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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作者：陈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配豪、杨茜，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16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同时，本研究受到2018年度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课题的资助，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摘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起就伴随着与其他经济学观点的交流与冲突。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此起彼伏，其中不少分歧来自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本文试图在经济学、认识论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多个学科的思想史画面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异同，以期明晰相关讨论的确切争议。通过对基本概念和方法的梳理，我们希望为相关探讨寻找更具当代价值的、更为清晰的出发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思想史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引起了经济学和哲学等界多方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后来的主流经济学有较大差异。本研究旨在从思想史角度梳理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澄清基本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支持。具体地，我们分析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从诞生到边缘化、再到复兴和变体的历程，并把该过程和经济学、认识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多个维度的思想史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嵌入广阔的人类思想史和历史图景之中，并尝试在不同理论的真诚对话中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特性及现代意义。特别地，我们梳理了不同“主义”和“学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确切含义、研究对象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差异性理解，探讨了这些差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对“何为知识”、“经济科学的标准何在”的不同回答——并以劳动价值论为例简单说明了厘清上述分歧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清理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议。我们认为，真正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离不开对基本分歧的深入浅出的回应，而这又需要我们主动对争议各方的观点和主张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基于对彼此的理解来寻求对话的可能，而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切实运用——从鲜明的人民立场出发来最大程度地实现对历史和思想史的自觉，并基于此建构“最广大人民的经济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和精髓所在。


一、在“政治经济学”的语义演变中看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方法论


现代汉语所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是对英文短语“Political Economy”的翻译[1]，本部分将揭示该用语的词源和词义演变，进而为理解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提供历史和思想史背景，也为不同理论的对话提供基础。
（一） “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边缘化
1.从古希腊的“经济学”到18世纪末的“政治经济学”
英文中的“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语“Oikionomike”，该希腊词由意为“家庭”的“Oikos”和意为“（天文）规律”的“Nomos”组成。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家庭”视为城邦（Polity, 也是该书的核心分析对象）的基本组成单位，并把其界定为“主仆、夫妇、父子”这三组关系；该部分以这三对关系的“自然正当性”和“合规律性”为主要内容，只是兼论了物质和货币财富问题（Aristotle, 1885）[2]。拉丁语中的“Oeconomia”一词则沿用了“基于家庭运行规律的家庭管理”这一含义，并把其拓展到了更具一般意义的“管理”上。该用法持续到欧洲中世纪，在当时的道德哲学中有明确体现（Peter Groenewegen, 1991）[3]。
17世纪，法语借用拉丁语形成了“经济（Oeconomie或Economie）”一词，并和“政治（Politique）”一词连用，是目前考证所知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最早表述：第一次使用被归功于梅耶内·蒂尔凯（Mayerne-Turquet ）在1611年出版的《君主制》一书[4]，安托万·德·蒙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estien）在1615年更直接把其运用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一书的题目中[5]。“政治经济学”法语用词的出现以当时正在兴起的法国民族国家建设为历史背景，其内涵主要侧重“公共管理”这一较为宽泛的含义。此后，由于财政能力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渐增，伴随重商主义的兴起，“物质财富”维度在该词语的内涵中日益突出。当重农学派的代表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于18世纪在其《经济表》中运用“政治经济学（Politique Economie）”时，该词已经明确呈现出“公共管理”和“财富研究”平行的双重含义，随后，后者的主导性不断增强。
如果说，从希腊语到法语的语义演变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所言说对象的复杂性的话，那么，该词在英文语境中的发展则进一步引入了围绕“何为科学方法”的讨论。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于1691年首次在英格兰使用该词，而据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考证，威廉·佩蒂把其等同为“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或者“政治算数（Political Arithmetic）[6]”。可见，相较于法语语境中对 “物质财富” 这一言说对象的侧重，“政治经济学”在英文语境中首次出现时就更侧重“和数学有关的精确陈述”这一研究方法。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在1767年首次把该英文词汇用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书名中时，更同时在其文中明确采用了“政治经济的科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一表述。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在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时采用了“科学”的前缀：在《国富论》第四章的开头，他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科学（A branch of the 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7]。
