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君】从教育的本质上来说，“师哉，童子之命也”。父母给了我们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而师者，给予我们之命，曰“慧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但教你选择“有用的”，让你成为“聪明”的人，绝不是“慧命”的全部意义。中国的社会公民，基本上不缺乏聪明人，甚至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高智商，深谙圆滑世故之艺术”的“聪明人”，但能够称得上有智慧之人，却少之又少，所以说应试教育是反智的，亦不无道理。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礼记•学记》

一、师之尴尬

年届六旬的父亲临近退休，是位有着将近40年教龄的教师。

“你以后干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当老师”，他经常和我说，我问“为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钱少，别人看不起”。这个言之凿凿的理由，我相信是他大半辈子的讲台生涯所得出的答案。他出去接私活的时候，客户也都是简单利索地直呼他“老师”，他一边是憨厚爽朗的教师，一边是随手发烟、直言金钱的生意人，可喜的是，他天性实诚，淳朴憨厚，大半辈子没有染上精明商人固有的市侩和狡黠，甚至有点“可爱的呆笨”。但在讲台和买卖之间来回穿梭，金钱和价格渐渐地把“老师”排挤到一边，“老师”的称谓渐渐地成为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下中国的诸多社会议题中，如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与权力边界的划分、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选择与微观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构等，无论是社会媒体舆论圈，学术界或是执政者当局，都有着不同的理论洞见和实践争议，但对中国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评判，不同的社会群体却是惊人的一致。

这让知识分子阶层一再汗颜，特别是在9月10号教师节这个节日里，显得颇为尴尬，甚至在铺天盖地的祝福语当中，又嗅到阵阵“嘲讽”的异味。

2010年10月份，《新周刊》对中国高等教育做了一期专题，其撰文《可怕的大学》炮轰中国高校的种种流弊，其言“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在说到高校老师时，言辞更是尖锐激烈，“（教师）把校园当作名利场，把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把招生当作牟利工具……频发的负面新闻，使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正面临信任危机”，进而其控诉高校老师的“六宗罪”，分别是“剽窃成风”，“师德沦丧”，“潜规则盛行”，“名利爆棚”，“招生受贿”，“伪造学历”。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于是，有人曾就此提出“中国教育界的‘李约瑟难题’”，追问为什么在炮火连天而政治动荡的民国时期会大师辈出，灿若星海，而新中国之后，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人民富足安康，教育体制却如此僵化，大师几欲绝迹？甚至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C. 施密德特都公开撰文称“中国大学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是人类文明上最大的笑话”，进而高呼“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二、“师哉，童子之命也”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无论其多么富有，人力资本都禁不起浪费，所以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培养与就业的质量上有着直接联系，就业也就与物价、通胀一样，成为一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这逻辑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从教育的本质上来说，“师哉，童子之命也”。父母给了我们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而师者，给予我们之命，曰“慧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但教你选择“有用的”，让你成为“聪明”的人，绝不是“慧命”的全部意义。中国的社会公民，基本上不缺乏聪明人，甚至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高智商，深谙圆滑世故之艺术”的“聪明人”，但能够称得上有智慧之人，却少之又少，所以说应试教育是反智的，亦不无道理。

在“保守主义”哲学的观念当中，人的认知有其“理性边界”，所以，对任何不了解的现象，抱有必要的敬畏，不仅不是一种怯弱，而恰恰是一种成熟的修养。恰如阅读断代史一样，要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即是试着在语境上回到历史人物当时的心境，外在的时代环境，重新打量当时的社会格局，为人性的善恶设定一个合理的区间，然后在此框架下去理解历史事实；相反，如果作者只是告诉你，某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坏，甚至头顶长疮、脚底流脓，这段历史的乱象都是因为这个人的坏而导致，那么这段历史你肯定没有读懂，或者说你上了这个用忠奸善恶框架写历史的人的当，其写作视野和格局也必然是狭隘和短视的，所以要带着“了解之同情”，去打破那些框架。

如果说当年孙悦在湖人队的主要任务是看管好球队的饮水机的话，那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主要任务，就是极尽言辞之能事，对一切社会现象进行激愤讨伐，这不仅存在教育领域，而是几乎存在于当下所有的社会公共领域；当下的中国，表面上是国力强盛，而根本的主流价值体系已经在缺乏契约精神和商业伦理的畸形市场经济洪流当中分崩离析，价值真空当中存在着各种济学假设，潜规则流行、三观尽毁的无节操，使得当代人的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为国人“你懂的”普遍现象。

