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上经历了5次决定经济理论方向的大论战。每一次的出发点、着眼点和问题层面各不相同，其中第二次大论战直接导致了工资理论的诞生，我们不仅看到了利润的维护者如何与工资的维护者结盟彻底打垮了地租的维护者的，也看到了图能那著名的工资率公式，更由于李嘉图为击败地主而不得不使用那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而导致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

没有必要否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使得在微观层面上“老板难当了”。但是，西方的资本家们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调整自己，学会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为自己服务。而这种利用的前提是他们有着完善的阶级意识，即：西方的老板们充分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企业中作为老板，更是在社会意义上属于资产阶级，从而作为被马克思承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力量而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所导致的社会氛围使得自己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滋润舒适的经营环境中。

但是，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无论是试图培养资本家的人——比如邓小平，还是已经成为资本家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别处指出过的，中国，有老板，但没有资产阶级。中国的困境还不是苦于老板剥削工人，而是老板甚至不懂得怎样去剥削工人。

当一百年前，西方社会已经依据员工的综合素养来给付报酬时，我们到今天还停留在工资额上的来回拉锯。当西方企业已经设立人力资源部用医疗保险来规范员工的生活卫生习惯时，我们这里的企业还停留在员工行为守则的较真上。当西方企业已经学会塑造企业文化来形成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社会氛围时，我们这里还停留在如何用提成和奖金刺激员工的积极性上。

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学着基佐那句“先赚钱去让自己富起来吧”而抛出“猫论”时，所有人都误解成了“唯利是图”才是楷模，而当所有的人都误解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老板们要用人时，无一例外面对巨大的博弈成本，而当老板们录用人之后都面临高昂的监督成本。所有这些成本都无一例外的占用老板创业的精力和耗费其原本用于创业投资的金钱。而那个煽动商品经济狂潮的蠢货完全不懂把老板抛进一个毫无道德规范的市场就象把舢板抛进齐天巨浪的大洋一样。

鼓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就象他们忘记西方的工业革命是在他们的民主理论确立之后才出现一样忘记了亚当斯密那“看不见的手”只有在他的《道德情操论》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他写《情操论》在前，写《国富论》在后。

当一个社会唯利是图时，必然压制那些恰好是老板们最想要的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必然告诉每一个女人于其去做个引领男人劳动的范例不如去做一个罗裙卖笑的舞女。而从来，于其说是男性创造了社会财富，不如说是女性引导男性创造什么样的财富。

当女人嘲笑男人种地没有出息，农业资本家雇不到农民了；当女人嫌技工工资低，工厂主找不到技工了；当女人不愿意嫁给搬运工，物流损耗之大令老板们痛心。当老板们总是好高骛远那些能从事所谓复杂劳动的人才时，他们忘记了市场经济的老祖宗曾经教导只有最简单的操作才是改良和进步的客观基础。

指望一个不能看到凸起于墙面的开关面板上必有着落灰尘的人能有精细的空间想象力去进行多维设计，这是我们今天在高端设计上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的企业是不愿意给一个清洁工高工资的。

当那些在基层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工匠面对女人道貌岸然地鼓励他们去好好干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恋爱上床时，每一个后继者都会向老板索要足以抵消其利润的工资来作为其学习成本的对冲。所以，当今天的老板找不到一起艰苦奋斗的工人了，那是一种冤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