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快要退了”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一番痛斥，揭开了国家助学贷款举步维艰的盖子——而举步维艰的症结在哪里呢？许多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穷人的不讲信用。
先是“教育产业化”理论的始作俑者汤敏在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信用机制缺失使贷款举步维艰，如果有一套系统能让大学生不还钱这辈子就别想有工资打进银行，别想借汽车、住房抵押贷款等，他们会还钱的(9月7日《法制日报》)；再就是经济学家易宪容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学生守信是解开“贷不出”死结最为重要的一环。
他教训穷学生“要学会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做人道理”，要“以个人一点一滴的行为向社会表明这种公平教育机会的意义所在”。建议“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
这番大道理如果放在真空中或其他许多国家，当然是讲得通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没什么好辩驳——可放到当下中国助学贷款现实的语境中，如此说理就很不道德了：助学贷款举步维艰的死结是穷学生的失信吗？穷学生的失信又纯粹出于自为的道德败坏吗？
助学贷款问题上政府的失职，使我们无资格苛责穷人的失信！
政府的失职在哪里呢？众所周知，在于教育投入上的失职。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大学的超高学费。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其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一个本科生4年的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收入——保障贫者读得起书，这本是政府应尽之职责。
显然，助学贷款政策是政府为缓解“上不起学”问题的一种“偷懒式尽职”——偷懒在于，本应直接增加投入以拉低学费，如今却把难题以市场化的形式甩给了银行和学生：通过助学贷款，将穷人家孩子负担上学费用的时间推到未来，将还贷风险转嫁给银行制造了大量无法收回的坏账——如此，穷人失信可以视做对政府偷懒和卸责的一种非正当的道德报复。
这让我们看清了中国改革中一种非常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对于强势群体，采取的是赎买式的改革逻辑，即对于那些不属于强者的资本本该采取“剥夺”的方式召回，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我们采取的是“赎买”方式，即以货币从他们手上买回种种权力。典型如公车改革中的“货币化补贴”和廉政建设中的“廉政奖金”。另一方面，对于弱势群体，采取的则是出售式的改革逻辑，即对于那些属于对弱者的救助本该采取“送”的方式，可为了减少改革成本，我们采取的是市场化出售的方式，让弱势群体到市场中与强者竞争以获取。典型如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这直接造成了弱者的“读不起书”和“看不起病”，形成了“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的不公现象。
显然，助学贷款政策正是这种出售式的改革逻辑的一种表现。本该政府直接给穷人补助，可如今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卖”给你，把负担推到未来——我们未对穷人尽到保障的责任，有什么资格苛求他们的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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