完备的形态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角度，仍有必要创建“广义经济学”。恩格斯明确地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他并且指出了：“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味的。对于发生在这些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1995c）。

以上论证充分表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母学科唯一地只能够是历史学本身，是从对历史学发动批判而产生的历史科学，最初与数学关。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言，其使历史学发生“剧烈革命”，产生出认识要求：“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此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的是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1995a）这种统一性使界定“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寻求关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基本发生学。就像马克思（2004a）说的，“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只，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啡?”

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历史学之处在于探明历史发展过程的内部运动机制，说明生产规定的生成机理。因此否决了：“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态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以致达成这一点认识：“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95a）。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赋予的特有内涵与理论规定。

但是，资产阶级工作路线将“历史学→经济学”逆转为“数学→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降格为数学之分支。所以，资产阶级恰恰滞留于自然史领域，打造“非批判科学”，进行着所谓“人类理性”之不遗余力地编织。就是说，“以物质为本位，以认识和占有物质为目的。。。。以物质财富所有权为核心。。。唯物主义从哲学上将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论证为物质的自然规律，将资本对人类的控制、主导论证为自然秩序”（刘永佶，2011）。从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a）亦如马克思（2004a）所说：“人类史同自然只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只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只，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离开了完整规定的历史之后，资产阶级必然走向单向度思维。“功能化、省略和统一化的语言是单向度思维的语言。”而“功能化的语言是一种彻底的反历史的语言：操作的合理性没有给历史理性留下任何空间。”（Marcuse，1991）从物理学来到数学，资产阶级相应需要抛弃历史学这个“母体”。资产阶级理论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玩弄“世界理论”域中的知识构图：世界——社会构图。所谓“世界”，是由自然史主导的永恒“物化世界”。在认识预设构图中形成所谓“自然秩序”，构造了“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次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波普尔，1987）。这种理论生产的实践理：物化——物象化（物象关系）——社会物象关系发生结构，相应以物象二重性（物化——物象化）为内置规定和逻辑构件。资产阶级物象学将政治经济学堕落为庸俗的与技术工艺学匹配的纯粹现象域中的“社会工艺学”。基于此点，马克思（1975a）讲道：“庸俗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同我们所批判的经济学研究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

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社会的）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朴素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对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的庸俗观念的今儿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同诸如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

通过全面玩弄解释学业语言实践，庸俗的资产阶级理论辩护者最终建立了适合他们所服务的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解释学”。第一步，是直接承接和利用了古典学派的朴素的物质概念；第二步，在新古典学派那里，物质概念得到完全的知识化，和社会概念混同，促成所谓的“新古典转向”；第三步，在新制度学派这里，现象与知识进而合一，举出所谓“重建概念”（制度——交易成本）的口号，其理论旨趣显然是现象意蕴的。借助和通过这么“三步走”或者说“三级跳”，资产阶级经济学凝聚出虚假的理论外观的发展形式：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以新古典主义为扩展中心，资产阶级理论实践达成一种拟制。总公式是：知识生产知识。经济学被当成纯粹逻辑科学，乃至纯粹的认识形式科学，其有关于概念和公式的永续运动——不断翻新的理论建构过程（美名曰“批判理论实践”），实质是认识生产认识，或者理论生产理论。借助这种拟制，完整概念的资产阶级本体论最终被“生产”出来。作为“概念”与“（现象）知识”的高度合一，它构造为“物象二重性”，以“认识论至上”之命题标识科学主义，谋求数理逻辑的全面浸淫。物象第一重性指的是“世界——存在”（所谓物化结构）的认识构图，是物化性质的总的认识获得；物象第二重性指的是在此基础上“存在——认识”（所谓社会物象结构）的构图，是物象化的性质（物象普遍性规定）的进一步“社会获得”。资产阶级据此获取了所必须依赖的永恒、一般的规定。物象性规定——所谓“一般概念”和“一般规律”，即绝对的一般知识——全部赋给了“存在”，虚假社会存在据此建构成立。虚假存在与物象范畴的统一和合成达成资产阶级唯一认可“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物象关系。

这种科学说到底是“物性科学”，——资产阶级美其名曰“（客观）知识论”，借用卢卡奇（1997）的判语，就是：这种“假设——演绎”解释模式专注于假设之内的事项性研究，从而，“在方法论的词句上致力于客观性。”并且，“这种观点。。。。强有力地成为彻底发展的实证主义。。。。借助于这种方法。。。。数学‘语言’不仅仅是达到对物理现实（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的物理解释的最精确的辅助手段，最重要的中介，而且是对人来说的重要现象的最终的、纯粹思想上的‘语义学’的表述，用这种表述可以在实际上无限制地运用于现象。此外，根据这一理论，对自在存在的问题的提出从科学上讲没有什么意义。科学同这些问题——同本体论的问题——的关系完全是中立的。它不考虑任何‘传统’观点对它们的本体论的特性的看法而使用从经验上把握现象的语义学的正确表述。作为‘或然率极高的’数学形式最简单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说表达了所有需要科学成为对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的事实进行操纵的要求。”可是，“这种概念普遍化为一种‘世界图像’完全是在科学领域之外”（卢卡奇，1993a）。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理论工作特征是：（1）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2）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3）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它使得社会学科完全沦丧为一如自然学科那样的知识学构造，在理论规划上彻底堕落为一种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

三、马克思之后的问题：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误读、误解、误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运思是：历史——认识对象——理论对象。因此不同于资产阶级从物出发，局限于物规定和物的认识外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运思是确立对资产阶级虚假本体论（物象二重性）进行实践批判。“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2002）。这种工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历史生产——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结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结构的总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马克思，1983）。马克思将实践批判的总结果规定为“劳动二重性”，界定“物持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95b）。从而，马克思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确立为这个总结果之上的补品虎作结构。强调：“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1983）。

马克思这个经典思想被误认为关于劳动的“科学定义”。其实就资本主久分析对象而言，马克思不单单说抽象劳动，也同时说简单劳动。简单劳动是商品生产所生成的基本社会范畴。马克思（1972）说：“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种价值规定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工产主义的解体。。。（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就是说，抽象劳动作为社会劳动不仅仅是抽象历史的，也是具体历史的，它也体现在简单劳动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劳动规定超载了当地表明了：抽象劳动在这里实际上具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各种失去目的的直接生产活动，而这也正是形成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的那种规定。“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马克思，1979）。

简单劳动作为具体化的抽象劳动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一步定格成雇佣劳动范畴，或者说，抽象劳动的资本主久简单性质实际就是“雇佣劳动”社会形式。马克思（1979）谈到：“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自由的）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内在规定性的发生，又着重谈到：“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也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庙宇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从而在这里，基本的历史发展关系已经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