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去香港旅游，香港发生了一些反对运动，甚至有的人称大陆游客是“蝗虫”，说“内地游客，香港不欢迎你们”，与此相对，虽然来日本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但是却没有发生像香港那样的抵制运动。日本人对大陆游客，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欢迎。他们在各地把在日本早已消失的“春节”的庆典发掘出来，到处张灯结彩，好像是特意用“春节”与中国游客“认亲”；大百货店都在要求员工学中文，有的店对员工们说：不会用中文卖货不要紧，只要能用中文打个招呼，也能表现出我们的“亲切”，他们想着法让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许多中国游客从日本回来，都在网上诉说在日本受到的感动。当然，香港与日本不同，也许宽阔的东海，把游客来日的负面因素遮断，只剩下了正面因素了，不欢迎中国游客的香港人也只是一部分，而且这种情绪的成因也十分复杂，对此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对日本人为什么能如此欢迎中国游客，甚至能如此原谅中国游客的“缺点”，却是有有目共睹的。

     虔诚的款待是一种美学

       经常看见纳税人站在政府大厅里大发雷霆，但是公务员们却都是毕恭毕敬，连声道歉，甚至经常看见有人在街上对着警察破口大骂，警察也是毕恭毕敬。

    日本的政府常常教导他们的公务员：我们不生产任何有交换价值东西，我们是拿纳税人的钱活着的。因此日本的公务员都十分谦卑，如果你去各级政府办事，只要是按照法律和条例规定应该办的，他们都会竭尽全力给你办成。

在商业上，这条“铁则”就被贯彻地更加彻底，付钱的人就是“上帝”，似乎怎样吹毛求疵都有理。中国游客来日本消费，当然日本人也会按照这条“铁则”服务，而且你付的钱越多，你受尊重的级别也就越高。

    日本文化之中，有“款待之心”（もてなしの心）的传统，从语源上来看，“款待之心”，还与“恭谨的礼仪”、“优雅的才艺”等词义相连，是以群体文化为特征的日本“和”之精神的体现，它不强调争夺而是强调分享，不强调独占而强调同乐。

    据日本歌舞伎演员松本幸四郎在NHK电视台里介绍，在千年原始深林郁郁葱葱的鹿儿岛的屋久岛，古来就有用采来的松蘑款待不相识的客人的习惯；在濑户内海的小岛上，对于来岛上参拜观音的人会全岛出来款待；在大分县的山村里，对来看樱花的人不论是谁都飨以盛宴。这种传统在日本进入商业社会以后，作为一种商业美学保存了下来，商业上的“款待之心”的灵魂，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使对方喜悦，同时对方的喜悦之光返照在款待者的心中，款待者本身也充满了喜悦。

    它要求款待者对被款待对象的愿望能及时察觉，以提供最完美的款待与服务，它是“款待之美”的形成、磨练与完成的过程，是一种至高的行为艺术，一举一动，莫不中矩合节，正像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种美学只在被款待者满意的目光中升华，而绝不以回报为前提，是款待者与被款待的对象共同完成一种美的享受。饭店里穿着优美的和服进行跪式服务的服务生深谙“款待之心”的传统；温泉中的绿水红枫凝结着“款待之心”的神髓；厨师刀下如花如画的生鱼片挥洒着“款待之心”音节，这种传统渗透到所有领域特别是商业的领域中，因此从事服务业的日本人基本不会对客人“看人下菜碟”，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款待之心”的美学传统。

   善意理解中国人不尽人意的习惯

    有时，中国人的一些不尽人意的习惯，也会引起日本人的反感，但是他们会努力地理解这些习惯的成因与背景，不会一味地谴责。

    例如我说过一点有关中国游客在日本的厕所中遭遇“文化冲突”的事，就是中国游客在如厕后把手纸不是扔在马桶中冲掉，而是扔到外面的垃圾箱里，这使日本人奇怪和反感，日本的媒体人士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时，我就和他们说：由于中国的水洗便所还远远没有普及，手纸也是千差万别，水道的压力也千差万别，不像你们那样，全国人民都用可以在马桶里融化并冲走的手纸。如果随便把手纸扔到马桶里，中国游客会担心厕所堵塞，所以中国的便所里都有手纸篓。你们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如厕以后，在你们的便所里找不到纸篓，而扔在马桶里，他们会担心厕所堵塞，所有就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箱里。他们不是恶意，而是好心。

    他们听到后立刻就在媒体上认真解释这种“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一个特别知名的人士还在电视节目里说：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在刚刚使用座便的时候，还有的日本人以为那是洗脸池，还在那里洗了一把脸呢！

