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面临美元流动性问题……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这么快？如何理解这个大背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将产生哪些主要影响？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将会怎样？从长期来看中国又面临哪些历史性机遇？而我们又该如何把握这些机遇？带着上述诸多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

　　一、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一一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

　　国研网：我们上半年还在担心全球性通胀，没想到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而引致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当前全球经济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这么快？如何理解这个大背景？

　　夏斌：概括地讲，2003-2007年这轮全球经济周期是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呈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穷国是高储蓄、低消费，作为富国的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靠借穷国的钱来过日子，是寅吃卯粮的经济。在借钱的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旺了全球的需求。因此，从全球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说，是全球的供需失衡，是全球化“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了转折和美元过多现象的共同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矛盾必然产生的结果。进一步分析，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没有约束美元的供给，或者说由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而这些问题的引爆点，先是通胀，后是次贷危机。因为这个泡沫吹得太大了，使物价、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加息了，使美国次贷危机的问题一点一点暴露，最后把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至于说，华尔街高管薪酬激励的一些问题，只是浅层次的技术层面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在的发展逻辑。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金融资产的影响及对策

　　国研网：您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会产生哪些影响？

　　夏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本身的影响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我们持有美国两家房地产机构的债券，政府持有加上商业银行持有的，6月底共约4700多亿。尽管美国政府对这两家机构采取了救助措施，但是并没有说这些债券到期肯定还。最终美国救市政策能把债市价格托到什么水平很难说。该两房机构的救助计划由布什政府作出，到奥巴马政府的2009年底结束，到时候这两家机构是合并还是破产？并不清楚。

　　二是我们持有近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继续发行大量国债救市，美元贬值的影响也是很难估计的。

　　国研网：就金融危机本身而言，我们应该怎么办？

　　夏斌：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和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有策略的沟通，尽可能减少美国危机中我们的损失，争取“堤内损失堤外补”。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要求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危机处置过程中的各类政策信息，通报相关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危机破产的最新数据和动态信息，帮我们掌握主动权。我在监管部门工作过，知道我们中投公司等机构派几个人在华尔街调查了解，是不能完整掌握危机中机构的信息的。与其单枪匹马在外面跑，不如由我国政府一本正经的告诉美国：我们配合你渡过难关，但是你也得配合我们。要求美国政府基于中国外汇储备可能出现的损失和我们真挚合作的愿望，在政治、外交、外贸、收购美国实业，收购美国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在美建立分支机构等等方面给予交换性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要防止美国政府“反客为主”，他们一边给我们胡总书记打电话，一边马上给台湾售武器、释放“东突”分子，想利用政治、外交事件要挟我们在经济上让更大的利。此时我们的策略应是恰恰予以不理，“不接其招”，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主动打经济牌。

　　国研网：那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主动打经济牌？

　　夏斌：对于美国国债，他要发，我们那么多外汇，在危机中金融资产都贬值的情况下，不买也不行。但是能不能在谈判过程中间，买新还旧进行置换？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就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

　　关于外汇储备结构问题，一定要多元化，方向是“去美元化”。我说的方向不是2年、3年，而是10年、15年。作为中国的崛起，要做好人民币走出去的准备。眼前美元有点升值，中长期看，美元还要贬。因此怎么样抓紧在全球收购重要的战略资源、关键企业和核心技术，在这方面政府要有统一安排，靠一、两个部门单独作战是不行的。我建议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精干的、高效的组织，运用官方的、民间的和其他隐蔽渠道、手段，利用世界股市大幅下跌、全球企业格局重组时期，加快用外汇在海外收购实业的步伐。另外，报纸上总在讨论抄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我认为说不清楚。同一件事对某一个国际机构可能是机遇，对中国来说可能就是挑战，因为决策效率太低，决策一件事要回到国内来汇报，几个部门来回要会签。人家一个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两三天内资金必须到位，我们就有点不适应了。因此，关键看能否组织好各种资源。

　　还有，上次见美国前副财长，我向他提出，你现在救市缺资金，你外汇储备中75%是黄金，能否少发点国债，少搞些财政赤字，卖一点黄金给我们行不行？就卖一点点？他支支吾吾不愿回答。说明这个问题很敏感，他们让全世界买单救美国危机的战略意图也很清楚。我认为，我们应在这方面坚持做些努力，尽可能打开这个缺口，哪怕买一点点，从长计议，是有战略意义的。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国研网：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

