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取消农业税与创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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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FONT size=2><B >杨白花</B><B ><p></p></B></FONT></P>
<P ><FONT size=2><B >引言：中央从</B><B >2004</B></FONT><B ><FONT size=2>年度起开始施行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城乡差距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因各地的具体情况、施行力度不同而暴露出许多问题，其效果还有待观察。笔者以为，农业问题的解决需要引起各级ZF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不能仅依靠取消农业税之类的削减性政策，解决农业问题应该是从创建和谐社会着手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极大的投入和谨慎的实施过程。取消农业税或可为城市取得暂时的心理平衡和道德救赎，但如果仅是浅尝辄止、如此而已，则仅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并不能真正取得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并且因取消农业税后ZF与农村社会的生疏而带来更大的问题，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正常发展，对此不能不引起各级ZF和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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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size=2>中央2004年度在全国范围内部分地取消了农业税……早该取消了，全世界的大国中几乎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还在征收农业税，而农业税的征收依据是1958年制定沿用至今的《农业税条例》，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农业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是农业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份额越来越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征收农业税的社会和政治成本等综合成本很高，农业税本就微薄，每户农民交纳的农业税不过些许而已，对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说固然不少，但在工商业已相当发达并撑起税收大半的今天，农业税在许多地方财政中已形同鸡肋，而在征收的过程中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也成为乡镇基层机关的恶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而一些ZF人员在征收过程中的手段不当，还带来农村的不稳定，农民种粮热情降低等问题。可以说，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大势所趋，这体现了中央对农业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稳定和谐不良影响的重视，其考虑之深远、决策之慎重是勿庸置疑的。<p></p></FONT></P>
<P ><FONT size=2>取消农业税，从中央决策层而言，是因为农村的问题已经积累到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步。用著名的经济学家李昌平的话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多年来投入严重不足，收取却是永无止境，使得相当部分的农村经济凋蔽，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大到令人忐忑不安的程度，而一些地方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要支付庞大的各级财政支出，又在不断巧立名目地从农民手中收取税费，繁重的税费使得基础薄弱的农村已经是不堪重负，并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问题。<p></p></FONT></P>
<P ><FONT size=2>取消农业税，本义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逐步拉平城乡差距以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但取消了农业税，就一定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进而解决农村的问题吗？怕也未必。<p></p></FONT></P>
<P ><FONT size=2>以“三农”问题为代表的农村问题的解决，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经济必须迈过去的的一道坎，这个过程是否顺利，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和社会的稳定。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思路的对的，但是不能以为取消了农业税就能解决农村的问题，如果相关的配套措施跟不上或形同虚设，取消农业税反倒会事与愿违的作用。中国的事情，往往会事先就考虑的极其乐观，把一件事办得形式很充分，领导剪彩，媒体宣传，利国利民……<p></p></FONT></P>
<P ><FONT size=2>然后哪，然后就没有了。古代有个笑话，说是一位士兵在战斗中中了箭，找一江湖医生拔箭，这位老兄拿大剪刀把露在外面的箭杆喀嚓一剪－完了，至于留在肉里的箭头哪？我是外科医生，你肉里的箭头应该去找内科医生!中国历史上这种治标不治本，面子上敷衍的事太多了，取消农业税当然是好事，也早就该实行了，中央的用意是好的，人民群众的拥护是真心的，但笔者担心最后的结果会变成留个大箭头在里面，隐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好事反倒成了坏事了。<p></p></FONT></P>
<P ><FONT size=2>首先，取消农业税的动机并不单纯。这次取消农业税倒是少有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叫好，这个“社会各界”是指城市，农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取消农业税，不是城市良心发现，觉得欠农村太多而大发善心了，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整个中国经济界突然发现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口，经济缺乏消费的支持，当城市的制造业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产能，生产能力过度富余时，有限的市场容纳不下巨大的生产能力了。一方面是开拓国外市场的举步维艰，在已经成熟了的外国市场上想搏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谈何容易，不只是你要出去，人家现在还想进来哪，走东南亚国家外向型经济的老路恐怕不大现实，现在也暴露出了出口加工型战略的种种弊端，一个大国，仅靠出口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大可能的。出口，一方面要面临着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我们相似的国家的剧烈竞争，甚至包括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挟高度发展的科技能力将自己的传统产业重新包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重新杀回了已经退出了的市场，并随意制定规则，违反所谓“自由贸易”精神，强行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来压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依靠劳动密集工资低水平生存的中国货在世界上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加严酷的环境，而这些首先受害的是农民工，在新的产业环境下，美国人叫喊在中国货的竞争下美国失去了“200万个工作机会”，而与此同时，有1200万中国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回到了农村，中国的损失更大，只是因为农村社会暂时不能容纳这个巨大的数字而显现不出来而已。