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之：透过“裂缝”看历史 作者：田成杰



　　历史总是被设计成我们需要的样子——中国近、当代史更是如此。为了政治正确甚至拍马吹捧需要，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曲解抹杀、篡改掩盖、粉饰抹黑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九八四》中有个“真理部”，其职能就是根据当前“组织”特别是“领袖”的需要，不断“修改”历史记录：报刊、图书、影像、照片、文档……，甚至不惜让某些人“消失”，以确保“领袖”和“组织”永远正确、永远伟大、永远光荣——只可惜，即便声称掌握了“宇宙真理”，每言必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结果证明其本质都与“邪教”无异！幸好，“真理部”再牛B，终归无法一手遮“史”，我们还是能透过某些“缝隙”，越来越多

地了解历史的些许真想。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作者：雷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以下为该书文摘，后面的标题为书中章节。



　　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

　　——《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阿马蒂亚·森（印度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

　　——《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

　　——《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之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大陆岁月》



　　这时（1920年代），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设。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大陆岁月》



　　（国民党的）这些决议、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现在呢？）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大陆岁月》



　　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ZF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且久而久之已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

　　——《“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从“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从“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

　　——《从“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从“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他（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梁启超实际提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至今仍极为敏感、仍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无论认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对他的观点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他提出的是一个紧扣中国社会实际的“真问题”。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只有在中国共党人经过曲折的探索、付出巨大代价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只有在共和国在经历迫不及待要实行“一大二公”体制而遭到巨大挫折之后，才能重视、体会梁氏八十多年前“提问”的深意。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他（胡适）对哈耶克“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观点大为赞赏……

　　——《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



　　“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

　　——《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



　　他（竺可桢）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闹事”，却坚决抵制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

　　——《校长当如竺可桢》



　　她（宋美龄）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有时长达五分钟之久，演讲完毕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他感动得差点儿落泪，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向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

　　——《风华绝代，终成历史——漫话宋美龄》



　　宋美龄此次访美，可谓无限风光，出现万人争睹其风采的盛况，她在美国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美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宋美龄轰动”……

　　——《风华绝代，终成历史——漫话宋美龄》



　　（1943年）11月末，美、英、中三国领袖在埃及开罗举行峰会，蒋介石得以参加这次会议，与宋美龄的活动不无关系。有外电甚至将这次会议称为“四巨头”会议，因为除了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这三个“男主角”外，宋美龄成了唯一引人注目的“女主角”。

　　——《风华绝代，终成历史——漫话宋美龄》



　　二百年间，蓄辫这原本靠血与火、刀与剑强迫汉人背叛原来“束发”传统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为“正统”，成为难以撼动的“传统”，成为中国人、中国特色的象征。

　　——《帽子、辫子与传统的形成》



　　传统、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少传统、民族特性其实开始也是“反传统”、反原来的“民族特性”的，甚至是人为强迫“植入”的结果。对传统、民族特性等确要尊重珍惜，但大可不必将其神圣化、固定化、格式化。

　　——《帽子、辫子与传统的形成》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指撒谎者有意背离一个确知的真实，但撒谎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谎言成了真理”的过程中，谎言制造者本身渐渐也成为谎言的相信者。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确实可贵，但首先要做到“不讲假话”，要有沉默的权利与自由。叔本华认为沉默并非不义，谎骗才是不义，而且是一种暴力……有沉默的权利，即不撒谎的权利，确实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如果有千千万万人因同一原因撒谎，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个导致众人撒谎的原因。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当一种制度明显不合时宜，不为人信奉、遵从，却又不能废止时，便会出现这种阳奉阴违的“集体性撒谎”或者说“制度性谎言”。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当谎言成为准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假做真时真亦假”，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如果一个群体、民族竟要靠测谎器来维持其诚实，无疑是这个群体、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如果连测谎器都无法维持其诚实，这个群体、民族则是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了。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当所有资源都为国家掌握时，“社会”必然消失。这样，如果国家政策正确，一切都可顺利发展；而一旦国家决策失误，诸如发生“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混乱，则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纠正或减低种种损失。

　　——《“社会”的意义——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的启示》



　　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与国家应是一种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国家真正繁荣稳定。

　　——《“社会”的意义——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的启示》



　　（这座）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而且青年毛泽东头像位居雕塑中心，却独缺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和胡适。

　　——《“五四”雕塑与“公共记忆”》



　　在“二十一世纪”竖立的这座“翻开历史新的一页”雕塑……完全是以后来的“成败”论英雄、排座次……把当年历史事件中的“学生”置于“中心”，把“老师辈”的李大钊、蔡元培等放到“边缘”，而起指挥、领袖作用的陈独秀、胡适则干脆被“一笔抹煞”……“历史”明显屈从于“权力”。

　　——《“五四”雕塑与“公共记忆”》



　　（www.earm.cn/田成杰 2016-2-2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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