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访问。在这一年间，我不仅从学术上学习和审视新加坡经验，也向新中两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工作者求教，更游走于坡岛民间，体味民间的智慧和声音。

长期以来新加坡都是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非常感兴趣的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有意义吗？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这其实也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世纪之问。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于文轩博士在其新作《道法无常——从新加坡公共管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里认为，新加坡公共管理成功之道，在于摒弃普世原则，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治国之路。

通过我一年多的学习、观察和考察，在我看来，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需要对“道”进行定义。如果“道”是方法、技术、某项具体政策，则是“道无常道，法无常法”。一国的政策未必适合他国的国情，复制移植则会水土不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道”是思路、理念，是由各种基础层次的“道”提升综合而凝练成的更高层次上的“道”，则具有应用推广的价值意义。

那么，如何获得这种“道”？这需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采取逆向思维的方法，遵循渐进理性主义的路径，对纷繁反复的公共管理实践不断总结累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可以逐渐接近公共管理之道，最后悟“道”。

新加坡人民在以李光耀先生为首的先贤的带领下，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构建了一个现代的城市国家，在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的传统二分法中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并成功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最富裕的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公共管理的危机，因为财富分配的冲动，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压倒财富的创造。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新加坡成功解决了人类社会的两大难题：一是权力的腐败，这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背景都会发生的；二是民主选举的腐败，通过法治化克服这个民主国家的阿克琉斯之踵。在党政关系上，人民行动党成为政治领域“看不见的手”，不会让人觉得是党在管社会，而是政府在管新加坡，于是也就不需要时时事事都承担无限责任。这种“政府在前头唱戏、党在后台指挥”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从社会管理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国家，治理难度可见一斑。在语言政策上，新加坡没有遵循国际通例，而是依据基本国情选择英语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和谐，成为“亚洲四小龙”。而具有相似种族比例的斯里兰卡，将主体民族的僧伽罗语定为国语，导致内战连连，经济滞后。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新加坡堪称全球范例。新加坡的“组屋”承载着社会稳定、维系家庭、种族和谐、社区发展、民主治理等诸多功能。政府通过提供组屋，决定什么人优先选购、怎么分配、如何管理等，让国家和公民之间多了一道财产纽带，并实现政治整合的目的。

所以新加坡没有“贫民窟”，住房制度成为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的有力抓手。这种高明的管理艺术，值得中国政府学习研究，必须认清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以及房屋对于政府治理的深刻含义，充分发挥房子作为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关键抓手的综合效应。

但是，如果只是从“新加坡政府做了什么”来理解“新加坡经验”，而忽略了其制度因素，只着重关注“技术性问题”，就会一叶障目。“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制度方面而不是技术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确立与本国治理信息成本结构相适应的基础性制度，建立一个权力适度分散的行政体系。因此，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在于新加坡选择了何种制度和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在于她是依据什么来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以及为降低这种模式运行成本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比较研究中，具有相似制度背景固然重要，但更应考量国家的治理规模这个关键变量，关注资源、面积和人口等要素。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精英主义的治国策略、单一层次的行政架构、高效透明的行政程序，较好地解决了信息成本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面积大、多民族、地区发展结构不平衡的大国，需要通过一个多层级的官僚架构，和依赖向各级政府授权来治理。多层级的政府架构将增加信息成本，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简化行政层级。

正如于文轩博士所言，新加坡处于中西之间，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但她所面临的挑战，中国也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再造出另一个新加坡，而新加坡公共管理之道也不能被复制克隆，只能在深刻理解新加坡的基础上再创造，再生产。

作者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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