　　夏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已影响到美、欧、日的实体经济。对美欧的出口又占我国对外出口约40%，现在外需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下滑的势头，而且势头比较快。从经济先行指标看，已连续五个月下滑。规模以上企业的发电量，8月份增长5.1%，跌了9个百分比。发电增长减少，引起煤炭消耗减少，煤的库存在增加。港口吞吐量增加16%，降了7个百分点，港口上铁矿石库存增加到8千万吨。出口订单增速出现汇改以来最低的9.1%，降了3.7 个百分点, 是1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财政收入五月份还是增长42.6%，六月份30.7%，7月份16.5%， 8月份10.1%，9月份才增长3%。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仅仅增加1.7%。从货币角度来说，名义贷款增长率减去PPI后的实际贷款增长，7-9月份平均增长5%，去年同期是14%左右。这些指标表明，现在不是担忧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而是事实上已经在严重下滑。去年GDP为11.9% 是不可持续的，环境、资源、价格调整等等各种矛盾突出。但是对于中国坚持科学发展，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关系来说，保持一定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社会稳定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年初定的调控政策不变，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下滑过快的担心，到今年年底、明年上半年就会变成严重的现实。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判断，如果我们政策调整得慢，矛盾集中在今年年底和明年一季度暴露之后再采取措施，第一、政策效应更多是集中在2010年产生，第二、矛盾暴露越集中，问题越严重，调整措施往往越容易过激，容易矫枉过正，又会给今后留下新的隐患。所以我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经济过快下滑的势头。

　　国研网：您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抑制经济过快下滑的势头？

　　夏斌：我认为，作为决策部门来说，在这方面关键是怎么处理好反周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方面在目前的海内外经济形势之下，必须毫无疑问地采取反经济周期政策防止经济下滑。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经济增长在8%以上，甚至在8—9%之间。如果措施不得力，肯定会跌到8%以下。海外专家悲观的预测可能要到6%以下。另一方面，在反周期中也需要结构调整。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高储蓄、低消费的模式、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面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既牺牲了中国人的短期利益，也牺牲了中国人的长期利益。此次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使中国过去靠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能继续了。因为人家经济结构要调整，可能没法寅吃卯粮了，不借你的钱了，我们的钱也就借不出去了，出口也出不去了，逼着我们进行结构调整，这是好事，是机遇，因此在反周期时期要尽快扶持国内消费市场。

　　另外，从中国长期的利益出发，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大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附于别国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靠国内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模式也不能持续。这些结构调整包括价格的调整都应该进行。现在的关键是，在反周期中间如何贯彻结构调整意图，这是对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挑战。不反经济周期，短期内社会稳定接受不了。不结构调整，看到经济下滑就简单采取过去那样的放松银根政策来抵御经济下滑，同样又会埋下后患，仍然会产生新的不可持续的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30年改革有丰富的经验，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其间，要找适度平衡的点。

　　国研网：在反周期的各项政策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夏斌：具体说，在采取反周期的各项政策中，应该尽可能坚持结构调整的方向，不能以大幅度牺牲结构调整为代价，追求短期的高速增长。举例：报纸上在讨论提高出口退税率问题，为了维持增长和就业，适当的在有些行业提高出口退税率，我认为是应该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还要支持。但是仍然要坚持限制“两高一资”的产业发展。

　　另外，最近对房地产市场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我也是支持的，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推出的是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是刺激国内市场扩大的政策，不是简单的刺激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投机的政策。就是一边要扶持消费，一边仍然要防止新的资产泡沫产生，不是鼓励投机房地产。这个界限怎么把握，是个难事，需要很好研究。眼前，应让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先稳住，不要让它下滑得过快，泡沫刺破要慢。

　　在推出各项刺激内需的投资政策上，应该鼓励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扩大投资。就是放松银根也不是简单的就看信贷规模，信贷规模多一点与少一点是重要，但更重要是培育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结构完善了，效率提高了，即使贷款规模上不去，整个金融适应经济发展这件事还是能做好。如果在金融体系和市场结构体系方面，包括直接融资发展不太好，一味讲扩大信贷规模，也不利于提高整体的金融效率。关于降存款准备金、降利率0.27个百分点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是看准了经济下滑速度在加快，到了明年可能问题更大，因此现在的动作要大，0.27个百分点没有意义，可以直接降0.54个百分点或者1个百分点。要果断，不要学习美国降息周期的做法，引导社会媒体讨论是不是已进入减息通道，是没有意义的。

