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
郑永年 2016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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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专栏

中国ZF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就必须回答很多与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因为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政治的“政策风”，即新政策所导致的“跟风效应”，经常迅速导致政策的扭曲。关于这个方面，本栏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发生美国2008年之前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复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中国则在走向反面，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程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处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资本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