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
王志成
（wjc19600229@163.com）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摘自本人新近完成的《价值、利息和经济周期原理》一书，现专门发表出来供关注这方面问题的网友参考。因为文章依据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了书中已经论证过的结论，所以单看这篇文章多少有些不知所踪的感觉。不过总的来讲这不影响我们所要讨论问题的结果，其事实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人民币必须而且必然升值，只是在怎么升值的问题上需要慎重考虑。
    关键词：升值，汇率，经济发展。

    依据经验，人们有这么一种看法：在1985年9月，日本政府迫于压力签署了“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对美元开始了大幅度升值；到了1988年，在短短的两三年中日元对美元升值了将近一倍。伴随着日元的快速升值，除了出口下降之外，又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经济开始出现泡沫并最终破裂。自1991年起，日本经济似乎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发展状态，经济增速再也不如从前了。根据“在此之后”的推理，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当初日本政府坚决顶住压力而不任由日元升值，那么日本的经济也许就不会步入到后来的被动局面。
    因为中国自从改革开发后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日本的非常相似，从2001年起人民币也受到了外界要求其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压力，所以鉴于日本的经验而不至于重蹈覆辙中国不能不谨慎对待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具体牵涉到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甚至还有可能贬值），不升值的话应怎样解决各种压力问题，要是升值的话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升值方式。为此我们先简单地分析一下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看看其现象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规律，从中就能得出有关人民币是否升值等问题的必然答案。
    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期间是1956年至1973年，即从1955年底开始实施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到1973年秋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其中1968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高的12.8%。正是在这段期间，日本经济基本上完成了重工业化或者说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建设任务。在就业方面所反映出的是就业人数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过渡，并且在第二产业中就业人数也从顶峰开始减少。这从下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可以说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就业结构的变化（%）[1]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5年       41.1        23.4        35.5
      1960年       30.2        28.0        41.8
      1965年       23.5        31.9        44.6
      1970年       17.4        35.2        47.3
      1975年       12.7        35.2        51.9
      1980年       10.4        34.8        54.6
      1985年         9.3        33.0        57.5

                               表1-1

    随着这种变化，在生产结构方面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比也会越来越大（表1-2）。

             日本生产结构的变化（%）[2]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5年        23.1        28.6        48.3
      1960年        19.4        36.3        48.8
      1965年        11.2        35.4        53.0
      1970年          6.1        41.8        52.1
      1975年          5.5        37.3        57.2
      1980年          3.7        39.2        57.1
      1985年          3.1        37.5        59.4