　　又比如投资政策，大家已反映政府储蓄很高，社会上收入分配不公平，我们能不能在降低政府储蓄、扩大居民储蓄比例，从而推动民间投资上多动点脑筋？而不是简单一味的由政府搞大项目，思路上要考虑如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大项目投资、进入服务领域投资。扩大内需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因为很多政策没放开，很多闲置资金寻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投不到增长潜力很大的行业里去。所以概括说，要处理好反周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关键是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

　　国研网：如果央行货币供应放松了，银行又可能出现“惜贷”、“慎贷”的现象，1998—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是否会重新出现？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

　　夏斌：当前又要当心1998—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的重新出现。因为商业银行经过改革之后，以利润为目标，加强内控，他们看到经济在往下走，跟股民一样是买涨不买跌的。经济往下走时他们也不愿意贷款。而且数据已表现，货币供应量M2和M1 增长同样处于下降通道，但其中M1下降更快。M1 数据跟当期工业产值、经济增长密切相关，M2是滞后半年到一年左右，这种现象有关部门要充分当心。

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政府应该用政策加快引导，信贷如果跟不上中央的意图，就抓紧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譬如，私募股权基金、中小板市场门槛降低、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等。

　　四、2009年中国经济展望

　　国研网：在上述背景下，您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前景怎样？理由是什么？

　　夏斌：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小看，尽管我们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是我个人仍然认为，只要政府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中国仍然是有把握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当然，我们说这个平稳增长并不意味着像2007年那样两位数的增长，这也是我们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不希望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希望。如果说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动荡的局势之下我们能够保证8%以上的增长，那是已经相当可喜，而这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理由是：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并且已经在采取措施调转调控方向，防止经济下滑。我相信接下来的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会出台更多的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政策。

　　第二，农业是基础，今年粮食又是大丰收，连续第五个大丰收，而且是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样起码为我们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因为采取松的政策，往往担心的是物价上涨，而我们物价指数中33%左右的权重又是由食品所构成。

　　第三，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是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全年增长可能仍能接近20%。其次，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时为12%左右，现到了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几点意味什么？意味在目前关键时刻，当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长的政策时，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不像有些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财政负债累累，严重亏空，救经济的余地已很小了。

　　第四，我们现在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简单说，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尽管最近有点动向，有些钱向外流，但是是少量的，金融危机对我们这方面的影响不大。而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有的地方不到65%，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充裕的。现在不是担心银行没钱，而是担心他们不想向中小企业贷款。在整个国内金融体系和世界相对有所隔绝、国内资金富裕的情况下，我们还有2万亿的外汇储备，当然是以一定的资产形式持有的。这些钱是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与当年GDP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时刻这个资产是可以变换的，是有机动能力的。当然，转化为其他资产可能会有些机会损失，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五，明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放慢，IMF预测，全球2.2%，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往下走的趋势。海外有预测表明，明年中国CPI为1.8% ，不到2%，国内专家的预测也很低，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六，再从较长时间看，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而且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这是国外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政府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可能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为投资理财也好、作为股市上的投资者也好，应该理解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要有一个时滞，在今年的第四季度甚至明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是我相信，从现在开始的这些政策以及明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其效应到2009年下半年会发挥明显。也就是说，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五、中国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及对策

　　国研网：以上更多的是对短期政策的探讨，从长期看，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有哪些？

　　夏斌：从长期看，不管现在遇到多少困难，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当前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

　　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这话怎么说？回顾一下从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是整整三十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今年底中国GDP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13亿人口的国家长达30年，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海外人士不管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对这个历史事实都不得不承认。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全部出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此路不通了，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这次已不是文件的号召，而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这样，这是唯一的出路，要想尽办法。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明、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因此，这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今天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是在亚洲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这次如果我们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明年整整六十年。在第一个三十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三十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三十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很清晰，或者说认识是模糊的。可以说，这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三十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六十年周期相重叠。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六十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刚刚结束的华盛顿11月15号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了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三十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们采取与现行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就是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经济上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三十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而且，我也认为这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国研网：您认为我们如何抓住上述两个历史性机遇？

