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精神重建之路

　　

　　秋风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至少自7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80年代初所说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90年代所说的人文精神危机、诚信危机，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危机、道德危机，正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过程的写照。不过，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寻找重建精神的途径。

　　

　　反传统掏空中国人的心灵

　　

　　这几十年的确是一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也在增大的时代，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找不到信仰，道德似乎在堕落，家庭在不断解体，人们的心理越来越焦虑、甚至不乏愤怒，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官民关系趋于紧张、甚至敌对，商人之间互相欺骗就不用说，白衣天使也已经成了黑心肠的象征，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越来越狂妄，而对本民族的文化也越来越丧失信心。

　　为什么中国人的精神会沿着这条向下的轨迹加速下滑？

　　首先，贯穿于20世纪的全面的反传统思潮与运动使中国人的精神陷入虚无。

　　人的心灵涵育于传统之中，离开了传统，人的心灵必然趋向于干瘪、空洞。传统的宗教可以让人们正确地理解生与死，理解生命的意义；传统的道德观念可以维系家庭、社区关系、及职业伦理。总之，传统能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他人打交道。

　　然而，现代中国的历史却是从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本民族的传统开始的。面对“现代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传统彻底丧失信心。他们希望每个中国人立刻享受到西方人的所享有自由和现代文明的一切物质成果，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全盘颠覆传统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中。他们号召民众拒绝旧思想、旧文学、旧文字，抛弃旧道德，反对旧宗教，解散家庭，根据科学原理，重新安排中国人的精神。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扔掉中国书，到五十年代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一直到革“文化”之命的政治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历史学家公认，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出文明悲剧。人们可以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科学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比拟的。抛弃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是容易的，但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建构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

　　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盘反传统浪潮，中国人与其祖先失去了联系，他们遗忘了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规则、价值。知识分子曾经为自己将这个民族从死人的掌握中解放出来而欢呼。有人曾希望在这快精神的白板上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遗忘这些信仰、规则、价值，中国人的精神也就被掏空了。中国人遗忘了文明而走向了野蛮化。

　　

　　全能权力妨碍精神发育

　　

　　另一方面，全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侵蚀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妨碍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发性发育。

　　不管是信仰、道德、文化、社会规范，甚至包括怜悯之心，博爱之心，当然还有公民参与精神，都只能形成于民众自发的行动过程中，而不可能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灌输、强制。但是，过去几十年间，政府却恰恰僭越了自己的权力界限，将权力延伸到人们的精神空间和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政府曾经利用权力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利用法律手段破除迷信，摧毁旧道德、旧信仰，改造旧的家庭关系、财产关系，并代之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新家庭，塑造新人。几十年后，我们看到，新人并没有出现，相反，人们的道德、文化、信仰却全部失落了。人都不成其为人，也正因为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先被人们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就是信仰危机，而人们追求的，也正是重新寻找人性。

　　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各个领域都行政化、官化。官场文化侵蚀每个社会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形成职业伦理，因为，职业伦理只有在自治的群体内才有可能形成。

　　权力控制社会，将“官本位”观念推到了极致，抑制了公民精神的发育。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丧失了主体性，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拿不了主意，人们也就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权力控制社会，压制民间自发的公益活动。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民众几乎没有余力从事公益活动。政府也限制民众自发从事公益活动，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权威的多元化。一次SARS，将我们的社会机制的缺陷暴露无遗。尤其是，没有一些具有权威和亲和力的人来抚慰人们惊恐的心灵。也没有一个真正民间的慈善机构来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提供帮助。看着贫困学生无钱上学，人们却爱莫能助。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但是，让这种恻隐之心变成公益活动的社会机制，却无法在现有的体制中发育，人心变得冷漠，实际上是缘于权力的限制和控制。

　　

　　商业化的灭顶之灾

　　

　　权力当然也侵入了商业领域，从而使商人的行为变得相当丑恶。

　　市场和商业活动本身固然不大可能生成道德，但它也不会必然导致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沦丧或公民精神、公益精神的流失。相反，历史上，我们看到，在有些法治国家，市场与人们的精神是同时发育的，市场本身可以为健康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发育提供良好的条件。至少，财富可以为某些人士从事慈善活动提供较大便利。

　　然而，在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却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限制和扭曲。企业家进入市场后，甚至为了进入市场，所要竞争的，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也得竞争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和官员的照顾与保护。根据常识，那些脱颖而出者，在后一方面的表现总是比较出色的。他们开始可能是被迫取媚权力，后来尝到甜头后，则是有意利用权力。愈堕落愈快乐。他们不可能守法，也不可能讲究诚信。

