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易纲、 楼继伟、吴敬琏等谈供给侧改革

2016-02-19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2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周小川、杨伟民、楼继伟、易纲、吴敬琏、钱颖一等围绕大会主题做主旨演讲。

周小川发言全实录

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次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感谢各界对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樊纲同志对50人论坛2015年工作的贡献，以及刚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报告。

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因此，这里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发言。

从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来讲，我说说自己的体会。先说一下结构性改革，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说，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一个问题。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市场环节市场会无效。

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

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产品价格里面，有的时候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价格高频波动的成分，然后再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是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实物供求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要素价格。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

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效应研究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它的外部效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样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外额外出钱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蓄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就会引起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

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因此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各种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

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从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环境的产能过剩。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连接。

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

易纲发言全实录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把总需求管理好。我是按照50人论坛的要求做了功课，做了研究。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它的重点是在解决总量的问题，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把握，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螺旋。第二个考虑，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守住这三条线。

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产生了紧缩效应。大家随便可以举出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很多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建议要紧缩财政，来实现财政可持续，结果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甚至陷入通缩的螺旋。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然后我们看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实际是有破有立。当前我国是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过剩，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同时供给不足，马桶盖，海外的大量的购物，显然有些产品供给不足。相应地，我们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两种情况。我们是不是要扩大需求？是，我们需求可能不足，要扩大需求。同时我们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帕累托最优改进。帕累托最优改进要求没有人能够变坏，所有人都不变坏或者变好。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破有立，有些僵尸企业要淘汰，不能让所有人不能比之前更坏、只能更好。

第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他们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再简单重复一下，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紧缩的螺旋。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岁劳动力人口，这段人口结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下面我说一下总需求管理的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最后我讲一讲，有一些补短板。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看起来是供给侧的改革，我想强调的是，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也是扩大总需求的，也是可以从需求方入手观察这个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你要给一些城市老百姓符合棚户区改造的条件，一个是政府盖房子，让这些人到政府盖的房子里面；另一个选择是，给这些老百姓货币，分在一个账户上，让老百姓按照程序去选择在城市买房，买的可以是政府盖的房子，也可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老百姓可能买到更适合的房子，更适合的朝向，更适合的地点，同时也可以加一点钱。货币化看上去是一个去库存的供给侧的改革，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库存去掉了，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的投资，也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棚户区改造以后，还会产生家具、家电、装修这些消费。

第二个例子，比如说扶贫。我们可以精准算一下今后5年，每年有一千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消费拓展的空间。

回答我讲话的题目，在供给侧需求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管理。我们就要算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产生多大使经济向下的压力，让我们在需求侧，把这些压力补上，给它补齐了，补齐的上限不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

以我做的功课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如“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主战场之外，我们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等，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在我这里补了0.75个百分点，大数就是五千亿人民币的概念。这样就比较好的控制，在改革的同时，我的总需求、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又不产生其他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