　　夏斌：我认为，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多研究这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毕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位置起了很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反倒认为，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明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复兴与崛起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当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11月15号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应向世界呼吁，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让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渐进法，不要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的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目前，尽管法、英、德国领导人竭力“忽悠”我们跳出来挑战美国把持的货币制度，要尽快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对此，我的判断，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些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在各方压力下，国际社会就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监管等方面进行磋商，会有所进展，但具体措施仍有待于峰会结束后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去讨论、争论与推进。

　　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形成的，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而且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认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那样的国家已经出现。日元肯定不行，欧元是缺乏政治统一体的货币，没有信贷扩张权。人民币有这一扩张权，但其他方面制度根本没准备好。

　　第三，就是从目前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也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并不自愿。近期，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由于欧美领导人各怀想法，莫衷一是，这次金融峰会正如我早预料的，肯定难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成果。

　　国研网：在上述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您认为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夏斌：我认为：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我们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目的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该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适当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同时我们要冷静，要拖住美国对IMF的支持，因为IMF今后能否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与美国的密切支持相关。如果架空美国在IMF的地位，美国可能抛掉IMF今后直接与各国央行发生关系，向各国央行贷款取代IMF的地位，成为各国“央行的央行”，更不好控制它滥发美元的行为了。最近美联储继与英国、欧元区、日本央行搞了货币互换协定后，又与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这个动向要警惕。所以，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加强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同时，要韬光养晦，埋头发展。

　　3、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新金融危机产生的好措施。

　　4、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要呼吁，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5、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可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6、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7、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当然，在整个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对方自愿、于对方有利的原则，是真诚的帮助对方，争取双赢。同时在国内，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夏 斌 简 介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1993年至1996年曾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目前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第一届北京市金融发展顾问团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 

　　国研网：以上更多的是对短期政策的探讨，从长期看，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有哪些？

　　夏斌：从长期看，不管现在遇到多少困难，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当前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

　　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这话怎么说？回顾一下从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是整整三十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今年底中国GDP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13亿人口的国家长达30年，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海外人士不管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对这个历史事实都不得不承认。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全部出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此路不通了，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这次已不是文件的号召，而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这样，这是唯一的出路，要想尽办法。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明、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因此，这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今天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是在亚洲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这次如果我们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明年整整六十年。在第一个三十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三十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三十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很清晰，或者说认识是模糊的。可以说，这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三十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六十年周期相重叠。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六十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刚刚结束的华盛顿11月15号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了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三十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们采取与现行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就是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经济上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三十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而且，我也认为这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国研网：您认为我们如何抓住上述两个历史性机遇？

　　夏斌：我认为，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多研究这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毕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位置起了很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反倒认为，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明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复兴与崛起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当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11月15号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应向世界呼吁，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让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渐进法，不要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的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目前，尽管法、英、德国领导人竭力“忽悠”我们跳出来挑战美国把持的货币制度，要尽快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对此，我的判断，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些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在各方压力下，国际社会就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监管等方面进行磋商，会有所进展，但具体措施仍有待于峰会结束后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去讨论、争论与推进。

　　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形成的，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而且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认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那样的国家已经出现。日元肯定不行，欧元是缺乏政治统一体的货币，没有信贷扩张权。人民币有这一扩张权，但其他方面制度根本没准备好。

　　第三，就是从目前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也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并不自愿。近期，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由于欧美领导人各怀想法，莫衷一是，这次金融峰会正如我早预料的，肯定难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成果。

　　国研网：在上述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您认为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夏斌：我认为：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我们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目的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该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适当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同时我们要冷静，要拖住美国对IMF的支持，因为IMF今后能否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与美国的密切支持相关。如果架空美国在IMF的地位，美国可能抛掉IMF今后直接与各国央行发生关系，向各国央行贷款取代IMF的地位，成为各国“央行的央行”，更不好控制它滥发美元的行为了。最近美联储继与英国、欧元区、日本央行搞了货币互换协定后，又与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这个动向要警惕。所以，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加强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同时，要韬光养晦，埋头发展。

　　3、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新金融危机产生的好措施。

　　4、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要呼吁，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5、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可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6、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7、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当然，在整个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对方自愿、于对方有利的原则，是真诚的帮助对方，争取双赢。同时在国内，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夏 斌 简 介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1993年至1996年曾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目前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第一届北京市金融发展顾问团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面临美元流动性问题……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这么快？如何理解这个大背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将产生哪些主要影响？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将会怎样？从长期来看中国又面临哪些历史性机遇？而我们又该如何把握这些机遇？带着上述诸多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