2.从18世纪末的“政治经济学”到20世纪的“经济学”
对“物质财富”和“现代科学方法”的强调持续到18世纪末，此时，英语学界的古典学者开始反对这一趋势。就研究方法而言，他们试图区别“作为纯粹理论的政治经济科学”和“用于指导实践的政治经济艺术”，并反对用前者替代后者，例如：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较为温和地指出，“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科学或者艺术，但和其他情况一样，在这里，科学的用处仅仅是作为艺术的指导”[1]；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明确批评“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认为这会妨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2]。就研究范围而言，他们在区分“对于纯粹物质财富的研究”和“更广泛的财富话题”的同时，指出要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广阔图景之中，例如：虽然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对于国家财富的本质及其原因的分析”、是要“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和生存物资，为国家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资金”，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是“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职责，这就自然把经济物质财富嵌入了广泛的政治生活之中[3]；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则指出，正如“经济是满足家庭需要的艺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试图“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居民提供一定的、不受威胁的生存基金，同时提供社会所需和就业机会，让居民在互惠相依的关系中满足彼此的需要”[4]，显见，虽然他关注的是物质财富，但也明确把其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还在多个场合直接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和社会本质。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双重的。令人遗憾的是，思想史并没有沿着“从艺术实践角度、在社会政治的广阔图景之下进一步发展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这一路径前进；令人庆幸的是，这些反对声音一度成功地把上述目标保存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的含义之内。直接结果则是“政治经济学”一词的边缘化和“经济学（Economics）” 一词的现代复兴——虽然借用了古希腊的“Oikionomike”一词，但是其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认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世纪末所出版的著名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成，但是，虽然该书是首次在书名中采用“经济学”一词的著作，但是在其1920年的最后一版中，马歇尔仍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用作同义词——该版直接以“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这一表述开篇[5]。确实，作为区别于旧词“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新词，“经济学”的现代定义由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1932年给出：他不仅明确给出了“对具有替代性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这一后来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也强调了经济学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本标志着新旧交替完成的著作名称即为《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重要性》[6]。
值得注意的是，罗宾斯把诸如垄断、保护、计划和财政政策等应用性话题都写在了题为《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文章》一书中[7]，彰显着他保留了对旧词“政治经济学”的尊重、并试图为新兴的“经济科学”设定界限。然而，罗宾斯的这一努力并没有被其后来的追随者所继承。随着“经济学”现代含义的影响力日增，它逐渐用其原本适用于狭义物质财富的“科学方法”吞噬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内涵。直到1954年，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还试图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区别提出警示：“政治经济学对不同的作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一些情境中其含义是今日所称的经济理论或者纯经济学”[7]。但是，20世纪2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已经在剑桥经济学手册系列的引言中把“经济学”界定为“一种方法而非理论、心灵的一个能力、思维的一种方式，意在帮助其拥有者得出准确的结论”[8]，她的学生琼·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更直接说，经济学是研究方法的“工具箱”[9]。虽然凯恩斯和罗宾逊所说的“方法”绝不简单等同于后来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甚至他们的本意就是要反对其所处时代的“主流”研究方法，但是后来的理论发展却成功地把凯恩斯的理论内容拽回了主流。随着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畅销教科书《经济学》的出版[10]，“经济科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面貌达到了其历史最高音，也在主流学界涵盖了原本是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几乎所有议题。也就难怪当代《牛津英文词典》直接用“经济学”来解释“政治经济学”，认为后者是“作为一个知识分支或者学术领域的经济学”。[11]

（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和变体
1.新古典经济学帝国的扩张
虽然“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其痕迹和影响依然以各种形式存留了下来，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还一度在个别领域、地域和时期短暂复兴。虽然有少数学者继续把该短语和“经济学家就广泛政治问题或者特定政策议题而给政府或公众的建议”这一传统含义联系起来——也即把其等同为当代语境中的“规范经济学”（Mishan, 1982）[6]，但是，“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当代英语语境中的常用含义已经和该古典含义相差甚远。