整天大讲“自由贸易”</FONT><FONT size=2>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纺织品出口等项目上设置重重壁垒，传统的出口企业生存环境越来越困难，大量农民工找不到活干，不得不回到农村，成为变相失业人口并在无谓的流动中造成了社会的扰攘不安，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因素。</FONT><FONT si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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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size=2>激烈的竞争使得农民工的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增长，而同时物价的涨幅即使不算大也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大幅降低，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付出得到的是微薄的利润，而其中付出了最大劳动的农民工反倒是这个产业链中所得最少的一群，付出与得到的倒挂是农民工的现状，同时就连这一点微薄的劳动所得还无法全部兑现，农民工工资拖欠，已经达到动达天听，要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出面解决的程度，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恶劣。收入微薄的同时是工作环境的恶劣、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障，同时在异乡生活的不便，在城市中备受歧视，种种原因，使得农民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愿望急剧减少，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的歧视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工几乎无法在城市中立足，作为一个在城市建设中付出劳动最多，支撑着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动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几无立锥之地。这些原因导致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成为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1，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省级以上财政专款仅占0.11%，70%的农村人口仅仅消费了5%医药商品，而30%的城市人口消费95%的医药商品，以至于有李昌平的著名概括：“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p></p></FONT></P>
<P ><FONT size=2>经济的发展，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支持，在发展外贸的同时，必须带动整个国内市场的发展，促进居民的消费。同时赚回来的美元积累成了过多的外汇储备，对经济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农民工的血汗赚回来的不过是一堆账面上的美元，不能吃不能用，还不敢乱花，生怕人民币的币值上去了妨碍出口，而美国则是吃了你的血汗用了你的资源，抹抹嘴反过来骂你“人为提高人民币币值，使得中美间的贸易逆差过大”云云，真要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了，美国买中国制造的东西要花多得多的钱，那才是美国经济的噩梦哪。表面上看经济缺乏动力的原因是老百姓手中有钱，但却不敢花，消费上不去，钱存在银行里，成为隐性的定时炸弹。但真正的问题是占据了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消费欲望，但没有钱购买商品，农村缺乏购买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了消费乏力的瓶颈。<p></p></FONT></P>
<P ><FONT size=2>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阶段性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有固定的消费品出现，标志就是所谓的大件消费品，如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以及后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现在的电脑汽车住房的普及，但现在的问题是，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手里没钱，消费水平与城市相比差距太大，城市造出来的东西再多再偏宜，没有市场也是积压在仓库里，农民没有钱，城市就没有了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消费的支撑，经济发展乏力，只能依靠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这种“ZF行为”</FONT><FONT size=2>人为拉动经济，这种ZF大规模地动用权力，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进行投资建设，就是在法治相当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会带来相当范围的腐败和极大的浪费，更何况我们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还远谈不上成熟。同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与ZF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实现服务职能背道而驰，无疑会会造成相当的腐败、低效率、人民财产的大量流失，短期内或可拉动经济，但决不是长久之计。正是有鉴于此，中央才会有取消农业税的举动，抛去道德因素不说，经济上的目的，无非是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有钱消费城市的制造能力，才能使得城市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收入就提高了吗？未必。</FONT><FONT si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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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size=2>我们面临的尴尬恰恰在于，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收入反倒降低了。<p></p></FONT></P>
<P ><FONT size=2>首先是因为人都有惰性，勤劳的中国农民更有惰性。传统的自然农业是一种效率极低的产业，农民一年到头再辛苦，也种不出多少东西，同时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家命脉存亡的粮食的价位过低，使得现在农民在土地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收入，许多地方只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才保持了基本的粮食生产。而与庞大的农业人口数字相比，显得太少的土地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在家赋闲，另一部分不甘荒废要走出去，到城市打工；而走出去的路也是越来越窄，城市的发展容纳不下这么庞大的只有简单劳动技能的人口，激烈的竞争使一些地方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外资的进入而无视农民工的利益，农民工的收入实际上在近十几年内是年年在沉沦，而非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了，一个农民工改革开放初期在南方每月工资为四五百元，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农民工工资实际上也就在七八百元上下徘徊，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收入比十几年前只低不高，在当地的高物价面前，连生活都难以保障。如此之低的收入，去掉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农民工打工的收入实际上所剩无几，收入的倒挂，加上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生活不习惯的问题，农民现在的进城热情已经越来越低。如此南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民工荒”是必然的。而取消了农业税，又会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宁肯在家种那点地，也不愿意进城受那份罪，而自然农业的低效益又决定了农民在农村也的收入怎么不如在外打工的收入，这样一来，反倒是想要通过取消农业税而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拉动消费的愿望顿成泡影。<p></p></FONT></P>