                               表1-2

    在消费方面，这就像《东洋奇迹》一书的作者总结的那样：“家庭消费支出的重点由原来的‘物品’急速转向体育及教养、旅游等轻松愉快的‘服务业’方面。”[3]即“日本人的消费行为显著开始‘脱离物品’，并在不断向追求娱乐、文化及修养等的软件化、服务化方向发展。”[4]也就是说，“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开始了从‘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的重大转变。”[5]
    这些变化、发展或者说“重大转变”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即人均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在不断增加。根据“生产能力改变的例子”和“需求增加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如果劳动时间不变人们自然会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提高或者人均工资收入增加了，相对原先其货币必然要升值。如果进行横向比较，要是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没有本国的快，不论有没有贸易本币对外币都等于在升值。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不论是先发还是后发只要该国生产能力普遍提高其本币就已经蕴藏了升值的巨大潜力，并在相互开放的经济关系中迟早会表现出来而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为在这种情况要是坚持本币不升值，那用强势的外币兑换本币购买该国的物品外币持有国就能得到很多物质利益。这也等于本币所有国把升值的利益大部分都让给了对方，确实不是在抢对方的午饭而是盛请对方吃大餐。当然，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明显吃亏的贸易可以在引进对方更多更新的生产设备而使本国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中得到补偿。或者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用最短的时间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必然要走这样的先让利的道路，否则一切都自力更生地从头开始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没这必要。不过问题在于，要想做到如此也等于本国人民在节俭，可节俭或积累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如果重点始终都是为了积累和投资那就有背节俭的初衷。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可以生产出很多非常先进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工业产品，可如果没有什么可看的节目、可保存的食物、可洗的衣服那其工业产品的先进性就不能不打大折扣；实际上没有后者需求的增加前者也不可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两者成某种合理的比例增加才是最正确的发展之路。可想而知，当农业和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代表生活质量的第三产业必定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否则从大的方面讲其消费与积累或投资一定存在着结构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其具体的消费就有畸形的现象。在发展第三产业和消费的过程中，除了立足于本国的能力之外自然靠进口可以更好、更直接的满足一些需求，为此适当的进口也是必须的。这样在总的进口中如果本币升值了那就合算了，即贸易真正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当然，其代价就是对出口不利，加之进口增加顺差就可能减少。当日元开始升值后日本的企业立刻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这就像《东洋奇迹》一书的作者讲述的那样：“海外商品不断涌入日本国内，出口企业受到严重打击。‘再这样下去，日本国内的产品制造企业只有关门了。日本将仅留下金融业和服务业，’在日元升值后的一段时期里，出口型产业界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悲鸣。”[6]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这么思考，交换应该是公平的，在贸易中双方都不应该得到、也不会得到什么额外利益，想要通过资本流入的方式直接得到对方的货币即靠对方主动投资而增加外汇收入（也相当于“无息”借得外汇）那必须得给予对方一定的补偿。从“初步的贸易及汇率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本国主动出口并压低价格那对方更愿意以没升值的汇率兑换该国的货币，其平衡点就是平均分得升值的利益，因此可以说让予合理的升值利益正是补偿的基础以及标准。这就像利息也是一种补偿一样，没有补偿没谁愿意储备物品；同样的道理，没有升值的补偿对方也不会白白借出货币。