　　权力还腐蚀了这些商人的心灵。商人心灵之冷酷，超过任何年代。没有道德约束他们，他们也通过攀附权力获得了法律上的豁免，还有，在权力面前所遭受的屈辱，会转化为对利润的畸形追求和对普通民众的冷酷无情。在城市拆迁中，那些所谓的民营开发企业，比起官员之无情来，一点也逊色。由于官员和攀附权力的商人所激起的怨恨情绪，毒化了整个社会的气氛，处处可以感受到多疑、刻薄的心态。

　　因此，被权力的扭曲商业活动，冲刷了仅有的一点道德观念。更严重的是，市场越过了自己的界限，向整个社会泛滥。唯利是图，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它使人们的心灵趋向于功利、算计。

　　在这个时代，传统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寻找多样的、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整个社会都挤向了商业化的独木桥，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指标。政府、文化、学术等等方方面面的活动，都围绕着财富进行。地方官员拼命追求GDP，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社会公正；庙宇中的和尚、道士热衷于赚取香火钱；大学则想方设法向学生收取费用；行业协会则巧立名目，向会员企业收费。

　　商人固然应当追求效率和利润，商人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市场也是社会运行机制中基础之一。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地具有商人的心灵，如果商业法则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则这个社会就必然是一个坏社会，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算计，人们的心灵必然狭隘、只关心自己，而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生活样式、生活目标、人们的价值多样的社会，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追求，企业但政府则应当追求公平正义，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当追求知识，庙宇应当抚慰信徒的心灵，等等。只有这样，心灵才能获得丰富的伸展空间，这个社会的精神才会显得充盈、多样。

　　

　　知识分子：愈堕落愈快乐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奇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观念陷入混乱，他们集体率先堕落（？），并为社会普遍的精神崩溃提供理论支持。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者，而在90年代，知识分子显然也在急剧地商业化。大学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拨款，向学生收费，富丽堂皇的大楼，被视为最伟大的政绩。大学教授则可以一人带四五十个博士生，这些博士成为教授批量生产专著、论文或完成项目的廉价劳动力。当然，博士生们也乐于风险，由此可以活动进身之阶，至于是否获得知识，谁还在乎？年轻教师们在一起谈论的是项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每到傍晚，高级轿车到外院门口接女生，早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道独特风景。

　　可以说，信仰、道德、伦理的崩溃在知识分子那里最为彻底。因为，知识分子刻意地追求这种结果。理论给了他们自己以堕落的勇气，也让他们充满自信地为精神的下滑提供论证。社会学家呼唤性解放，每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追求快乐，木子美被认为是个性解放的象征，离婚率上升也曾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福利经济学论证说，卖淫嫖娼既可以解决妓女的生计问题，也可以增进嫖客的福利，更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深得地方政府官员之心。研究制度的学者则说，贪污腐败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至于一些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对于任何试图认真对待传统的努力，都群起而攻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彻底摧毁中国传统，中国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这些知识分子塑造了不少民众的观念，从而使他们将精神的虚无误认作思想、个性的自由。

　　没有传统和规范约束、没有道德指引的知识是可怕的。一个偏僻地方的农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按照传统道德生活，而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可能有意识地过一种反道德的生活，并且对所有人宣称，这是一种自由。现代知识分子要对中国人的精神失落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精神重建的希望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的精神确实处于巨大的混乱和虚无之中，但不管怎样，政府权力所控制的范围和力度在逐渐地收缩，而市场及社会在逐渐地发育。每个人、每个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在不断扩大。在这个私人空间中，他可以不必信奉官方的意识形态，追寻自己的按身立命之所。他无法再将责任推托给他人，而必须直面自己的良知，而在良知的指引下生活，风险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大了。

　　同时，在社会上，逐渐可以形成一些自愿性组织，使人们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自我治理，在这些自我治理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某种职业伦理，约束群体成员的活动向着良性方向演进。信息的开放，也使人们可以更真实地理解外部世界，从而可以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他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他逐渐具有了公民精神。人们也有一定的余力，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同胞。

　　权力的收缩、市场与社会的发育，为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了一定条件。从前面那些精神重建的故事中，我们已依稀看到中国人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希望。这希望其实就在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希望在家庭、社区中过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希望帮助他人或者在自己有危难时得到他人慷慨的帮助。

