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专题】(2009-04-19 16:36:55) <p></p>标签:财经&nbsp;经济主体&nbsp;金融晰&nbsp;凯恩斯&nbsp;亚洲&nbsp; <p></p>分类:金融实践 <p></p>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最近几年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动荡而频繁实施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让人们重新反思现代经济中有关泡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思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吗?本文把泡沫问题放到现代金融经济这个大框架内来讨论,以揭示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p></p>一、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经济泡沫 <p></p>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买主中,大多属于只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的投机者[1]。但是,资产价格上升通常伴随着预期的反向变化并带来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加尔布雷斯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事件,而且还将 <p></p>由金融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飚升,继而价格狂跌并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现象称之为“泡沫”[2]。 <p></p>J·斯蒂格利茨在他的《关于泡沫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如果投资者相信某种资产能以高于他们的预期时,这种资产的现实价格就会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是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 (1)泡沫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2)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的盛行和猖獗; (3)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4)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p></p>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与经济泡沫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费雪认真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同时出现负债过度(over-indebeteness)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现象是多种市场产生大动荡和经济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为减轻债务而采取的行为导致物价下跌,以致陷入实际利率上升、借款人实际负债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对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顿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详尽描述。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最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负债-通货紧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种选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不稳定的运行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模型[3]。 <p></p>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诸要素是确定的,其他的相关情况也都是预知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测量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而在凯恩斯构建起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交易作为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经济行为来分析,并十分重视考察与经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诸如货币持有量、利率、资产价格、设备投资等。在凯恩斯模型中,列举出了“危机”的概念,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稳定条件下人们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建立了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由此推断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在组织有序的投资市场上,如果一旦人们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率倘若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泡沫。1987-1977年日本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凯恩斯“不确定性模型”的应用性提供了佐证。 <p></p>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thefinancial instability hpythesis)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在下列三个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当今理论界研究经济泡沫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 (1)在“以投资为中心解释经济周期”中融入“投资的金融理论”,并将金融制度、金融惯例的变革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2)在资本资产的价格形成和设备投资决定方式的框架下,考察经济主体的债务结构及将来还本付息的合约内容; (3)重视预期的形成,并强调贴现率与金融市场的利率随资本资产的流动性评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借款人金融债务派生出的本息及其实际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将资金借方的金融理财划分为套期保值金融、投机金融和庞兹金融三种类型,并强调景气时期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借款人从避险金融向投机性金融的转移过程,而在金融缩水和泡沫崩溃过程中,主要的变化趋势是由套期保值金融向投机金融转变,进而向庞兹金融转化[4]。TaylorO’Connell将明斯基的金融三稳定假说进一步简洁化,使该理论更为规范。金德尔伯格将“金融不稳定假说”加以了具体运用,并将沫泡扩张到金融危机的过程概括为“出现异常变化→资金过剩→过度发放贷款→资产交易过度和资产价格暴涨→利率上升、收回资金和贷款→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特别是用其验证了19世纪初至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历史事实,并指出该理论框架是正确的[5]。日本经济学家奥村洋彦在考察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在英国的金融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时,也是按照该理论框架展开分析的[6]。 <p></p>二 从泡沫扩张到泡沫破裂:重新审视亚洲金融危机 <p></p>下面我们运用“金融不稳定假说”及金德尔伯格的分析思路,通过重新审视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主体心理预期与投资行为的异常变化→金融机构过度放贷与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金融交易膨胀与资产价格暴涨→银行信贷收缩与资产价格暴跌”的过程,从而弄清楚泡沫是怎样扩张的?