　　一、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一一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

　　国研网：我们上半年还在担心全球性通胀，没想到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而引致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当前全球经济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这么快？如何理解这个大背景？

　　夏斌：概括地讲，2003-2007年这轮全球经济周期是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呈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穷国是高储蓄、低消费，作为富国的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靠借穷国的钱来过日子，是寅吃卯粮的经济。在借钱的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旺了全球的需求。因此，从全球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说，是全球的供需失衡，是全球化“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了转折和美元过多现象的共同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矛盾必然产生的结果。进一步分析，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没有约束美元的供给，或者说由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而这些问题的引爆点，先是通胀，后是次贷危机。因为这个泡沫吹得太大了，使物价、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加息了，使美国次贷危机的问题一点一点暴露，最后把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至于说，华尔街高管薪酬激励的一些问题，只是浅层次的技术层面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在的发展逻辑。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金融资产的影响及对策

　　国研网：您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会产生哪些影响？

　　夏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本身的影响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我们持有美国两家房地产机构的债券，政府持有加上商业银行持有的，6月底共约4700多亿。尽管美国政府对这两家机构采取了救助措施，但是并没有说这些债券到期肯定还。最终美国救市政策能把债市价格托到什么水平很难说。该两房机构的救助计划由布什政府作出，到奥巴马政府的2009年底结束，到时候这两家机构是合并还是破产？并不清楚。

　　二是我们持有近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继续发行大量国债救市，美元贬值的影响也是很难估计的。

　　国研网：就金融危机本身而言，我们应该怎么办？

　　夏斌：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和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有策略的沟通，尽可能减少美国危机中我们的损失，争取“堤内损失堤外补”。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要求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危机处置过程中的各类政策信息，通报相关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危机破产的最新数据和动态信息，帮我们掌握主动权。我在监管部门工作过，知道我们中投公司等机构派几个人在华尔街调查了解，是不能完整掌握危机中机构的信息的。与其单枪匹马在外面跑，不如由我国政府一本正经的告诉美国：我们配合你渡过难关，但是你也得配合我们。要求美国政府基于中国外汇储备可能出现的损失和我们真挚合作的愿望，在政治、外交、外贸、收购美国实业，收购美国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在美建立分支机构等等方面给予交换性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要防止美国政府“反客为主”，他们一边给我们胡总书记打电话，一边马上给台湾售武器、释放“东突”分子，想利用政治、外交事件要挟我们在经济上让更大的利。此时我们的策略应是恰恰予以不理，“不接其招”，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主动打经济牌。

　　国研网：那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主动打经济牌？

　　夏斌：对于美国国债，他要发，我们那么多外汇，在危机中金融资产都贬值的情况下，不买也不行。但是能不能在谈判过程中间，买新还旧进行置换？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就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

　　关于外汇储备结构问题，一定要多元化，方向是“去美元化”。我说的方向不是2年、3年，而是10年、15年。作为中国的崛起，要做好人民币走出去的准备。眼前美元有点升值，中长期看，美元还要贬。因此怎么样抓紧在全球收购重要的战略资源、关键企业和核心技术，在这方面政府要有统一安排，靠一、两个部门单独作战是不行的。我建议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精干的、高效的组织，运用官方的、民间的和其他隐蔽渠道、手段，利用世界股市大幅下跌、全球企业格局重组时期，加快用外汇在海外收购实业的步伐。另外，报纸上总在讨论抄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我认为说不清楚。同一件事对某一个国际机构可能是机遇，对中国来说可能就是挑战，因为决策效率太低，决策一件事要回到国内来汇报，几个部门来回要会签。人家一个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两三天内资金必须到位，我们就有点不适应了。因此，关键看能否组织好各种资源。

　　还有，上次见美国前副财长，我向他提出，你现在救市缺资金，你外汇储备中75%是黄金，能否少发点国债，少搞些财政赤字，卖一点黄金给我们行不行？就卖一点点？他支支吾吾不愿回答。说明这个问题很敏感，他们让全世界买单救美国危机的战略意图也很清楚。我认为，我们应在这方面坚持做些努力，尽可能打开这个缺口，哪怕买一点点，从长计议，是有战略意义的。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国研网：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