　　当下所需要的，乃是全社会形成一种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的自觉意识。中国人需要具有充盈的心灵。在经历了百年的心灵飘泊、精神虚无、因而也是“野蛮化”之后，中国人需要重建精神，从而实现一次“再文明化”。所谓的精神，包括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我们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我们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缺了这些精神因素，则多的财富，也不能使这个社会安宁而平稳。

　　精神重建乃是社会领域、由每个普通人自发地参与的事情，不能指望政府借助于权力进行强制。但政府的确可以为人们的这种努力创造某种条件。比如，政府需要克制自己的权力，放松某些方面的管制，从而让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寻找自己的信仰，结成各个社团以从事公益活动，让各个群体自我治理；可以设想，如果权力仍然过于广泛地控制社会生活，则民众的精神生活就不可能得到舒展。又比如，政府可以将中秋节、清明节规定为法定节日，让人们有心情慎终追远，与家人团聚，在古老的习俗中涵育传统伦理与文化认同感。

　　一旦人们从权力的控制下获得自然的自由，则人们会本能地寻找一种更为正当、更能赢得尊重的生活；一旦人们剔除了对传统的怨恨、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安顿中国人的身心。

　　

　　中国新闻周刊，2004，10，18

我们不是老百姓，我们是公民

　　

　　王怡

　　

　　

　　从市民到公民

　　

　　

　　可以这样说，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市民的诞生。作为一个立宪政体的地基，市民社会逐渐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站立起来。我们变成了斤斤计较的市民，在交易之中去获得个人的尊严、权益和成就，并在交易的锻炼中，慢慢懂得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正是市场，使人们一面摆脱了梦魇一般的某种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但另一面也意识到自由不等于自我中心，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仅仅存在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当中。一个最现实的经验是，除非你有特权，否则没有笑脸就没有交易，没有平等和尊重，就没有私人财富的累积。

　　这正是一百年前旧中国的第一轮思想启蒙中，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的大义。在我们与他人之间有什么？27年的经验使我们回答：世上的一切财富，都存在于我们与他人之间。不投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人，就是无产者。之间我们叫做市场。市场上的人们，叫做市民。市民的集合，投射到政治上的一个身份，就叫做“老百姓”。

　　但在我们与他人之间，除了市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空间叫做政治。这个空间中的人叫做公民。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可能需要更严肃和激烈的讨论，但政治改革的目标却毫无疑问，就是公民的诞生。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社会，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动的社会，是私人利益的卑微的集合体，是交易和财富都无法在公共领域获得最终保障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伟大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因此一个共和国的政治，也是公民们的政治，而不仅仅是由官僚和国家机器操持的政治。

　　一个公民社会所对应的政治概念，不是狭隘的官僚政治，也不仅指一个狭隘的国家权力的运作领域。公民们的政治，是一种公共政治。什么是公共政治呢，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有一个既非私人交易、也非私人情感的空间，那就是公共政治的属地，是公民出没的地方。新共和主义者阿伦特甚至把这样的一种政治概念，称之为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在她看来，那种规划于密室、仅仅与公共权力或各式制服紧密相连的政治，反而是一种虚假的、“反政治”的政治。因此，当近年来舆论和媒体频繁的讨论乞丐、乙肝带菌者、失地农地、拆迁户或足球俱乐部的权利、讨论郎咸平的喊叫、高耀洁的泪水和孙文晔的四合院，讨论一切牵动人心的公共话题时；当杭州的刘进成用白大褂印上宪法、另一些人穿上印着“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的T恤、而我的朋友李彪常年在自己的胸口上别着“以诚待人”的自制像章时，或当上海的胡愚文根据《游行示威法》持之以恒的向政府申请游行、民间绿色组织和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质疑着三峡大坝、怒江大坝、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当“姚立法”年复一年独立参选，拿出一部又一部议案，陈思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日复一日举着牌子企图挽救自杀者时。对于他们最贴切、也最荣耀的一个称呼，就是公民。

　　但公民的诞生，显然比市民的诞生更难。一是难在公民对一个法治和立宪政体的需求，比市民更加强烈和迫不及待。在古典共和主义时代如古希腊，“公民”只是一部分人的称谓。公民权是有代价、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近代宪政的发展，造就了国家权力依赖于民意的授予，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公民”才成为了惠及一切国民的荣耀。因此公民的诞生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权力必须走出庙堂，成为天下之公器。