   客人就是上帝”的彻底性

    中国人买东西的时候喜欢拆封，一开始店家也很反感，后来媒体通过深入调查，得出了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假冒商品比较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开封是不放心的。在媒体的“教育”下，商家把每种商品都拆开一个作为样品，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一般来说，日本人不会歧视来自发展态势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根本上植根于一种“泛神论”有关。在他们的基本信仰中，无论山川草木，日月山河，穷通贵贱中，都是有神的。这种“泛神论”如果用黑格尔的话转译一下，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文章“文明之国瑞典”里，讲述她在60年代到瑞典的一段经历：

    为了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她去斯德哥尔摩，住在一个幽静而漂亮的住宅区里，和当时尘土飞扬的东京相比，瑞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皮鞋穿几天也不着尘。她住的地方有家具，有设备齐全的厨房，有宽敞的镶瓷砖的浴室，洗脸间、厕所，而且斯德哥尔摩新式大厦，安着和自来水管道一样的热水管，没有必要烧开水，热水和凉水从两个水龙头流出来的瞬间水温表（水银柱）马上上升，不用伸手试水就可以调节水温。厨房的现代化更不用说了。倒垃圾只要按一下电钮，一个大窟窿通到底，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扔进去就行了，很省事。办什么事都可以用电话解决，这是斯德哥尔摩典型的生活方式。但是她觉得瑞典由于过于富裕和安宁，一切都有点畸形了。当她离开瑞典，来到哥本哈根：走在街头上，我第一次遇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贫穷老人。不知怎的觉得他的眸子闪烁着充满生机的光芒。我对我的丹麦朋友说：我从瑞典来了以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老人，感到了一种充满了人生气息的喜悦之情。而他立刻流露出一种疑惑的神色，对我说：“呦，那么中根小姐，你是说贫穷好吗？”这正是倒开车，是对人类健康的欲望的否定。老实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没有找到结论，十分伤脑筋。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生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呢？也许中根千枝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她不会面对“较落后的文化现象”横加指责，而是努力去寻找它存在的根据、理由及合理性。

       大陆人在日本亲历：一个生鸡蛋带给我的震撼

    刚踏入日本，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国民的秩序感强烈的另人惊讶，马路上没有任何一辆车会随意变道抢道。

在路口遇到对头车，几乎双方都会同时停下，示意对方先过；过马路时，车辆基本能全都停下，示意让行人先过，而后到的行人会不好意思让车辆长时间停留，示意让车先过。在上下班高峰，也不会有车会耍小聪明抢其他道行驶，就算堵车也能保持行进，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这就是中国人最缺的“公民意识”。

    下面切入正题，谈谈我在遇到的两件小事。

    初到日本，本来以为这里的物价会像国内所报道的那样KB。结果出乎意料，这个人均收入是中国十几倍乃至数十倍的国家（我所在的国内公司一个普通的职员工资通常只有5000元左右，而日本的各个分公司普通职员的工资通常为40万左右折人民币4万不到）物价竟然和中国差不多。

    第一件事。到日本后的第一个任务，自然是购买数码产品，第一天我便在日本店里看中了一款数码相机，付款采用银联的信用卡。由于此类型的电器店，可以通过会员卡点数来抵扣下次购买产品的价格。于是我向营业员提出，办理会员卡，然后用购买相机得到的点数，来买其他配件，营业员当即表示同意。但是结款时，却迟迟不肯确认，敏感的我也担心是不是歧视中国人，不肯让我用便宜的手段买东西呢。

    结果出乎意料，营业员果然希望我不要使用会员卡点数。当然原因和我想的不一样，因为外国人使用信用卡可以通过10%消费税减免的方式购买，她之所以迟迟不肯结账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在帮我计算哪个方式购买比较合算。这是我在日本感受到的第一次震撼。

    第二件事。住日本酒店，自然免不了吃日式的早餐。日本人吃早餐有个习惯就是将生鸡蛋混入酱油拌饭吃。而我的早餐盘中，自然也出现了生鸡蛋，由于对生东西向来不感冒，我把其他菜吃完后，便匆匆了事了。第二天的早餐，同样餐盘中也放入了一个鸡蛋，我只能无奈的皱了下眉头。随手摸了下，突然发现今天的鸡蛋是热的！！！

我环顾下四周，发现其他的住客津津有味的吃着生鸡蛋，全场只有我一个人的鸡蛋是熟的。我拼命的回忆，昨天不曾向任何人提起我不吃生鸡蛋，仅仅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了那个生鸡蛋。我不知道服务员用了什么魔法把我从几千名住客中牢牢记住，并把我的喜好告诉其他服务员，并且一眼认出我是那个不吃生鸡蛋的客人，准确的把唯一一个装熟鸡蛋的餐盘放入我的桌前。这样一件小事，却是在日本受到的最大一次震撼。