    在国际贸易或进行外汇交易中我们会遇到这么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弱势货币国家拿着弱势货币到强势货币国家想要兑换其强势货币几乎不可能；反之，却总是可能并受到欢迎。换句话说，在国际贸易中一般都是用美元作为货币结算单位，有了美元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大种类的物品。接着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强势货币的拥有者凭什么理由愿意主动地去到弱势货币国家兑换其弱势货币？不言而喻，除了像旅行和暂住之类的消费之外，其中必然有着某种商业利益在诱导着人们愿意去这样做。这一利益的根源正是这一国家的生产能力在提高，或者说经济在发展，即本币已经具备了升值的条件和可能。这样在该国投资不但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还有机会获得升值的好处，于是很多外资就会不请自来并且使得双方都有益处。从理论上来讲投资利润应该为零，余下的就是升值的好处所能吸引到的外资。也就是说，当双方的实物贸易平衡时（经常账户的进出口总额相等），本币的升值幅度确实应该定在能让对方得到一定升值利益的那一点，具体数值为：除了通过实物交换所获得的投资品以及一定的外汇储备之外，其补偿比例应定在还想增加购买国外投资品（以及外汇储备增加）所需的外币数量上。这样制定出的汇率就像存款能得到利息一样其外汇的提供者因获得了升值利益也就等于得到了“利息”，同时外汇的使用者虽让出了升值利益但得到了因拥有外汇所能到的好处也不亏。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其依据的同样是等价原则。
    当然，汇率与利率也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能成为直接关系而必然还要牵涉到物价等其它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基本的作用。比如，一国的某一定期利率是另一国的一倍，也许货币会向利率高的国家流动。但利率高的国家往往其物价指数也相当高，这就有可能使其货币贬值；一旦所贬值的部分大于利差所得（也许还有升值的所得），那作为获取利差而流入利率高的国家的理由就不存在了。由此可见，汇率的确定是有其独立的事实依据的，这一依据就是本币国所让予的升值幅度。要是这一升值幅度减掉流出国的利率机会成本还有一般的利润可得，那外币就会不断地流入本币国。当然，假设本币国与外币国的同期利率相等，这一利率的机会成本就为零；要是本币国高于外币国的同期利率，那就可以得到利差方面的好处。之所以有时把利率定得高一些实际上是为了兼顾到出口问题而不能把本币汇率定得过高，同时又想吸引更多外资产只得在利率上也让利一点。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这么做未尝不可，这会使得积累和增加外汇方面都有利，即所失通过经济发展可以得到足够的补偿。但越是经济发展步入到了稳定阶段再执行这种方针就越不明知，当本币有升值的机会而故意不升值同样是错失了一种经济发展的契机。因为在国际上毕竟还是以美元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其生产能力的进步没有体现在本币的升值上岂不是自己低估了自己。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如果不想再额外利用外币增加投资了，或者说通过正常贸易就可以满足对外国投资品的需求，生产能力也趋于稳定，那么相对来讲本币就不需要再升值，即此时就可以维持汇率长期不变而贸易也达到了完全平衡的状态。
    实际上很多国际游资之所以涌入弱势货币国家看中的正是其可观的升值报酬，要是不再升值或者升值的幅度很小它们就会自动流出而去寻找别的机会。当然，如果一个弱势货币的国家有可以卖空的外汇市场，在其货币具有贬值趋势时也会蜂拥而入博取反向的补偿报酬。要是没有这种卖空市场，那只要弱势货币开始贬值其外货越早出逃越有利。正是由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想要通过贬值的方式留住外汇只能适得其反。再则，即便没有外汇的卖空手段，假设这个国家的货币其升值与降值的差额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变动区间，那同样也有很多投机的机会，这也会造成外币的不正常流入或流出。因为这种外币的流入总是短期的，也就不能用于实际的投资，所以像这种外汇就等于没有。反过来，因其造成了外汇市场的剧烈变动，这会给正常的贸易带来难以想象的技术性障碍，没有哪个国家会喜欢这种外币流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基本的结论：当本币能升值时就该升值，但采取什么方式升值以及升值多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升值确实不在升值本身，而是在升值过程中由于升值不当必然会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正是这一点。
    日本在1971年之前一直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即“保住1949年4月25日所定的‘1美元 = 360日元’成了汇兑政策的最大目标。”[7]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很多国家已经先后采用了浮动汇率制，所以在1971年8月27日，“顺应世界上大多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的趋势，日本政府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固定汇率制，决定实行浮动日元浮动汇率制（次日开始）。”[8]不过到了1971年底，日本又恢复了固定汇率制；显然日本政府不喜欢浮动汇率制，第一次浮动汇率制就成为了一种临时措施。之后，从“1971年12月19日到被称为浮动制时代开幕的1973年2月14日”，日元汇率采用的是“史密森氏协议汇率”，暂时把汇率定在了1美元 = 308日元。[9]到了1973年2月14日之后，日本才正式实行了日元浮动汇率制，并在暗中操纵下使得日元基本维持在1美元 = 265日元上下。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日元汇率不可避免地剧烈波动起来。下表（表1-3）[10]是日元与美元在1975年至1991年期间的汇率变动数据，总的趋势是日元在升值，但变化过程真的是一波三折。

