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之所以给予萨缪尔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经济学最后一个通才。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只需要提起萨缪尔森对国际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萨缪尔森寓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此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尔萨斯陷阱对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是难题，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革命。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这样的技术水平，却仍处于极端的贫穷，并且，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境地。萨缪尔森则认为，国际贸易是解决之道，原因是萨缪尔森效应。

显然需要对这个命题进行解释。萨缪尔森自己讲过一个寓言阐述这个命题。上帝造出一群人，同时造出一个地球。地球各地方资源丰裕各不相同，让大家各自选择住处。选择好后不能移居，但可以进行全球自由贸易。大家花了七天没有想通到底要住到哪里，最终经一个聪明人提醒，大家会心明白，无论住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只要自由贸易存在，相同的要素一定会获得相同的实际报酬（即萨缪尔森效应。通俗一点讲，就是每小时劳动能买到同样的生活水准）。

萨缪尔森效应的机制是这样：中国人多资源少，美国人少资源多，初始差别很大。那么，这会造成各自的封闭经济中，中国人工资低，美国人工资高。而一旦进入国际贸易，中国工资低就成为优势，中国可以通过生产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去换取美国生产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且，国际贸易会不断的提高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相对工资（注意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并不受损，它只是相对工资降低，实际工资仍然因为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提高，简言之，是个双赢过程），直到一件商品在美国生产和中国生产没什么区别。此时，中美两国劳动力可以握手言欢，享受同样的生活水准，无论此时16亿人中，几个亿在中国，几个亿在美国。

萨缪尔森寓言，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后续阐释。如果没有萨缪尔森效应，只有欧洲借助外界力量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却陷其他各州于永远的贫穷，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公道何在？但萨缪尔森寓言却隐含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经济发展是一个轮回，至少存在轮回的余地。当初欧洲先走了一步，则自然界一定留存一个机制，该机制会让先行者等落者。世界进步最终会公平的属于全人类，无论你生而为中国人，还是生而为美国人。

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萨缪尔森寓言的验证。日本首先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走上纺织品出口——电子加工产品出口——汽车出口的出口导向发展道路，最终成为发达国家；韩国紧随其后，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在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之后，再次感受到萨缪尔森效应的力量。无论我们该如何谴责欧洲发展的先辈，但至少，现在的世界经济的确给了后进国家快速发展的可能。广阔的外国市场、触手可得的先进技术、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自由的国际贸易，都给了后进国家希望。

也就是说，劳动力便宜——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换回资本积累和技术——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本国技术发展?.足以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正反馈机制。注意，这和前文的提到的人口—生产力正反馈机制本质上一脉相承：人多——出口多——换回资本多技术进步快。

当发达国家因为富足而有广阔的市场和需求时，就给后进国家一把推动力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上帝在冥冥中留给亚非拉的一线希望，尽管它同样很艰难。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内成功，但是很遗憾，我们没看到中国在半个世纪内成功。

这和中国是人口多幅员广的大国没有关系。最不济，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人口-地理关系想象成5个日本，10个韩国，或者30个台湾地区。

那么，萨缪尔森寓言是否能最终带中国走出马尔萨斯困境？

逾越马尔萨斯陷阱，可能是上帝给人类社会留下的最大难题。我们为宋代中国找遍失败的经验，为英国崛起遍数成功的原因，都不能改变一个历史规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很有可能，该难题本就是单个经济体靠内力所无法逾越。

在珠峰北坡8750米处，有一道曾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垂直阶梯。中国登山队员刘连满在48年前甘当人梯，成就了他三位队员首次登顶珠峰的壮举和荣誉。如今该陡坡已经有常年悬梯，登山队员已经不再需要人梯即可登顶。

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外力和牺牲来逾越一个个发展的瓶颈。欧洲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借助了亚非拉的外力，尽管这并不是后者的意愿，甚至被强制面对血腥的暴力；反过来，当今天的欧美站在世界经济大潮的前沿，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经济对落后国家可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无论这种推动是否出自它们的内心意愿。先进的技术可以用很小的成本模仿；先进的制度可以被观测和借鉴；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为落后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出路。这正是国际贸易中的萨缪尔森寓言。

所以中国人创造了连续近二十年的顺差，在这二十年顺差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最大的引资国，成就了沿海出口大省江、浙、闽、粤的经济辉煌。在这期间，是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出，进入城市和工业的过程。世界市场的外需为劳动力开创广阔的天地。尽管城市工作艰苦，出口加工企业甚至有非人待遇，但3亿的劳动力流出，说明了走出农村带来实际工资的提升。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更是进一步的明证。

这条道路的起点在改革开放铺设，它直指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未来。这条道路的蓝图是：剩余劳动力走进城市工业—产品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在生产和学习过程中技能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种类增加—出口企业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提升—出口更高质量的新产品—国内工业门类同时得到提升—劳动力工资继续上涨人力资本继续积累—成本压力和技术积累使创新力量得到加强—劳动力定居在城市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增强...这同样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外需，是第一桶金，同时也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力量。

如果改革的进程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很有可能，萨缪尔森寓言将逐步带领中国走出马尔萨斯困境。那么，经济所呈现的，可能并非是今天的局面。只可惜，这条道路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今天，可以看到什么？

三十年后，我们没有看到这条道路将中国带进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的行列。我们在很多产业链看到如下的低水平循环和陷阱：出口繁荣—产能增加工资上涨—出口价格下降竞争力丧失—寻找新的行业出口—该行业产能增加。当日本先后经过纺织业出口、电子加工业出口、汽车业出口的同时，日本留下了东洋纺东丽株式会社等纺织业大户，留下了索尼、东芝等电子产品大公司，留下了丰田汽车等全世界皆知的品牌。而中国在创造出一连串出口奇迹的同时，只留下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出口杀价。全世界留下“Madeinchina”的便宜印象和各大超市的中国供应。

