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经济学家搞政治运动，那他会站在谁的立场上。再说争论太多了吧，难道真要谁大谁说了算？

鄙人虽不才，但也不敢苟同楼主的看法

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农民是很愿意来城市的，但众所周知的是，城市化过程除了人口城市化还有人的思想、观念、生活等的城市化，那么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需要相应的产业发展来支撑，否则，就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也只能喝西北风，人口规模只是城市基本功能－－集聚和扩散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却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中国如何迈进城市时代

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

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一年内国家的城市化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就可以把ＧＤＰ拉动１—２个百分点。无论是主动挑战还是被动迎战，城市化的机遇和挑战都无可避免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城市化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研究报告认为，到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２８８５美元。届时，城市化水平可达５８．７％。这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需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左右。

细说起来，今后中国在扩大中小城市数量的同时，还要特别重视大城市数量扩大和功能提升。扩大城市数量摪括大、中、小城市数量斒侵泄城市化的主要任务。其中，大城市不仅劳动生产率较高，其资本生产率甚至基础设施生产率也较高。所以发展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本身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需要。

另外，要注重完善城市功能，形成合理的大、中、小城市体系。大城市必须发挥其凝聚经济的功能，以吸引投资、孵化新企业并刺激经济增长。在专业化的中小城市中，应以发展商业为主，并根据具体市情适当发展工业。小城镇应该具有吸纳农村人口过剩人口、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小城镇不能“有城无市”，必须既有“城”，又有“市”。它的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其规模的扩张必须以经济繁荣为前提。

城市化的原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研究报告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出了政策建议：

统一认识，明确战略。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业已明确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但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市方面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分歧。如果这种分歧不解决，城市化战略和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受到严重影响。

加强城市规划，强化政府对城市化的指导。目前，中国不缺乏单个城镇的城市总体规划，但缺乏区域性的城镇体系规划，更缺乏全国性的城市体系规划。“十五”时期，要对跨区域的和全国性的城市体系进行研究和规划，而各地区则要根据这些规划调整和完善现有规划。

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保障金少，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如不尽快建立符合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将受到很大制约。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民的非农转移。随着整个国家社会保障能力的提高，可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实施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把土地转让金的部分或全部交与社会保障机构，以“土地”换“保障”。这既有利于稳定农民的非农转移，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中国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步松动，但城乡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压抑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要创造条件，放开中小城镇户口制度，逐步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建立城镇建设投融资新机制，保障城市化的资金供给。财政资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发达国家，国家财政无偿投入一般都占到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５０％以上，但目前中国财政投入的比重仅占３５％，应在稳定现有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同时，仅靠财政投入还不够，必须建立城镇建设投融资新体制。如可考虑完善和规范城镇土地批租制度，建立和完善城镇土地出让金用途分解机制；推行特许经营权制度，吸引外资、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

至少，这不象一个有着基本经济学素养的人的观点．

楼上，有劳尊驾祥细说明一下有着基本经济学素养的人的观点是个什么样子的观点？是抛概念？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是在经济学里面打转转圈？

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

请楼主再好好读书吧，你的异想天开的观点，没有可行性。

大家没必要对楼主进行人身攻击阿

无论楼住经济学素养如何，其观点都绝不是异想天开

纵观他这些天来所发过的帖子，终其一点，最重要的观点是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应该是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主，而应扭转80年代以来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错误路线

虽然楼主偶尔出现偏激的言论，但指导思想是好的嘛

像这样的群众，我们党组织还是欢迎的嘛：）

[em07][em07][em07]

说得容易,建个城市你想要什么?拥挤?高物价?住房困难?就业岗位少?歧视?

从上海的问题看,是有很多好处,那只是名利是政府和商家得到的多,真正让老百姓说呢?肯定是弊大于利!