在当代英文语境中的主流经济学领域，最常见的理解是把“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也即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因素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例如，《政治经济学牛津手册》在其前言中说，“政治经济学一词含义丰富......本书的政治经济学指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和制度，包括对立法、选举等过程和制度的分析；该方法的核心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基于效用最大化、适者生存的均衡演化分析”[2]。考虑到一个领域的“手册”往往是对代表性文献最具权威性的梳理，该界定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即公共选择理论”这一定义的主流性——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芝加哥大学的激进新自由主义右派和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帝国”扩张的极致体现。虽然往往被左翼学者和思想史学家评论为对“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挪用”（Peter Groenewegen, 1991）[3]，但这也对“政治经济学” 一词的存留和复兴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常见界定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经济科学方法研究政治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依然在方法论上延续“新古典经济帝国”的扩张，但不是研究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是相反。确实，虽然主要采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政治经济学牛津手册》也花费两章笔墨介绍了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政治因素”的文献。更具代表性地，艾伦·德拉任（Allan Drazen）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把其关注的领域称为“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并把其界定为“采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如何影响经济”[4]。更具体地，他指出，如果追随莱昂内尔·罗宾斯对经济学的界定——经济学是“从有替代性用途的稀缺资源与目标的关系这个角度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这一决策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他还把“政治”界定为“权力、权威和集体决策机制”，认为其存在的前提是利益和偏好的异质性和冲突性，基于此，不同于纯经济科学暗含的“技术上给出的最优政策会得到自动执行”这一假设，“新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政治冲突导致的政治约束，在现实中被采纳的很可能不是技术上的最优政策。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所给出的技术目标（帕累托最优）留有“损人利己”的空间，而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动机导致人们有动力偏离它；同时，该技术目标的前提（也即初始资源配置）和现实实现途径也都具有政治性。
把上述两种理解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到另一种“折衷”理解：“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例如，据笔者所知，在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PPE）”这一王牌专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资料中，“政治经济学”被界定为“经济决策的政治分析和经济分配的政治影响”。该界定试图最大限度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含义，却遭遇了一些学者的嘲讽。例如，艾伦·德拉任（Allan Drazen）说，“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仿佛把法国烹饪界定为法国加烹饪，虽然技术上完全正确，但是没有实质性内涵”。这也是他从“政治影响经济”的上述角度给出“新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原因之一。
2.“市场-制度”视角的政治经济学
从“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这一宽泛意义上界定“政治经济学”确实过于笼统，但是这确实引导我们思考：自“政治经济学”这一用语诞生以来，围绕其研究范围的、分别被表述为“经济”和“政治”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沿着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当代从“经济和政治互动”这一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三种界定方式主要以“发生场景、行为主体和关注对象”为区分标准：经济生活主要发生在市场中、以消费者和企业为行为主体、关注物质和货币财富，政治生活主要发生在政府中、以公权力拥有者及其对立方为行为主体、关注公共政策。
但是，从上文所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下的语义演变过程看，在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现代转变中，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划分主要以“人类行为的不同特征”为标准：政治生活的最鲜明特征被认为和“基于冲突的权力行为”有关，经济生活的首要特征被认为和“基于稀缺的市场选择行为”有关。但是，当我们从“非物质财富” 这一宽泛视角理解“具有替代性用途的资源”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行为同样以稀缺为起点——至少权力本身就具有稀缺性，而公共选择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疆域；同时，市场行为也是以多元性、异质性和冲突性为前提的[5]——只是其对冲突和异质的协调和应对方式不同于政治权力。
那么，人类行为的“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究竟区别何在？基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权力的界定，政治维度的“权力性”和经济维度的“市场性”的区别包括两点。其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非自愿的强制：政治性的权力行为完全可以诉诸强制，且该强制力可以来自出于理性思考的权威认同、也可以来自出于情感或利益的恐惧，如果是前者，则与自由自愿不完全违背，如果是后者，则可能与自治违背；经济性的市场行为在表面上诉诸由个人利益引发的互惠，具有自由和自愿的色彩。其二，是否以交换为必要条件——政治性的权力行为不需要以交换为前提，经济性的市场行为以交换为必要条件。
但是，倘若我们透过行为表面对其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维度依然相互渗透。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政治权力如何可能诉诸自愿交换原则，而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市场在形式自愿的表象之下所蕴含的权力底色：既体现在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出于生存需要而被强制劳动的不自由，也体现在商品拜物教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的不自由。也就是说，在看似自由而平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既存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也存在市场作为社会制度整体对所有人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之前，经济生活从属于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之后则相反。确实，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直言“城邦天然地先于家庭和个体”且“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而“家庭管理”则是基于“两性、主奴、父子的自然结合”来满足“日常需要”的手段；而且，在《政治学》的“家庭管理”这个部分，主要篇幅都被用于论证这些关系为何是自然的，经济物质财富的产生只是附着于这些关系而“自然”产生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物质生活成了现代社会运转的权威性主体和原则的来源，更进一步拥有了统治政治生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