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他博得了一直想要的认可，”韦恩说，“他事事如意。身体很健康，他支持的候选人获胜，他的生意也非常稳固。”

人们给2008年和经济动荡早期做过很多对比，但是，最能让索罗斯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产生个人共鸣的历史时刻并不是他所做的那些平常的选择，而是1944年。当时，在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这个年仅13岁的犹太男孩逃脱了德军的大屠杀。

索罗斯认为是他的父亲蒂瓦达(Tivadar)教会了他如何应对“严重失衡的形势”。一战时，蒂瓦达成了俄国的俘虏，被关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借助震动整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策划了一场越狱行动，并成功地回到了家中。那次短暂的入狱使他失去了年轻人的抱负，他“别无所求，只图享受人生”。但是，在1944年3月18日，德国人占领了匈牙利，年届50的蒂瓦达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伪造假身份，把他们成功救出。

德军入侵前，蒂瓦达认为，乔治仍然需要父母的悉心照料。但是，这位在战争中同父母分居并用假身份生活的年轻人发现，战争的威胁非常刺激。“这太刺激了。”索罗斯写道：“这就像是生活在《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一样。”而随着最近这次金融危机的蓄势待发，他感受到了同样的刺激。他告诉我说：“我认为相同的事再次发生了。现在的感受简直和当时一模一样。”

这种刺激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他的才能。索罗斯在1944年的经历为他穷毕生精力详细制定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并且，他认为，他的概念在2008年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验证。他的核心理念是“反身性”(reflexivity)，即一个“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从根本上说，在这种情形里，人们会对事件的假设进行频繁地再次检验，而且又会随时准备识别和利用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刻——在这些时候，我们对事件的看法和事件本身之间的影响最为剧烈。这个理论和近十年来十分盛行的理性预期经济学派相悖。那种方法假设：经济活动参与者——从购房的百姓到为自家的资产组合购买次级抵押贷款的银行——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为自己做出总体而言的最优选择；而自由市场则是一个能够实现平衡供给的有效机制，能够正确定价，使之趋于平衡状态。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这种理性预期理论一直在受到打击：其学术上的最黑暗时刻或许是2008年10月23日，当时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向国会承认“模式存在缺陷”。索罗斯指出，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尤其是他们对“金融市场会自我纠正”这一假设，是引发目前的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理论蒙蔽了政策制定者，它也是要为这次经济破裂负巨大责任的“各种综合性金融工具和估值模型”的理论基础。

相反，索罗斯将这次危机视为“反身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说明。市场并未反映客观“真相”。市场参与者相信房价总是会上涨；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晦涩难解的金融工具，确实配得上“3A”评级，这些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最终，“超级泡沫”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2007年的信贷危机、2008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等。

作为一个投资者和思想家，索罗斯总是能在乱世中兴旺发达。但他一直有点不合群。他回忆起他1947年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是如何“发现孤独”的。后来，当他先是在伦敦，后是在纽约，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套利交易员开始逐步开创局面，直到成为一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时，他在华尔街和学术界，用他的一个私人股份投资公司的熟人的话说，依然有点“怪人”的味道。人们常常用“有魅力”一词来形容他，但很少有人把这位身体健康、古铜色皮肤、曾离过两次婚的亿万富翁，视为知己。“如果我对印巴关系有想法，那么我会找他来讨论。”韦恩说，“但是如果我在婚姻上遇到问题，我想我是不会跟乔治去谈的。”

前美国副国务卿、现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说：“他喜欢将自己定格为一个局外人士，能够随时进场，包括总统办公室，我过去带他去过几次。但是单单和实权人物打交道并不重要。”

缺乏交际和与之相关的反传统、逆大流而动的个性，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他有多次举世皆知的成功，却有好坏参半的社会声誉。他的投机性行动——通常是针对各国的货币——激起了各国政治领导人的愤慨。他那雄心勃勃、覆盖全球而且资金雄厚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引起了批评家对他的指责，被指患有“救世主情结”。21世纪初，美国人把索罗斯大大地妖魔化了，以至于他对于自己对奥巴马的支持一直秘而不宣，使免累及这名总统候选人。或许，最痛苦的是，他对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通常会碰到不少的怀疑，尤其是在学术界。

柏林墙推倒后，他立即在前苏联以及附庸国家受到了高度尊敬，成为一个内部知情人士。较之于其他外国人，索罗斯更加全面、更加迅速地了解并大力欢迎逐渐展开的系统性转型，赢得了影响力和尊重。索罗斯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随着西方世界体系受到百年难得一遇的冲击，这位永远的局外人，是否会最终在这个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园里，发觉其实自己也置身于社会主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