         浮动汇率制下的日美元汇率（银行间现货交易 单位：日元，%）

  年份    最价值    最低值    年间变动幅度  年间平均汇率  年间变动率
      1975    284.90    307.00       22.1               296.8              7.4
      1976    286.00    306.25       20.3               296.5              6.8
      1977    238.00    293.05       55.1               268.5            20.5
      1978    175.50    242.50       67.0               210.4            31.8
      1979    194.60    251.80       57.2               219.1            26.1
      1980    202.95    264.00       61.1               226.7            27.0
      1981    198.70    247.40       48.7               220.5            22.1
      1982    217.70    278.50       60.3               249.1            24.4
      1983    227.20    247.80       20.6               237.5              8.7
      1984    220.00    251.70       31.7               237.5            13.3
      1985    189.80    263.75       63.85             238.5            26.8
      1986    152.55    203.30       50.75             168.5            30.1
      1987    121.85    159.20       37.35             144.6            25.8
      1988    120.45    136.80       16.35             128.2            12.8
      1989    123.80    151.35       27.55             138.1            19.9
      1990    124.05    160.35       36.30             144.9            25.1
      1991    125.10    142.02       16.92             134.6            12.6

                                              表1-3

    正是有鉴于日本在升值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的做法就很聪明，这就是规定了每一交易日的浮动基点，从而保持了连续的、且又是稳步的升值态势。这里有些争议的地方当然是浮动基点到底规定多少为最合适，因为这牵涉到定期的理论升值空间或幅度问题。很显然，过小会被指责是在操空货币，过大又有承受能力问题即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同步。所谓强调要通过市场来构建汇率形成机制无非是认为浮动得还不够大（足够大就是完全开发的市场），参与者还不足够广，这不是没有道理但也并不很科学。这就像金融服务折合成的利率可以由市场决定而基本利率绝不能简单地由市场决定的道理一样，汇率的浮动基点就是在有意确定一个适合汇率变动的基本汇率；否则就像利率那样摇摆不定汇率也会摇摆不定，这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都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定在什么范围内最合适呢？以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再参照日本在二十几年之内不得不把日元升值三多倍的结果，把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定在5%～10%（除去节假日每天约0.3‰左右）的升值幅度并不可怕（也算不上奇迹）。如果开始的升值幅度过小的话，到后期势必要做跳跃式的升值，这就像日本在1985年所经历的那样遇到的问题会更多。在比如5%～10%的升值幅度中，我们还要尽量做好在多年之间的逐渐递增升值幅度的安排，这样升值幅度的逐年增加正好与经济实力的增强相对应。然后随着对外汇增加需求的减少再逐渐递减升值幅度，直到汇率趋于基本稳定为此。
    由于日本在1985年不得不把日元大幅度升值，这就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显著提高，所以出口企业只得把目标转向了国内市场。这就像《东洋奇迹》一书的作者讲述的那样：“家用电器、汽车工业、精密机械等日本的代表性出口产业自1985年秋以来的急速日元升值后，被迫180度大转向，开始认真致力于开发国内市场。”[11]
    事隔二十多年后的2008年，中国虽然没有因汇率而造成出口困难，但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减少需求直接使得中国出口锐减，这就迫使中国同要面对开发国内市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不合理的问题，同时也注意到了生产和投资对外依存度的问题，只不过因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问题都突然暴露了出来并成了当务之急。确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要转向由需求以及内需为主的方面，过分依赖投资以及出口不可能长久。这就像《东洋奇迹》一书的作者引述的日本汽车制造厂家某社长所说的那样：“过去一提起出口，总与经济增长联想到一起。然而今天有这种想法的在日本产业界再也找不到一人。”[12]
    那么，问题又出来了，我们该怎样才能扩大内需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做到让生产者能消费、敢消费；前者所要求的是增加收入与产出比（日本称劳动分配率）即合理地提高工资，后者表示政府要建立好各种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放心大胆地消费。
    日本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工会也是由各企业自己组成的，这就使得代表员工的工会在争取工资方面不便提出“过分”的要求。日本员工增加工资除了劳资双方在企业内部通过“春斗”（春季斗争）[13]的交涉之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年功（工龄）和晋升的提薪规则获得。所以日本员工普遍有企业为家的观念，并要好好表现，以便得到晋升的机会。在工作时间方面，日本人一天的工作时间之长是世界有名的，下班后往往也要在酒馆里谈论或研讨很长时间与工作有关的内容。由此在日本在社会形成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男人要是在正常的下班时间后很快就回到了家里会被家人以及邻居看不起；这意味着这个人不忙、不敬业或者在企业里不重要等，地位会显著下降。这样把收入与工作时间以及加上与工作有关的时间相比其工资就明显地有被“剥削”之嫌，或者说其“剥削率”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当然，中国一年四季也没什么“斗”，工会也没权管长工资的事，长不长工资一般都是听私人老总或国家统一安排的。中国人是以国家为家，胸怀更宽阔。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是不怎么太计较个人利益的，真要这样也会被家人、同事以及邻里看不起。中国的国营企业的生产总值占GDP的比例还很大，特别是在基础原材料的生产（钢铁、油气、电力等）和基本服务方面（金融、交通、电信等）所占的比例就更大，这就很容易压制工资的上涨；而私人企业又自觉不自觉比照国营企业制定工资标准，结果工资也被拉低了。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宣传报道，企业的利润连年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递增，甚至在原来很高的基础又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多（都对国家的收入或税收有利），可想而知其“剥削率”有多大。