　　夏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已影响到美、欧、日的实体经济。对美欧的出口又占我国对外出口约40%，现在外需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下滑的势头，而且势头比较快。从经济先行指标看，已连续五个月下滑。规模以上企业的发电量，8月份增长5.1%，跌了9个百分比。发电增长减少，引起煤炭消耗减少，煤的库存在增加。港口吞吐量增加16%，降了7个百分点，港口上铁矿石库存增加到8千万吨。出口订单增速出现汇改以来最低的9.1%，降了3.7 个百分点, 是1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财政收入五月份还是增长42.6%，六月份30.7%，7月份16.5%， 8月份10.1%，9月份才增长3%。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仅仅增加1.7%。从货币角度来说，名义贷款增长率减去PPI后的实际贷款增长，7-9月份平均增长5%，去年同期是14%左右。这些指标表明，现在不是担忧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而是事实上已经在严重下滑。去年GDP为11.9% 是不可持续的，环境、资源、价格调整等等各种矛盾突出。但是对于中国坚持科学发展，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关系来说，保持一定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社会稳定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年初定的调控政策不变，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下滑过快的担心，到今年年底、明年上半年就会变成严重的现实。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判断，如果我们政策调整得慢，矛盾集中在今年年底和明年一季度暴露之后再采取措施，第一、政策效应更多是集中在2010年产生，第二、矛盾暴露越集中，问题越严重，调整措施往往越容易过激，容易矫枉过正，又会给今后留下新的隐患。所以我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经济过快下滑的势头。

　　国研网：您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抑制经济过快下滑的势头？

　　夏斌：我认为，作为决策部门来说，在这方面关键是怎么处理好反周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方面在目前的海内外经济形势之下，必须毫无疑问地采取反经济周期政策防止经济下滑。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经济增长在8%以上，甚至在8—9%之间。如果措施不得力，肯定会跌到8%以下。海外专家悲观的预测可能要到6%以下。另一方面，在反周期中也需要结构调整。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高储蓄、低消费的模式、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面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既牺牲了中国人的短期利益，也牺牲了中国人的长期利益。此次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使中国过去靠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能继续了。因为人家经济结构要调整，可能没法寅吃卯粮了，不借你的钱了，我们的钱也就借不出去了，出口也出不去了，逼着我们进行结构调整，这是好事，是机遇，因此在反周期时期要尽快扶持国内消费市场。

　　另外，从中国长期的利益出发，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大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附于别国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靠国内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模式也不能持续。这些结构调整包括价格的调整都应该进行。现在的关键是，在反周期中间如何贯彻结构调整意图，这是对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挑战。不反经济周期，短期内社会稳定接受不了。不结构调整，看到经济下滑就简单采取过去那样的放松银根政策来抵御经济下滑，同样又会埋下后患，仍然会产生新的不可持续的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30年改革有丰富的经验，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其间，要找适度平衡的点。

　　国研网：在反周期的各项政策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夏斌：具体说，在采取反周期的各项政策中，应该尽可能坚持结构调整的方向，不能以大幅度牺牲结构调整为代价，追求短期的高速增长。举例：报纸上在讨论提高出口退税率问题，为了维持增长和就业，适当的在有些行业提高出口退税率，我认为是应该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还要支持。但是仍然要坚持限制“两高一资”的产业发展。

　　另外，最近对房地产市场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我也是支持的，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推出的是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是刺激国内市场扩大的政策，不是简单的刺激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投机的政策。就是一边要扶持消费，一边仍然要防止新的资产泡沫产生，不是鼓励投机房地产。这个界限怎么把握，是个难事，需要很好研究。眼前，应让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先稳住，不要让它下滑得过快，泡沫刺破要慢。

　　在推出各项刺激内需的投资政策上，应该鼓励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扩大投资。就是放松银根也不是简单的就看信贷规模，信贷规模多一点与少一点是重要，但更重要是培育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结构完善了，效率提高了，即使贷款规模上不去，整个金融适应经济发展这件事还是能做好。如果在金融体系和市场结构体系方面，包括直接融资发展不太好，一味讲扩大信贷规模，也不利于提高整体的金融效率。关于降存款准备金、降利率0.27个百分点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是看准了经济下滑速度在加快，到了明年可能问题更大，因此现在的动作要大，0.27个百分点没有意义，可以直接降0.54个百分点或者1个百分点。要果断，不要学习美国降息周期的做法，引导社会媒体讨论是不是已进入减息通道，是没有意义的。

