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并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中，他关注现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不同，他从精神层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和政治生活，他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靠坦克维持的苏式政权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后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们噤若寒蝉，但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4月， 哈维尔写下了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ZF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在这些情况下，ZF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之私利和贪欲行事，这种情况在最近10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别墅、买小车，他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用“后极权主义”来指称他所在的制度，“后极权”并不表示不极权，而是说它与古典的极权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之一是，这个制度起源于一个社会运动，它宣称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简言之，后极权主义十分依靠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于真理的中心。“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ZF叫做人民ZF；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得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哈维尔主张反抗谎言，应付人性和道德危机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这是要重新承担责任，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表达生命的机会，不指望今天的牺牲能带来明日的收获，人们只能管耕耘，而不能问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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