又是如何破裂的? <p></p>1·经济主体心理预期与投资行为的异常变化 <p></p>由于宏观经济体系的外部冲击以及经济预期生变化,部分经济主体开始采取异常行为。此时,经济主体的异常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经济发展前景、盈利机会以及外部事件的视点、预期发生改变;二是突发性的、出乎意料的经济行为变化成为普遍现象。 <p></p>20世纪80年代初起,泰国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外汇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开放资本市场,刺激国内储蓄,促进资金流动。这些改革给泰国带来了一片繁荣景象,令世人瞩目。据1997年6月OECD《经济展望》提供的资料,泰国经济增长率在1988-1990年间均超过10%, 1991-1995年间超过8%。在1980年,泰国的人均GDP只不过700美元,而到1996年已经超过了3 000美元。在金融市场上, 1985-1990年间,资本市场总额增加了21倍,平均交易量上升40倍,国内储蓄率则由1985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31%。此时,金融市场开始成为各经济主体重点关注的对象[7]。马来西亚具有类似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哈蒂尔政府开始推行工业化主导计划,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绩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制造业和金融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据1998年的《世界银行报告》,马来西亚人均GDP从1987年的1 810美元上升为1995年的3 890美元,而通货膨胀率却一直保持在4%左右,失业率也只有2. 5%[8]。马来西亚政府和国内的人们都雄心勃勃,对金融市场前景一片看好。 <p></p>2·金融机构过度放贷与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 <p></p>由于经济活动达到顶峰,设备投资和金融投资将持续扩张的假象得以形成,在这种错觉的引导下,金融机构大量放款,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从而使得经济景气得到刺激。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不出现借款人因风险太大而不举债,或贷款人因预期收益过低而借贷现象,融资双方的风险就会被低估,融资活动也就会持续下去。同时,金融创新浪潮进一步拓宽了货币供应的渠道,使金融机构的过度放贷成为可能。 <p></p>泰国29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余额从1991-1996年6年内增加了3. 33倍,银行总资产则从1985-1994年增加了6. 5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不甘落后,其放贷余额从1992-1996年期间增加了2. 72倍,特别是这些放款对象中的相当大部分是房地产。在经济扩张过程中,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同样普遍超额放贷,国内建设项目所需的贷款十分容易从银行机构中取得。从1993年起,投入基本建设、房地产的贷款年增长率为30%,与此同时,大量放款被投入了股票交易。而印度尼西亚此时的房地产贷款也很盛行, 1996年房地产贷款占贷 <p></p>款总额的13%[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放大量贷款时,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贷款的抵押品也普遍显得软弱,许多贷款其实都是以股票和房地产作低押。而在泡沫经济中,资产的价值往往被高估从而为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p></p>3·金融交易膨胀与资产价格暴涨 <p></p>在金融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由于投机行为因素的渗入,资产过度交易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都陶醉在经济繁荣的景象中。在此背景下,各经济主体纷纷买卖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以赚取中间利益和买卖差价,甚至在交易资金不足时,也往往采取信用交易或分期付款的形式。特别是在期货、期权、互换交易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下,国外短期资本大量涌入,从而推动金融投机行为和金融交易规模迅速膨胀起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迅速扩张。吉隆坡证券指数(KLSECL)在1989年上升了29%,而在1993年上升了98%。股票市 <p></p>场的高回报率给马来西亚经济注射了兴奋剂,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对实体经济的关注和兴趣,而把大量资金转移到证券投机活动之中,股票市场交易规模日益庞大。1999年《世界经济统计手删》(Worldin Figures)显示,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股市的绝对值在全球排名第25位,而其股市的增长速度都遥遥领先于许多发达国家。从3项股市变化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1987-1996年期间,印尼股市总值增加了133 747%,股市交易额增加了1 071 300%,上市公司数目增加了9·54%[9]。 <p></p>4·银行信贷收缩与资产价格暴跌 <p></p>当经济形势处在典型的泡沫经济之时,资金需求量显著增大,货币流通速度也明显加快,利率上升。一旦资产价格上升势头停止,金融机构就会停止发放以上述资产作担保的贷款,并开始着手收回原有贷款,投机家们也会纷纷抛售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从而导致资产价格骤然下挫。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下跌,交易过度的经济主体因金融头寸不足而倒闭,一部分金融机构也因大量不良资产的拖累而破产,于是危机爆发。 <p></p>1994年以后,随着美元走势强劲和亚洲危机国家经济泡沫的扩张,出现了高估亚洲部分国家币值的现象,同时,随着危机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大幅度对外开放,外国金融集团长驱直入。在投机集团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之下,危机国家政府穷于应付,被动挨打,终于导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3国货币币值在短时间内平均下降44%。在股票市场上,从1995年底到1997年4月,股市市值平均下降70%,其中房地产股票累积跌幅达85%,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票也跌破80%,中央银行被迫宣布关闭缺乏现金周转的金融机构。到1998年,泰国国内失业人数达290万,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0%,30%的企业濒临破产倒闭[9]。 <p></p>三 货币供给机制、制度变迁与外国资本 <p></p>在从泡沫形成到泡沫扩张、从泡沫破裂到金融危机过程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三个因素,包括货币供给机制、制度变迁和外国资本。 <p></p>1·货币供给机制 <p></p>考察泡沫扩张机制时,货币变动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央银行通过高能货币、贴现率、同业拆借利率等手段,以期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最终政策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些最终目标所实施的高能货币、利率政策是由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及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所决定的。在此,以名义GDP来表示实体经济的动态发展,通过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的比值(货币流通速度)来分析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关系。判断的过程是,如果流通速度稳定,或者即使流速不稳但事先可以预测,那么,货币的流动也是平稳的,反之则是不平衡的。当货币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呈现不稳定态势时,对应当实施何种金融政策没有统一的规定,政策是灵活多样的,并非千篇一律。 <p></p>根据银行系统存款的扩张与收缩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货币量与基础货币的货币乘数。如果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供应量就取决于基础货币的多少,即M1=B*m。这被称为是货币供应方程式: <p></p>&nbsp; <p></p>这里,我们需要考察这种货币供给机制在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在基础货币的变动中,政府的财政开支、国际收支状况在中央银行行为中起关键作用。当政府出现财政收支恶化、出现赤字时,或是采取增加税收、发行新的国债方式弥补,或是增发通货或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在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逆差时,外汇市场购入外汇就成为重要选择。为维持股市和汇市的稳定,中央银行往往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和外汇。这些都会引起 <p></p>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而上述特征恰好是亚洲国家泡沫扩张时所具有的。事实上,在货币乘数的变动中,我们不但要关注银行机构的行为,还要关注公众的行为。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银行机构减少持有超额准备金的过程,因为泡沫形成后,银行机构面临的是利率的提高、贷款和投资机会的增多,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从而导致信贷扩张。而社会公众也由于持有通货的机会成本加大而倾向于增加证券资产的持有量。银行机构和公众的上述行为都加大了货币乘数,刺激了货币供给。反过来,货币供给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动泡沫的膨胀。 <p></p>2·金融制度变迁 <p></p>在泡沫扩张、崩溃到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中,制度变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把以金融中介为核心的、众多经济主体参与的金融交易体系定义为金融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不仅包括金融机构和当局的管理规则,还包括交易者的金融行为和金融业的运行情况。在非市场竞争中,金融活动的基本目标定位在维持金融交易市场的秩序,此时,金融当局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公众难以充分获得有关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金融产品的信息,不习惯也不需要在风险回报的原则下选择金融机构的经营产品;很少有新的机构进入市场,原有金融机构极少有破产事件,机构之间的合谋行为盛行。而在市场竞争中,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都达到一定规模,即达到“规模经济”程度;金融资产的价格能够灵活变动,富有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顺畅地创造出反映公众需求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服务;金融交易的内容公开透明。因此,金融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当管制过多、不能创造理想的金融交易框架、无法采取最佳的金融行为时,所推行的应该是旨在提高市场竞争性的改革。 <p></p>3·外国资本流入资金短缺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充足的资本是推动泡沫扩张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没有大量外资流入,这些国家即使出现了泡沫经济,规模也不会太大,其影响力不致于引致金融危机。问题是,像我们前面分析中所揭示的那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当代金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经济主体会千方百计地在国际市场上寻求资金来源,而外资也在寻求投机的最佳市场,从而导致外资大规模流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社会制度、基础设施、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水平、市场规模等多方面的约束,在实体经济中吸收外资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这样一来就使外资大部分投入到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从而激发了外资流入国资本资产交易市场的投机性。这些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在泡沫扩张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泡沫即将破裂时的突然抽逃,会促成金融危机的爆发。 <p></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对冲基金。对冲是现代金融市场上规避风险的一种交易手段,它对于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规避投资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利率下调,银根放松,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兴旺起来,各种对冲基金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据日本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查, 2004年全球各种对冲基金8 300个,管理资产总额9 700亿美元。这些对冲基金的经理们,都是掌握了最先进的交易技术、拥用最充分信息并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大规模资金的金融专家,他们具有灵敏捕捉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泡沫的情况的能力,从而获得投机机 <p></p>会[10]。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这些对冲基金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能低估的,尽管有些在危机中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p></p>上述分析表明,现代金融经济的易变性,使资产价格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加大了波动的频率和幅度。特别是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金融交易量日益增大。增大的交易量已经不代表实体经济交易的需求,而成为一种纯粹的虚拟活动。脱离实体经济的交易逐渐会演变成泡沫,造成虚假的繁荣现象。 <p></p>在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崩溃过程中,金融系统所提供的不动产融资,以及以银行和证券公司为主的金融机构倒闭事件,往往会招致社会的各种批评。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货币供给机制、制度变迁与外国资本所助推的经济泡沫,对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是有意义的。因为金融资本的运动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润滑剂,没有足够的润滑剂,经济就无法顺畅运转,经济效率就得不到提高。所以说,有泡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经济中泡沫太多,它就起不到润滑的作用,因为正常的润滑剂是要承载一定重量的,太多的泡沫则无法承载任何重量,它会破裂,会导致经济灾难。现在世界经济就正处在太多泡沫的时代,使企业、家庭、金融机构等经济主体对泡沫破裂充满担心,从而转变为不断地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去避险的行为,使资产交易进一步同实体经济运行脱节。这样的循环,最终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爆发,从而实现阶段性地强制性解决。这是从重新审视日本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p></p><p>&nb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