搞笑呢

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按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型城市化和计划型城市化，按城市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城市化和发展型城市化.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过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从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来说，应该发展一批大城市，但发展大城市要求遵循城市化规律，从提高工业化入手，把城市的发展建立在雄厚的工业基础上，通过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进程，而不能离开工业的发展去强调城市的规模！

农民问题很难解决

现在农村城市化走得太急了。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形成的是房地产的寡头，对以后人民的真正安居乐业是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意楼主的看法，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完善自身职能，加强城市建设，是城市化的需要

人口仅仅是城市大的一方面，如果城市整体经济不行的话，人口多的城市反而是灾难。

现在那些发展很好的大城市不是都面临人口多带来的巨大压力吗？就业、交通、安全和环保等等。

中国应该发展城市圈来带动周围的发展。

城市化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研究报告认为，到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２８８５美元。届时，城市化水平可达５８．７％。这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需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左右。

细说起来，今后中国在扩大中小城市数量的同时，还要适当重视大城市数量扩大和功能提升。扩大城市数量摪括大、中、小城市数量斒侵泄城市化的主要任务。其中，大城市不仅劳动生产率较高，其资本生产率甚至基础设施生产率也较高。所以发展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本身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需要。

另外，要注重完善城市功能，形成合理的大、中、小城市体系。大城市必须发挥其凝聚经济的功能，以吸引投资、孵化新企业并刺激经济增长。在专业化的中小城市中，应以发展商业为主，并根据具体市情适当发展工业。小城镇应该具有吸纳农村人口过剩人口、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小城镇不能“有城无市”，必须既有“城”，又有“市”。它的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其规模的扩张必须以经济繁荣为前提。

城市化的原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研究报告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出了政策建议：

统一认识，明确战略。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业已明确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但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市方面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分歧。如果这种分歧不解决，城市化战略和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受到严重影响。

加强城市规划，强化政府对城市化的指导。目前，中国不缺乏单个城镇的城市总体规划，但缺乏区域性的城镇体系规划，更缺乏全国性的城市体系规划。“十五”时期，要对跨区域的和全国性的城市体系进行研究和规划，而各地区则要根据这些规划调整和完善现有规划。

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保障金少，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如不尽快建立符合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将受到很大制约。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民的非农转移。随着整个国家社会保障能力的提高，可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实施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把土地转让金的部分或全部交与社会保障机构，以“土地”换“保障”。这既有利于稳定农民的非农转移，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中国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步松动，但城乡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压抑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要创造条件，放开中小城镇户口制度，逐步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建立城镇建设投融资新机制，保障城市化的资金供给。财政资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发达国家，国家财政无偿投入一般都占到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５０％以上，但目前中国财政投入的比重仅占３５％，应在稳定现有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同时，仅靠财政投入还不够，必须建立城镇建设投融资新体制。如可考虑完善和规范城镇土地批租制度，建立和完善城镇土地出让金用途分解机制；推行特许经营权制度，吸引外资、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城镇化包括人口、用地、产业、价值观念等很多方面，如何衡量城镇化水平？单指标是最常用的，即人口指标。单指标衡量发展水平的最不好的一面就是容易形成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促进了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就提高了。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即使是这个单指标也存在不少问题。

周一星老师的观点：我国城镇化水平虚高城镇化速度并非越快越好

我国城镇化水平连续多年呈现高速增长与统计口径有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周一星教授近日指出，我国城镇化水平连续8年以1.43～1.44高速增长只是假象，并非实际速度，以此预测未来可能产生误导。

根据国家公布的资料，1996年至2003年我国已经连续8年每年的城镇化水平提高1.43～1.44个百分点。分析这些数据的来源，是由于国家统计局把4.7个百分点的四普和五普城镇人口新老口径的差值消化在1996～2000年短短五年内，然后又把这种速度延续到了21世纪初，造成我国城镇化已经连续8年以1.43～1.44个百分点高速增长的假象。周一星说，这可能对21世纪我国的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误导。