或者说因积累比例过大已经阻碍了消费的增长，这会使投资自动减速并且还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中国的很多产品之所以很容易出口其显著特点就是价格便宜，对此又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为什么低呢，低就是好事吗？很显然，这正说明中国的工资收入普遍偏低。至于是不是好事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这么分析，问题就都可以解开。以中国和美国生产和消费衬衣为例，可以认为两国在生产衬衣的生产能力方面不会相差很多，起码中国不会比美国低很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国的人均消费数量一定要比中国的多很多。假设中国人3年换1件衬衣，而美国人1年换1件衬衣，这样中国的1件衬衣的价值就是美国的1/3，自然其价格也是美国的1/3。所以当把衬衣出口到美国时就有利润可得，这也就是所谓的相对优势。从中不难看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人也1年换1件衬衣，那生活质量就可以提高。当然，这会降低积累速度，问题也就归到了是不是还应该保持原有的积累速度或比例上。从经济发展的初期来看显然更应该注重积累即M2/GDP的比率会扩大，但到后期理所当然地应该转到增加消费上即M2/GDP的比率会降低（人均GDP在增加）。也就是说，此时提高工资与消费就可以很好地对应起来。如果没有生产能力提高的基础，那提高工资只是名义工资的增加并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当生产能力提高后或者说还有潜在的生产能力，此时增加工资人们没有理由不增加消费，多销售出去的东西与所增加的工资正好形成了平衡；否则就无法平衡，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产品可供。中国已经具备了有很多东西可供的基础，把这些产品转化成工资就能使生产与消费或销售与增加工资达成对应的良好效果；内需问题解决了，生活质量也得到提了高；同时生产总值也会增加，就业压力也可以得到缓解。比如，把工资收入提高50%（不是因加班的提高），以消费占GDP60%计算的话就能使GDP增长3%。这要比增加投资快得多，而且也更有效。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也许像类似于衬衣的消费上中国的生产能力可以满足每人1年换1件的需求，但在很多产品上都没有达到可以满足像美国那样的需求数量，所以我们的人均收入暂时就不能调得像美国的那样高。也可以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汇率调整问题，也不是涨不涨工资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就是总的生产能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反过来，真要达到了那么高的程度，中国的人均收入一步就可以调到位。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经济衰退甚至处于萧条中企业再增加工资岂不是疯了？确实，单个企业这么做是不会起到什么效果的，企业也不必这么去做。但要是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必然会形成我们所需要的“谬误”，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当经济处在萧条中没有谁不怀念昔日的美好时光，并且也非常期盼这种美好时光再次重现。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是还要生产出那么“多”的东西吗？对于企业领导人或许如此，但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讲显然更多的是想恢复到以前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质量，为此工作也是理所应该的事。这样就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增加工资就立刻恢复增加生产一定会使过剩更加严重，因为在收入没增加的情况下人们根本就没有增加消费的能力，但要是事先已经具有了这种能力那对于所增加的产量的需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于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又可以重新建立起来。也可以这么认为，先增加生产总存在着不同步、滞后、效率等问题，而先增加工资就很容易得到同步的、超前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的政府是没有权利要求企业给工人涨工资的，这会被指责为干预市场经济。为此就只能另外立法了，让“干预”合理化。不过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却为政府提供了可操作的机会，中国政府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合理的范围内用行政的方式督促企业涨工资，想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把各种保障制度完善起来，中国的经济就仍然可以保持很高的发展速度。
    回过头来我们再分析一下日本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就更能理解经济增长的涵义。
    日本经济自从1991年以来平均增速确实很低，只有1%左右，可以说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但问题在于，当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且没有下降时这种增速是坏事吗？通过生产能力改变的例子可以证明，其实这正是好事。也就是说，除了还有很多产品在升级换代之外，日本经济发展的重点一直是放在并体现在提高生产能力方面。由此必然带来以价格计算的GDP下降而不是上升，但实际收入不会降低。同时还将反映出价格波动很小，因而利率也很低（都是好事）。不过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大于零的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并且大一点似乎总比小一点更受欢迎，要是没有增长、特别是负增长经济好像就有问题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被定义为衰退）。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想要促进经济发展，结果使得国债总额占GDP的比例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国家。实际上日本政府完全不必担心这种低增速，甚至GDP是负增长的也不要紧，只要把失业者的补偿问题解决好了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如果能把工作时间降低，国民就相对提高了收入或生活水平。
    实际上日本完全可以成为人均劳动时间最短的国家，以此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这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GDP的最好量度。要说经济增长有什么极限的话，这一极限正是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负增长至零。

    《价值、利息和经济周期原理》发表在：人大经济论坛 宏观经济学 https://bbs.pinggu.org/thread-4440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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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东洋奇迹》，日本经济新闻社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2] 同上，第55页。
[3] 同上，第15页。
[4] 同上，第56页。
[5] 同上，第16页。
[6] 同上，第39页。
[7] 同上，第374页。
[8] 同上，第375页。
[9] 同上，第376页。
[10] 同上，第374页。
[11] 同上，第35页。
[12] 同上，第42页。
[13] 同上，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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