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全球难民危机让人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据一项当时的估算，光是在欧洲就有4000多万难民。这些当时被称为“流民”（displaced persons）的人因为暴力、强迫搬迁、迫害和房产和基础设施被毁而被迫逃离家园。

战后的凄惨景象让联合国在1950年成立了难民署（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该机构原本只是临时性的设置，目标是在三年的时间里保护流民。但这一问题从未消失。相反，联合国难民署不但仍然存在，还在敲响警钟。

在2015年年中的报告中，联合国难民署认为2014年底全世界共有595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其中包括1950万国际流民（他们被定义为真正的难民）。一些国家——阿富汗、阿塞拜疆、哥伦比亚、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伊拉克、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乌克兰——都各自存在着50万以上被迫流离失所者。报告指出，此后这一数字必定又有了极大的增长。

不幸的是，报告彰显出我们对难民问题理解的不足。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远赴另一地寻求庇护的难民的命运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家记录战争，也会提一提侨民，但他们很少有兴趣研究难民危机如何产生或如何解决。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这也不奇怪。一国对某少数群体实施恐怖统治，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逃往，或者某族人的祖先因为战败带着恐惧来到某地，这样的经历显然不会是民族认同的灵感来源。因此，这些未说过和不会口口相传的故事失落了。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从长期看我们可以和应该为难民做些什么。联合国难民署在保护难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不可能满足难民的全部需要。2015年，联合国难民署预算为70亿美元，看起来很大，但摊到每个流离失所者头上每人只有100美元，不足以提供食品和住所等最基本的需要。

身为2016年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我感到有一种道德责任，应该利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这个场合，让这些重要经济课题得到更多的关注。难民危机不论是什么，都属于经济问题。但提交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论文中很少有关注此问题的。因此我决定组织一个名为“6000万难民”（Sixty Million Refugees）的分会，邀请经济学界最杰出的移民学者与会。我请他们用经济学角度描述难民问题的各个维度，并且提出一些明智的政策建议解决这一问题。

埃塞克斯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蒂莫西·哈顿（Timothy J. Hatton）的一篇文章，检视了全球难民潮，以研究背后的驱动因素。哈顿面对的是反对接纳难民的流行理由：寻求庇护者并不是真正的绝望人群，只是利用危机作为借口进入更加富裕的国家。他发现，与某些人的设想相反，难民潮主要由政治恐怖和侵犯人权行为驱动，而不是经济力量驱动。担心生命安全的人会逃到最近的安全地点，而不是最富有的地方。帮助他们是无可逃避的道德责任。

土耳其中央银行的塞米赫·图门（Semih Tumen）给出了关于220万叙利亚难民给边境地区劳动力市场造成何种影响的证据。图门的文章也面对一个常常被用来反对接纳难民的理由：新来者会夺走本地人的饭碗并拉低工资。他发现，在正规部门的本地人工作岗位，在难民涌入后事实上是增加的，这显然是拜难民流入对地区经济的刺激效应所赐。如果更进一步的研究支持这一发现，那么各国也许就会欢迎劳动力的涌入了。

乔治敦大学的苏珊·马丁（Susan F. Martin）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前难民程序是如何“任性”，呼吁建立“基于保护需要而非引发难民的原因的法律框架”。但建立这样的规则需要进行一些仔细的经济考量。难民制度的制定者需要考虑规则对移民本身以及母国ZF的激励效应。比如，我们不希望让暴君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他不喜欢的少数群体赶出国家。

最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为管理难民提出了一套详细的新制度。萨克斯关注这一制度的规则如何在长期影响世界经济。他希望这一制度强制要求承诺，不但要接受对东道国很有用的移民，也要接受低技能和绝望移民，以此防止刺激人才流失。此外，难民的流动速度必须得到监管，经济学家需要制定新方法确保各国公平分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