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成了庄家的“大世界”、“劝业场”。自从杨百万试水股市最先发现了“小盘子效应”，进而开启了他的“杠杆”撬动，获利不菲。但杨百万看的很清楚，随着NB庄家的入市，他知道自己的杠杆从此再无“撬动地球”的能力了。所以，聪明的杨百万逐渐隐退做了寓公。但是一大批大爷大妈似乎像葛朗台老头一样，一直有着难分难舍的发财梦。于是这股市上冲锋陷阵的大爷大妈：一波波冲进股市，一波波又倒了下去。一点点蝇头小利都可以激发“无穷赌性”的大爷大妈至今壮志不改，死而后已。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股市，其实这些企业的初衷很简单，财政拨款没了，“拨改贷”实际上使企业一下子打乱了资金预算计划，“法定”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进而引起企业三角债的泛滥。为此，银行收紧银根，企业贷款开始与腐败密切挂钩。因此，一些基础条件还不错的企业就瞄准了股市以缓解资金来源——中国开始了企业上市的热潮。这时的企业对股票的认识实际上仅仅就是获得资金来源。
      随着民间个体对股票获利的盲目追求和股市监管的缺失，大量散户成为股市的主体。这时，金融寡头开始打起这笔资金的主意，于是一批金融资本背景证券公司出现。随之，一些大企业也介入其中。逐渐，中国股市的真正庄家开始登场。这些庄家从一开始就不是融资，而是圈钱。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政府办实体”的开放，一大批党政军和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皮包公司”参与走私活动。资金从哪里来？自然，这些庄家便是好的“合作伙伴”。总后鼎鼎大名的谷俊山就是那个时期河南濮阳军分区搜罗的“创收能人——地痞无赖”；如果查一下那个时期的官办“经贸公司”，要数各地经委、计委、五大国有银行及下属分行、对外贸委以及军区和地方武警的摊子最大，日韩汽车走私就是这些机构才有可能做到的。整治多年才基本消亡的的党政机关“小金库”就起源于这一时期。所以，没有权利，关联交易也行不通。说到这里，其背后的勾当自不必多讲——现实的“城里人”都知道是怎样一回事，如今那些能做空市场的庄家早已是有背景的“兵强马壮”，倒腾起股市来绝不成问题。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股市的“厄尔尼诺”现象始终是股市的“新常态”。中国大爷大妈这些低层次的散户的钱就是股市庄家“饕餮大餐”的主菜。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完全没有的。可以说，“党政机关经商办实体”的决策给党的建设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为什么马云搞了支付宝之后又搞了余额宝？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的“宝宝”越来越多？马云的聪明在于：看准了大庄家做空股市需要银行的合作，这就使银行的头寸不足成为经常性的问题，那么行业拆借也就成了经常性业务。马云的支付宝本来就沉淀着大笔买家的余款，所以“余额宝”应运而生，不到10天就搞到5000亿，成为行业拆借重要的资金来源。拆借利率大家都知道，故无需细说。因此，银行对马云是既恨又爱。     
       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都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金融管理机构，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它们既脱不了干系，也不是法力无边，说难听了就是个门脸LOGO。肖刚不过是某种大格局下的一个可以随意拨动的棋子。为什么始终会有大庄家圈钱，肖钢先生想必也清楚，但是他不能说。为什么中国的股市始终被某些庄家掌控，应该是不难查清的事情。关键是能不能查，敢不敢查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肖钢所说的监管不力，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只会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