    大国小民和小国的大国民

    我们总喜欢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相近”，其实中日两国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是极不相同的。中国的“皇民”只是习俗层面上的教化而已，打心底来说，庶民只是出于对皇权的恐惧敬而远之。大和民族则从一开始就对中华文明有自己的解读，从未盲目崇拜，一概吸收。自明治维新到“出亚入欧”，日本的“皇民”始终是呈现在精神层面的大国民意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是一种反义的文化现象，来当今的中国人都颇有无奈之感。而日本人的“面子文化”则是一种理性的“大国民风范”，所以中日两国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是大不相同的。虽然如今中日两国都在讲走向世界，但大国小民和小国的大国民发展路径显然是不同的，就好像孔子学院一直踉踉跄跄地走着，而跆拳道则不言不语的风靡世界。

    缅甸中国企业商会副秘书长李光宇接受《无界新闻》记者高美的采访时说：在仰光街头行走，很容易感受到这里的日本元素。大街上的出租车，八成以上都是日本车，丰田、本田是仰光司机最爱的品牌。正如这大街小巷里穿梭来去的日本车一样，日本对缅甸的影响也深入人心。但李光宇认为，这并不是缅甸对日本有好感的主要原因，“这段历史其实大部分缅甸年轻人已经记得不深了。”

　　他认为，对塑造日本在缅甸积极形象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近年来日本对缅甸的援助。“缅甸的年轻人记得，这三十年来，日本政府为缅甸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打井、修路、造桥等等。在仰光修的几个过街立交桥，投资不大，但修之前经过了调研考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反观中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无界新闻》记者高美说：“七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援助和捐赠都直接给缅甸政府甚至官员本身，缅甸媒体和老百姓不知道”;超六成的受访者则选择了 “援助和捐赠都是针对政府的大项目，很少有关注缅甸民生的项目，缅甸老百姓未能从中受益”这一选项。

   我们现在走向世界只是在古人闭关锁国的历史困境下被洋枪洋炮惊醒了黄粱梦才仅仅想到“差的只是器物”，日本则是被西洋兵船引荐看到了世界新的文明。历史的轨迹已经告诉我们：“四大文明古国”如今没有一个是世界强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也不是世界强国的“LOGO”！只有不到300年历史的美国和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戴季陶先生讲过，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这恰恰使从来就有危机感的日本“岛国文化”能够反省自己、认清世界，进而不断的寻找强国之路。所以， 尽管鲁迅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总还是需要清醒头脑选择正确的捷径和奋勇前行的，我们当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狂言和“放卫星”的末了不过是回到了一个历史的原点而已。这种“历史的演化”实在是惨痛的教训。

    总之，大陆人不能沉湎于“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香港社会也不能始终端着“殖民遗风”的饭碗讨生活。俄罗斯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片名倒是一个可以提醒我们的不错的“座右铭”。

    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承认“全要素效率”的经济发展论，但是我们能不能像日本人那样把事情做精做细，真正解决自己的短板，进而实现“全要素”的最优配置，能否实现而不是坐而论道“全要素效率”的最大化，则是中国下一步能否真正迈向世界大国之路的关键。

   例如官方最为荣耀的高铁动车，一旦接触网停电，车厢内没有起码的应急照明和通风设施，真还不如绿皮车。自高铁动车开始运行至今年1月26日福州开往龙岩的D6407次动车，途经龙岩附近一隧道时突然趴窝，车厢内不但一片漆黑，空气污浊、缺氧、特别闷热，旅客难以忍受。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设计漏洞，一直就是这样愚蠢的，不负责任的存在着。动车自打娘胎里出来的先天性缺陷要想解决其实很简单：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就是车顶安装3个100瓦小型轴流换气扇、车箱两端和中间安装6个LED应应急灯，由几块120安时的车用蓄电池作为应急电源供电，保证6-8小时应急使用的简单设计落实有多难？难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应急照明”和“车厢应急通风”都想不到吗？？连公交车都能做到的简单设计高铁动车为什么做不到？唯一的答案就是垄断下的高铁从来就没有旅客的观念！如果说高铁动车缺乏人性化设计，还不如说根本上就是缺乏人性的安全意识：高铁设计“初衷”大概就是，“车厢里的旅客只是票面价值的‘人’，运输过程中则可以视为‘货物’”，不管你的感受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耽误你的行程，只要把你“送到”即可——这就是“人民铁路的宗旨”。“中国制造”还做不到“万无一失”，所以经常发生接触网断电事故，就要先从设计上做好“应急预案”。假如我们在印尼的高铁项目中还是这样麻木不仁，那就别怪“第三世界”国家群起而攻之，彻底赶走夜郎自大的“中国高铁”！

    我们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有沉下心来真抓实干，注重细节和“那些不起眼的小事，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