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刚刚闭幕后的首个工作日，中国央行就率先启动宽松货币政策，宣布自2016年3月1日起，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笔者看来，央行此举是有意引领G20协力刺激经济，也是作为东道主对G20声明的回应。但是中国持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滑还是不够的，不仅需要国内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其它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也维持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而此举恰好选在G20会议缓释人民币贬值压力之后，以及中国两会召开之前，表明中国决策层希望稳增长措施加码为两会期间的＂十三五＂改革措施落地铺路；同时，作为G20东道主，央行降准打出了G20会议后全球央行宽松政策的第一枪，已在表态G20成果，即今年全球央行将以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防止金融动荡。

对人民银行而言，降准一直是货币政策放松的一个最主要的常规工具。近期外汇占款的持续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走低，工业生产品价格持续47个月通缩，央行降准的压力在春节前便一直存在。然而，岁末年初，人民币存在大幅贬值压力，这使得中国央行对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不得不采取颇为谨慎的态度。直至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后，各国提出提振全球增长，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中国也承诺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缓释，结合当前资本外流渠道有所收窄，央行才再度开启常规宽松货币政策。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G20会后开启全球央行宽松第一枪，也有作为G20东道主，率先表态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各国货币政策仍将支持经济活动，助力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当然，仅有货币政策宽松仍然不够，考虑到当前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笔者认为，今年财政政策有必要在去产能人员安置、提高赤字率、增发国债等方面做出更多安排。特别是，考虑到审计署在12月审计发现的铁路水利等重大项目部分进展缓慢，后期确保提高开工率与资金落地，以助力稳增长确有必要。

就全球汇率市场方面，尽管G20会议提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确有必要，但并未达成更进一步的操作共识，令人遗憾。而这部分失望落空也被解读为影响G20后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大跌的部分原因。对此，笔者早前文章《中国如何主导“新广场协定”？》讨论了引导弱势美元的可能性，但笔者发现，当前市场对“新广场协议”的内容解读上仍存在较多误解，甚至是相反的解读，如不少观点认为“新广场协议”意味着人民币会向1985年广场协议中日元一样作为强势货币。而在笔者看来则完全相反，“新广场协议”并非人民币走强，而是劝阻美联储过激的加息计划，从而引导美元走弱，进而人民币跟随美元适度对其它货币贬值，缓释人民币前期对非美元货币过度升值的压力。
可以看到，相比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德国有货币升值的需求。而现在从人民币角度来看，人民币长期以来以美元为锚，CFETS指数公布以后，虽然更多的参考了一篮子货币，但是美元仍是权重最大的货币。美元走弱之下，人民币亦可顺势贬值，而绝非作为强势货币的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