他告诉记者，借用有关的基本原理把4.7个百分点的口径差值消化在17年里，1982～2000年间我国的城镇化平均速度为0.835个百分点。以此预测我国未来城镇化水平的理论值，2025年前我国城镇化的年均速度在理论上会达到或略超过1个百分点，2025年以后会逐渐放慢，低于1个百分点。

城镇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的速度和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长、城镇化用地增长等要素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况。“从构建健康的城镇化出发，我们建议：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正常的，也比较有把握，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多年的1.44个百分点那是虚假的、可怕的，可能带来全国的攀比。我们应该坚信0.6～0.8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周一星说。

建立一批大都市？难道大都市就能显示一个国家的强盛？显然这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国家强盛无非是该国家军事强大、经济实力强、人民生活水平高。而这一切并不需要大都市。如果乡村发展的好，其居民的生活的水平并不会比大都市差。最主要的是，一个城市大了，很多问题就会突现出来，比如大量的城市垃圾、废水、交通。因此大都市的治理也是很大的问题，中国政府似乎对处理这些问题实力还很欠缺！

大城市的发展是必然的，关键是能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城镇体系。

切实强化城镇体系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一）省域城镇体系规划要发挥六大功能。第一，发挥上下衔接的功能。主要是上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的衔接，与城镇群规划的衔接，下与都市区规划，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的衔接。第二，发挥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的综合指导功能。包括对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时序的调控。第三，要发挥协调重点镇、卫星镇、专业镇布局的功能。建设部正在牵头确定全国的重点镇和优惠扶持政策的制定。我们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是依据各省城镇规划体系里确定的应该重点发展的城镇，第二是根据城镇的经济增长潜力分析。重点镇、卫星镇、专业镇，三类镇的布局要能够与城镇体系规划相符合。第四，要发挥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统筹功能。城镇体系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哪些地方可建，更重要的是哪些地方不可开发，或者哪些地方的开发建设将对生态环境很敏感应限制开发。资源要分区，开发要有许可，土地要建立台帐制度。第五，要发挥重大开发建设项目定点的功能。要给省域重大的开发项目颁发“一书两证”，尤其是规划“选址说明书”。比如各类园区、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要与卫星城、卫星镇相匹配、相融合，重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的布局建设要符合城镇体系规划的要求。第六，要发挥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避免城市各自为战，搞小而全，大而全。 　　


（二）要完善基础工作。第一，要完善地方立法工作。各省要积极着手制定本省的城镇体系规划条例或实施办法，一要明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二要明确管理机构的任务、权限和职责；三要明确实施的程序，要落实一书两证。通过省人大立法或省政府令取得法律地位。第二，要建立相应的经济引导政策。有的地方建立了城镇化的基金，引导规划的实施。有的地方有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许开发和不许开发的区域应该实行差别税收，在不许开发的地方设立开发区就不能有优惠政策。这些需要我们在规划中主动提出来。要通过特许经营与市场的办法相结合，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达到开发行为引导的目的。第三，要动员社会力量和民众参与。包括动员相关政府部门参与、专家学者的参与，动员地方各级政府的参与，要通过公开的程序编制和实施规划。同时，还要经常向人大、政协汇报城镇体系规划实施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和宣传城镇体系规划的作用。第四，建立定期的评价报告制度，对规划进行跟踪、研究、反馈、修订。第五，要发挥和落实一书两证制度的作用。一方面要明确一书两证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明确建设厅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明确省规划委员会的规划审批和跨区域协调和落实的作用。 　　


总之，城镇体系规划工作必须要实施五个转变：第一，由重产业的空间布局转向城镇开发适应性和城镇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发展并重；第二，由指导城镇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并重；第三，由重规划内容、轻规划实施转向科学编制规划和严格实施规划并重；第四，由开发利用资源为主转向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资源并重；第五，由单纯的审批式的规划管理转向综合应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强化规划的实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