所以，公知的各色呐喊，就相当于在医学知识贫乏的年代里，悬壶于市的江湖郎中的吆喝，在很多时候，言辞激烈的争论和口水战，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这泛滥的浩荡讨伐背后，却缺少一丝起码宽容和谅解，更别说那文脉绵延数千年的大国所具有的谦逊情怀，即是“对什么是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三、名师者，非师

在漫长的求学的岁月里，我曾接触过以下几类老师。

一类是“按时播放幻灯片，一板一眼地念PPT”的老师，喜欢用“点名”的杀手锏来稳固自己课堂的“上座率”，但在很多学生眼中，他仅仅是被教务处叫来的“一部发音不标准的有声读物”而已。其实他唯一能够做的（却意识不到），就是不耽误学生的时间罢了。

一类是于器物层面之治学有为者，可谓“名师”。曾有位治学严谨的老师说：“我既然给你们上课，就要琢磨怎样把课上得生动，把教条的理论进行粗浅的解读，让学生能够习得其中一二；你想想，一个班80人，每个人交给我40分钟，那是3200分钟，我不好好备课，那就简直是辜负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啊。”的确，此类“名师”忠于知识，又甘于寂寞，身上流淌着“实用主义”的血液，周身散发着精英气息和知识分子的优雅；一方面对理论知识和学派之争有着深邃的洞见，一方面讲求理论知识与现实的结合，既能深入浅出，又可以窥视理论和现实的合理差距，对这差距有着恰如分寸的拿捏，理论知识在他手中的运用，就像医生手里的手术刀，薄如素叶却精确干净，随手一试，万物颓然。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祝愿他们能够坚守质朴而深邃的学术追求，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世俗的政商社会当中找到诗意憩息的精神缝隙。

还有一类，是于精神层面的启智者，可谓“明师”。《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发展、历史演化，也是因为人作为一个个的节点而得以连续，人也是经济发展的“元变量”，故而，《大学》开宗明义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的诸多学者中，她或许是最低调的一位。以一本《红楼梦》点化了人性的罅隙和光辉，对《老庄》的解读，阐述了“道，一以贯之的”东方淳朴哲学之美。当年离校前夕，和她促膝长谈了四个小时，她亲自下厨，给这个牛犊小子煮了一碗清香的鲜虾面，肉片加青菜，外放八条大虾，坐在饭桌对面的她看到我慢条斯理地吸着面条，她说“男人吃东西不用这么斯文，你放开吃，我不看你罢”，说着进入厨房切起来了饭后食用的水果。今年五月份在杭州见到她，亲切之情，恰如桌面的《小团圆》三字般，散发着不曾忘记的清欢。

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和我老家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穿着布鞋的他，却毫不掩饰乡土气息和淳朴憨厚的天性；他通读“诸子百家”和佛家经典，是“儒释道”东方哲学思想的践行者；他自称“雷湖愚者”，有语“身随缘漂泊，常抱悯世琴”，以一把古琴行走天涯，开馆授艺，其言“以德比琴，练琴练心，弹琴其旨在心不在琴，琴之至境无琴也”，故不提倡“炫技逞能”和一味追求“奇技淫巧”，每每听到那首庄严顿挫的《大悲咒》，仿佛看到他对“刚强众生”的心怀怜悯，“以琴音度化众生，让艺术成为一种无艺之艺，无琴之琴，才是琴家之大道所在”。正是“君有凌云度众愿，悟道千年也未迟，明心见性归来日，善恶好坏亦菩提。”

《金刚级》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唯愿生命中的“明师”，能够“离相得乐，得大安稳”。

最后一类，是我的父亲，亦师亦友亦父。小时候我在去街上游戏厅里打游戏，他逮住就用皮带抽我，我拿眼睛狠狠地瞪着他，流着浅泪却一个劲儿地抽噎着，挺着身子迎向他皮带挥来的方向，唯恐他看出我倔强背后里的一丝丝哀求；后来，求学的时候，没有经济来源，觉得赡养父母，多挣钱多给红包是最重要的，做个孝子是很光荣的事情；后来发现，亲身的关心和陪伴才重要的，再多的电话问候和红包也比不上回家吃一顿饭和父子俩有说有笑地在校园里散步，这才发现除了钱之外，原来当个孝子也是有层次之别的；然而，最近发现，对亲人的陪伴，其实已不再单纯是父母的单向诉求，而是已经内化为自己个人感情需求的一部分了，无论是职场的风生水还是推杯换盏中的称兄道弟，那种关系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唯独与父母所建立的血缘纽带，才是一种最牢不可破的信任。

教师节，愿父亲大安。

作者：余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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