　　而第二个难处，则是虚妄的道德理想曾给我们留下巨大的阴影。使我们几乎丧失了追求公民精神和投身公共政治的勇气和能力。这使大部分社会成员耽于对政治的冷漠和畏惧，宁愿选择做一个远离公共领域的“老百姓”。甚至当一些人重新流露道德与政治的热情，当一些人重新对公共政治的参与和维护充满兴趣，当一些人以社会的精英自许勇于担当时，我们甚至会怀疑、恐惧、藐视、远离和反感这样一种公共精神的重建努力。因为我们实在分不清楚，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公民精神或公民性格的塑造，还是一种虚妄的泛道德的激情卷土重来？这是市民精神的一种顺理成章却异常艰难的延伸，还是把人们劫持在公共领域不让回家的、一个泛政治化的恶梦又将开始？我们对斗士和烈士的传统充满厌恶，以致我们没有把握分清楚斗士和公民。我们成为市民的同时，几乎也在一步又一步的丧失着在公共领域进行辨别和行动的能力。

　　

　　

　　从恒产到恒心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为我们理解改革的进程提供了另一个模式。换一种说辞，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人们开始拥有恒产。而未来的公民社会和公共政治的目标，则是由此培养人们的恒心。这也是区分公民政治和高标的道德理想的关键。公民政治是有产者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主义是无产者的政治蓝图。公民精神的实质是恒心，而不是野心。

　　因为公民对参与和维护公共政治的热情，起源于对私有财产尤其是恒产的捍卫。所以公民的恒心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当政治和法治秩序守护人们的恒产时，人们就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逐渐生出不变的恒心和对于秩序的荣耀感。并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比商业交易更大的满足、更完整的自由。反过来，当秩序剥夺和不能捍卫人们的恒产，或不能给人们追求财产的公平机会时，有产者的恒心就逐渐被无产者的高标的道德理想所替代，成为激进主义的和具有颠覆色彩的野心。

　　因此在古罗马，当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出任不列颠总督时，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鼓励和帮助英国人修建住房、寺庙和一切建筑物。而近年来，当拆迁户朱正亮自焚于天安门金水桥上、叶国强投身于天安门金水河下，或拆迁户翁彪自焚于拆迁指挥部。正是老百姓因失恒产而失恒心的极端例子。教训有二，对政府来说，最稳定的社会秩序，最健康的政治只有一种，就是最能保护人们恒产的秩序和政治。那就是法治和宪政。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光做“老百姓”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进而成为有恒心的“公民”，我们才能退而做一个安心的小市民。

　　一种积极参与、拓展和维护公共政治的公民精神，源于私人利益，但又超越了私人利益。这与道德乌托邦无关，而与法治的优点有关。因为法律是一种普遍性的统治，立法者必须通过任何人在同等情况下都普遍适用的法律进行统治，这极大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欲求。同时也使一切有志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人，必须把对自身的关怀延伸为对他人的关怀。在一个特权社会，一个人的权益可能与他人的权益无关，甚至相互矛盾。但在法治社会，善不能独存，一个人的权益势必同他人的权益血肉相连。因此法治并非很多人想象那样是一种冷冰冰的力量。恰恰是法治，敦促了公民精神、公益精神和健康的公共政治的产生。而一切特权，才是公共道德的敌人。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2004-10-8

　　此文删节版<公民的诞生>,见新闻周刊200期’重建中国精神“专辑

　　

　　重构中国精神之理性精神：百年理性 百年酒性

　　

　　中国新闻周刊　　1922年，《申报》创刊50年，以50年来中国为题，向社会各界征文。蒋百里撰文，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失去了理性。蒋百里以军事闻名，当不惧血与火；蒋百里又是教育家，教育家超越军人，能看出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长程，最缺少的恰是理性

　　

　　　　文/朱学勤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我们在学习这段历史时，哪里可曾想到过这点！）

　　

　　　　不消十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殴打；沈崇事件之后，五四领袖胡适之在任何一个大学登台，总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断，已不能从容演讲。西化打败中化，俄化打败西化，从五四运动分野出来的这支左翼运动呼啸直下，如入无人之境。

　　

　　　　多年之后回首，人们才看见惊涛拍岸，只是开辟了一个“丘九”传统，“丘九”比“丘八”对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破坏更甚。

　　　　　时至今日，大陆公开出版的汉语阅读物中，只有在韦君宜的《思痛录》中看到对这一传统的深刻反思。她所属的那一代人已经是五四第二代，是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登上政治舞台，席卷蒋百里之后五十年。但在晚年反思时，她终于说出了她这一类型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一句话：如果早知后来经历的一切，她就不参加了！