三十年后，我们没有看到剩余劳动力安定的留在城市。东亚奇迹的关键，是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是工业制造业向信息服务业的转变，是成熟技术使用向创造革新技术的转变。农业剩余劳动力稳定的留在城市，通过劳动收入逐渐跳出之前的低技术格局，广泛进入更高阶段的人力资本，或者充实城镇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信息化、城镇化的集聚效应逐渐创造新的岗位、新的部分，并使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占据到70%的经济份额。这正是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的轨迹。然而在中国，我们的劳动力仅仅是把工厂当做短暂的栖息之地，他们在城镇只有被褥。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孩子学籍、没有保障。他们工作一年所积累到的可怜的技术和知识，在工厂倒闭、外需疲软的半年一年之后，立即回到原地，成为白纸。因为他们无法留在城镇进行更好的学习和交流，他们也不能因为稳定的预期，下定决心在城市向更好的职业奋斗。

三十年后，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农村走出落后的格局。唐朝时代已经发展出的双犁甚至到了今天都仍然属于先进，因为今天看到的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农产品作为初级原材料，广受世界市场和国内预期波动的折磨。没有稳定的价格预期，没有稳定的产权保障。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曾经带来一片农机下乡的蓬勃局面，但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农村再次被淡忘。到了今天，中西部农业的最好设想，仍然属于到哪一个地方去打工的选择问题。背井离乡和居无定所，构成90年代以后中青年农民的生活主线。

三十年之后，我们看到曾经的乡镇企业逐渐销声匿迹。看到曾经的求职热门外资企业已经拱手让位于公务员行业。看到曾经的垄断国企越做越大成为热门央企。看到民间资本仍然无处可去只能羞答答的地下融资。看到地方城府，回到改革初期陈云所形容的“各路诸侯，上令下违”。看到国进民退的气氛，笼罩着经济的大地。

经济是循环的血液供应系统。只有每个细胞能充分感受到血液的渗透压，才能有效的产生经济活力。然而现有的系统，却产生了血液流动的重重障碍。由此带来的结构性病变，正是预期成功未能取得的关键。结构性病变的根本，就是所谓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权益，在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不平等待遇。

改革开放的成功，本就是在外需的压力之下。外部形势倒逼中国改革，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线。因此，我们知道了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最优福利，而非垄断外贸体制——这带来了外经贸体制改革和汇率改革；因为外部世界，我们知道了引进外资可以不只是借款而可以是合资——这带来了五百强企业进入中国；由于外资企业的竞争性和福利待遇，我们知道了就业其实可以不要档案不要户口——这给大量人才提供了希望；因为我们不断的进口和出口，我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相互需要什么——我们学习了别人的制度，别人也在不断的购买我们的工业制成品。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入世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学习让政策透明，让我们尽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世界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稍纵即逝。完全没有自主的融入，可能被经济大潮吞没；而如果希望弃世界经济大潮而不顾，未来的发展同样没有希望。

15世纪以后的明朝，逐渐走上了集权的一元制政治体系。政治压迫经济，最终带来了经济崩溃和政权灭亡。17世纪初的清ZF出现了短暂的盛世，但随着锁国政策和国富民穷的实施，乾隆朝已经出现财富日趋集中，民间严重通胀的状况。所谓盛世，也最终成为镜花水月。这三百年西方垫定发展基础的黄金时期，被中国无声息的错过。财富向统治阶级的集中，就是繁华中国的内需之殇。

现在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已经在国家层面足够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而读提高。但称之为黄金三十年，为时过早。实际上，走向真正市场经济的道路并未完成。在外需的压力下，改革前的所有扭曲的体制——工农业产品价格倒挂、汇率操控、物价管制，已经逐渐放开，但在接近终点之时，却又戛然而止。

最后需要完成的步骤仅仅是：给所有经济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以最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所有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资提供最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必要保障。

如果大家可以自由移居；或者仅仅假设大家属于不需要住房、不需要考虑后代的工作狂，那么，仅仅国际贸易、仅仅世界市场，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上述两点的最终落实。当外国需要一件中国产品时，企业和个人可以尽管去生产；赚够了钱，也可以放心去做未来产品的研发。富裕和先进，绝不会成为天堑。因为世界市场的广阔和混杂，让它天生的只认利益，而绝不带其他任何的歧视。而经济个体，也不用因为各种后顾之忧放弃生产和致富的梦想。

外需和世界市场，就是解决结构性扭曲的疏通剂。对这一部分，只可以加强，决不可放松。如果可以让人才无忧的向出口行业流动；如果可以培养出企业的模仿和创新意识；如果可以让出口和内销之间的联系充分打通；如果可以让出口企业的集群享受央企的各项信任和扶植，外需的重新拥抱、企业的技术提升、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和素质提高，最终会带来内需的繁荣。

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因此面对外部经济危机之后，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四万亿的救助，高调从外需向内需调整，各项内部刺激政策相继出台——短期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通胀，房产泡沫，银行虚假贷款；民企和个人，只剩下不安定和恐慌。

是从此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还是陷黄金增长三十年于单纯的回忆，未来十年正是关键所在。

内需带动是未来的必然，但在这之前需要做的更多；但如果是用继续的扭曲和国进民退加强内需，经济的未来必然走入深渊。

来源：凤凰网博客

作者：栖迟，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