　　又比如投资政策，大家已反映政府储蓄很高，社会上收入分配不公平，我们能不能在降低政府储蓄、扩大居民储蓄比例，从而推动民间投资上多动点脑筋？而不是简单一味的由政府搞大项目，思路上要考虑如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大项目投资、进入服务领域投资。扩大内需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因为很多政策没放开，很多闲置资金寻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投不到增长潜力很大的行业里去。所以概括说，要处理好反周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关键是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

　　国研网：如果央行货币供应放松了，银行又可能出现“惜贷”、“慎贷”的现象，1998—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是否会重新出现？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

　　夏斌：当前又要当心1998—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的重新出现。因为商业银行经过改革之后，以利润为目标，加强内控，他们看到经济在往下走，跟股民一样是买涨不买跌的。经济往下走时他们也不愿意贷款。而且数据已表现，货币供应量M2和M1 增长同样处于下降通道，但其中M1下降更快。M1 数据跟当期工业产值、经济增长密切相关，M2是滞后半年到一年左右，这种现象有关部门要充分当心。

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政府应该用政策加快引导，信贷如果跟不上中央的意图，就抓紧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譬如，私募股权基金、中小板市场门槛降低、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等。

　　四、2009年中国经济展望

　　国研网：在上述背景下，您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前景怎样？理由是什么？

　　夏斌：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小看，尽管我们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是我个人仍然认为，只要政府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中国仍然是有把握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当然，我们说这个平稳增长并不意味着像2007年那样两位数的增长，这也是我们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不希望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希望。如果说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动荡的局势之下我们能够保证8%以上的增长，那是已经相当可喜，而这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理由是：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并且已经在采取措施调转调控方向，防止经济下滑。我相信接下来的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会出台更多的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政策。

　　第二，农业是基础，今年粮食又是大丰收，连续第五个大丰收，而且是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样起码为我们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因为采取松的政策，往往担心的是物价上涨，而我们物价指数中33%左右的权重又是由食品所构成。

　　第三，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是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全年增长可能仍能接近20%。其次，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时为12%左右，现到了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几点意味什么？意味在目前关键时刻，当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长的政策时，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不像有些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财政负债累累，严重亏空，救经济的余地已很小了。

　　第四，我们现在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简单说，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尽管最近有点动向，有些钱向外流，但是是少量的，金融危机对我们这方面的影响不大。而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有的地方不到65%，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充裕的。现在不是担心银行没钱，而是担心他们不想向中小企业贷款。在整个国内金融体系和世界相对有所隔绝、国内资金富裕的情况下，我们还有2万亿的外汇储备，当然是以一定的资产形式持有的。这些钱是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与当年GDP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时刻这个资产是可以变换的，是有机动能力的。当然，转化为其他资产可能会有些机会损失，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五，明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放慢，IMF预测，全球2.2%，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往下走的趋势。海外有预测表明，明年中国CPI为1.8% ，不到2%，国内专家的预测也很低，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六，再从较长时间看，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而且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这是国外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政府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可能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为投资理财也好、作为股市上的投资者也好，应该理解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要有一个时滞，在今年的第四季度甚至明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是我相信，从现在开始的这些政策以及明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其效应到2009年下半年会发挥明显。也就是说，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五、中国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及对策

　　国研网：以上更多的是对短期政策的探讨，从长期看，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有哪些？

　　夏斌：从长期看，不管现在遇到多少困难，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当前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

　　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这话怎么说？回顾一下从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是整整三十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今年底中国GDP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13亿人口的国家长达30年，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海外人士不管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对这个历史事实都不得不承认。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全部出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此路不通了，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这次已不是文件的号召，而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这样，这是唯一的出路，要想尽办法。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明、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因此，这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今天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是在亚洲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这次如果我们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明年整整六十年。在第一个三十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三十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三十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很清晰，或者说认识是模糊的。可以说，这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三十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六十年周期相重叠。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六十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刚刚结束的华盛顿11月15号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了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三十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们采取与现行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就是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经济上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三十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而且，我也认为这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国研网：您认为我们如何抓住上述两个历史性机遇？