　　

　　　　“文革”是这个民族一百年酒精中毒的恶性发作，表面上是五四精神的中断，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左翼延续。时之伟人，念念不忘的是五四遗嘱--政治革命因孤立而难免失败，只有深入到社会革命才能保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会颠覆，只有深入到文化革命才能保社会革命。恰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孜孜以求，也有一个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从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到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历史执意走完一个轮回，才愿重归它的起点。

　　

　　　　“改革”否定“文革”，并不只有经济转型的意义。所谓拨乱反正，应该是“拨”五四以降的左翼激情，“反”血与火之下的社会理性。遗憾的是，“文革”只能以“文革”的方式了结，恰如俄罗斯民俗，酗酒者只有再灌一口酒，才能促使其醒酒。这就注定与“文革”相反的新时期--“改革”，要拖着“文革”的浓荫前行，颠颠簸簸，酒意难醒。当时否定“文革”的最好理由，是痛斥“文革”武化--“打砸抢”，但是“打砸抢”却被限定在一个狭小范围，并没有上溯至历史深处，淘清五四以来的“丘九”惯性：能打能砸就是革命，能抢能分才是公平。

　　

　　　　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两翼，折一翼留一翼，诸多改革是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改革因此而删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邻人羡慕，却也因此收窄了社会参与。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富不均到贫富悬殊，市场经济未必是“原罪”，却最可能成为“替罪”。

　　

　　　　市场经济历来离文人远，亦为历朝皇权所不喜，到了1956年，曾经被消灭过一次，干净而彻底。民主是与市场经济一起来到人间，你不可能只要民主，却不要市场经济。文人可以找到不民主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也可以找到不市场经济的“高度民主”即--斯大林的真专制，却难找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文人当不忘1957年反右，却不能淡忘市场经济被消灭的1956。1956是1957的铺垫，在此之后，执政者才那么坦然面对普天之下的腹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十年后，市场经济第二次出现，如此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却是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它一身而两任焉：既通向旧体制，新利润滋养老权贵；又可能蜕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体。

　　

　　　　中国终于再生出“看不见的手”，却还有“看得见的脚”。“脚”覆盖着“手”，既释放“手”，也扭曲“手”，“脚”与“手”一起扭。

　　

　　　　蒋百里前后，没有一代文人不要民主，但也没有一代文人能明白有市场经济未必有民主，但没有市场经济，则肯定没有民主。

　　

　　　　改革发生歧义，开放也免不了争议。也是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从穷国中的大国，一跃为大国中的穷国，大国心态催人扬眉吐气：仿佛地球发生新了的造山运动，水平方向的发展一跃为垂直方向的凸起。

　　

　　　　历史有刻度：一个民族积压有被侮辱、被损害的集体记忆，有一天它突然变得富裕，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更是它需要冷静警醒的时候。三十年代的日本少壮是这样，同一时代的德意志则说“国家社会主义”。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雄赳赳跨进租界，让白种人拉车，让黄种人坐车，让更多的中国人欢呼：打倒白色帝国主义！日本人这样做，是出于大东亚共荣圈的骄傲，而中国人那样欢呼，则暴露刺刀下的奴性，奴性不妨碍民族主义的酒性。

　　

　　　　科索沃危机重新点燃新一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义热情，那一次“爱国主义”狂欢，也许是想模仿八十年代的师长？却使人想起“丘九”，想起义和团，还想起沈崇事件。龙应台为同胞民主辩护，同时剥离绿岛上的民粹主义，却在网上被万箭穿心，口水也能淹没理性。两岸少壮首尾相啄：一边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另一边则还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大家都是国家至上，再加某某主义。

　　

　　　　八十年蒋百里回首，中国是否已醒？幸亏还有国歌，起首一句颇理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的并不是战时，而是在大国复兴时：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惟有历史的锋刃在暗中逼近。

　　

　　

中国人现在有精神吗？我感觉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引进对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市场机制极大发挥了其优于其他制度的激励功能，极大程度激发了人的潜力，但也使人更多表现为自然属性，而丧失了社会属性。市场经济必然主导消费主义文化模式，强调交换价值，使人变得失去自我，被动适应社会。整个文化丧失了批判向度，个人觉得属于弗洛坶所言的“人性的异化”。整个社会被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主导，急功近利、个人利益至上，大学生变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庸俗”。缺乏了远大的理想，忧国忧民荡然无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而精神生活？！

正因为没有精神，所以才需要重建嘛^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