<P ><FONT size=2>第二、农业的问题主要投入太低而不是收入太少。据农业部2002年9月的《农业国内扶持政策研究》研究报告：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国债资金5100亿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用于农村只有56亿元，仅占1.1%，中央对农业长期的投资不足，连带农业省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问题。比如农业税本身就不是什么数额很大的税，尤其是在南方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业税早就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无足轻重，因此一些地区很痛快的就响应中央号召取消了农业税，但对一些工商业尚不发达的农业省份来说，却是地方财政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而现在的情况反倒是这些农业省份响应中央号召最为积极，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税，而中部农业省份相对来说造血功能弱，可供调动的资源又少，取消农业税后，拿什么来补救？配套措施如何跟上？现在来看基本没有，仅就国家而言，到现在为止，在明令地方取消农业税后，并没有给农业省份什么说得上来的优惠，更谈不上更多的财政拨款，中部地区是产粮大省，农业大省，但同时，国家对这些省份没有任何的经济优惠政策可言，税收是最高的33%,而中部地区面临的国有企业等“历史遗留问题”，在程度上与东北不遑多让，只不过是规模小些而已。现在国家改造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向东北重工业基地倾斜，而与此同时，中部产粮省份的工业经济与周边地区相比，因为政策上的问题而更加落后，因此现在有中部地区的“中部崛起战略”一说，而中部省份如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是农业人口密集的产粮大省，同时也是民工外流大省，没有西部那样的资源储备，产业政策上又远不如南方，国家投入又远不如东北，经济发展环境在全国是最差的。<p></p></FONT></P>
<P ><FONT size=2>国家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有意的压抑农业省份主要是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防止农业区的过分商品经济化，以备不时之需，这是“保稳定”的根本。对此，中部省份也能理解，但长期的忽视，从事生产效益低下同时又是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粮食生产，使得中部产粮省份的经济长期难以发展，逐步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拉开距离，使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经济文化远比四周发达的中部产粮省份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人心思变下埋下了不安的种子。<p></p></FONT></P>
<P ><FONT size=2>第三、取消了农业税而配套的措施跟不上，即使取消，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而相应的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资，如化肥、农药、农用车辆所需的柴油，这些都是近期来价格疯涨，这里面固然有客观因素，如中东石油危机，国际原油价格疯涨，至今为止已经突破了70美元大关，农用物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但国家对此束手无策，在部门利益面前无法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必将极大的损害农民因取消农业税而带来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损害农民的利益。在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出台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时间过去仅一年多，当初的担心就已成为现实，农业生产所需物资的大幅涨价，已经完全抵消了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实惠，相比之下农民收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来自农村的消费热潮仍然是个空想。<p></p></FONT></P>
<P ><FONT size=2>第四、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是投入的劳动与产出严重失调，与农村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分田到户”、“大包干”政策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农业一方面是分散的经济，但另一方面又是最需要集中的产业，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良种广泛栽种、农用生产资料的分配、农产品的深加工等均需要相当的集中，小农的生产方式固然是一盘散沙，农民自己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但农业生产的方式决定了它在分散中必须有相当的集中，才能解决灌溉、育种、储存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使农业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需要的不仅是减负，更需要的是以工补农，扶植农业的发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而这，首先需要的是坚强的行政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取消农业税后，相应的补偿不到位，农村缺乏资源来完成这个集约化的过程。以前在ZF行为下，农村或可集中大量的人力完成这个过程，尽管它有低效率甚至盲目的问题，但相比无所作为，还是要好一些。但在现在乡镇基层组织涣散的情况下，不仅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无法顺利完全，而且连正常的农业生产都无以为继。<p></p></FONT></P>
<P ><FONT size=2>第五、现在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不是税太重，而是费太重。农业税在农民所需交纳的税费中只占一个小头，即便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得到的实惠也有限，农民的负担一样减不下来，如果ZF不能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如果农民不能对横征暴敛有有效的抵制手段，农民的负担仍然无法减下来。<p></p></FONT></P>
<P ><FONT size=2>由此可见，通过取消农业税的作法指望在农村出现新的消费热点，并进而拉动经济，不大可能。而农村的问题远比经济缺乏消费支持的问题来得严重，笔者以为，农业问题的解决需要引起各级ZF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不能仅依靠取消农业税之类的削减性政策。<p></p></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