　　夏斌：我认为，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多研究这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毕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位置起了很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反倒认为，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明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复兴与崛起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当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11月15号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应向世界呼吁，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让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渐进法，不要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的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目前，尽管法、英、德国领导人竭力“忽悠”我们跳出来挑战美国把持的货币制度，要尽快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对此，我的判断，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些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在各方压力下，国际社会就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监管等方面进行磋商，会有所进展，但具体措施仍有待于峰会结束后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去讨论、争论与推进。

　　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形成的，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而且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认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那样的国家已经出现。日元肯定不行，欧元是缺乏政治统一体的货币，没有信贷扩张权。人民币有这一扩张权，但其他方面制度根本没准备好。

　　第三，就是从目前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也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并不自愿。近期，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由于欧美领导人各怀想法，莫衷一是，这次金融峰会正如我早预料的，肯定难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成果。

　　国研网：在上述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您认为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夏斌：我认为：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我们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目的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该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适当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同时我们要冷静，要拖住美国对IMF的支持，因为IMF今后能否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与美国的密切支持相关。如果架空美国在IMF的地位，美国可能抛掉IMF今后直接与各国央行发生关系，向各国央行贷款取代IMF的地位，成为各国“央行的央行”，更不好控制它滥发美元的行为了。最近美联储继与英国、欧元区、日本央行搞了货币互换协定后，又与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这个动向要警惕。所以，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加强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同时，要韬光养晦，埋头发展。

　　3、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新金融危机产生的好措施。

　　4、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要呼吁，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5、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可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6、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7、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当然，在整个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对方自愿、于对方有利的原则，是真诚的帮助对方，争取双赢。同时在国内，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夏 斌 简 介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1993年至1996年曾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目前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第一届北京市金融发展顾问团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 

　　国研网：以上更多的是对短期政策的探讨，从长期看，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有哪些？

　　夏斌：从长期看，不管现在遇到多少困难，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当前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

　　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这话怎么说？回顾一下从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是整整三十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今年底中国GDP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13亿人口的国家长达30年，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海外人士不管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对这个历史事实都不得不承认。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全部出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此路不通了，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这次已不是文件的号召，而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这样，这是唯一的出路，要想尽办法。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明、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因此，这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今天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是在亚洲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这次如果我们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明年整整六十年。在第一个三十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三十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三十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很清晰，或者说认识是模糊的。可以说，这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三十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六十年周期相重叠。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六十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刚刚结束的华盛顿11月15号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了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三十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们采取与现行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就是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经济上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三十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而且，我也认为这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国研网：您认为我们如何抓住上述两个历史性机遇？

　　夏斌：我认为，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多研究这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毕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位置起了很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反倒认为，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明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复兴与崛起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当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11月15号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应向世界呼吁，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让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渐进法，不要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的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目前，尽管法、英、德国领导人竭力“忽悠”我们跳出来挑战美国把持的货币制度，要尽快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对此，我的判断，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些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在各方压力下，国际社会就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监管等方面进行磋商，会有所进展，但具体措施仍有待于峰会结束后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去讨论、争论与推进。

　　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形成的，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而且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认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那样的国家已经出现。日元肯定不行，欧元是缺乏政治统一体的货币，没有信贷扩张权。人民币有这一扩张权，但其他方面制度根本没准备好。

　　第三，就是从目前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也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并不自愿。近期，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由于欧美领导人各怀想法，莫衷一是，这次金融峰会正如我早预料的，肯定难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成果。

　　国研网：在上述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您认为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夏斌：我认为：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我们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目的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该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适当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同时我们要冷静，要拖住美国对IMF的支持，因为IMF今后能否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与美国的密切支持相关。如果架空美国在IMF的地位，美国可能抛掉IMF今后直接与各国央行发生关系，向各国央行贷款取代IMF的地位，成为各国“央行的央行”，更不好控制它滥发美元的行为了。最近美联储继与英国、欧元区、日本央行搞了货币互换协定后，又与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这个动向要警惕。所以，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加强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同时，要韬光养晦，埋头发展。

　　3、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新金融危机产生的好措施。

　　4、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要呼吁，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5、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可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6、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7、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当然，在整个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对方自愿、于对方有利的原则，是真诚的帮助对方，争取双赢。同时在国内，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夏 斌 简 介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1993年至1996年曾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目前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第一届北京市金融发展顾问团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