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旨在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金融试点，正突破着现行法律规定的耕地承包权不能作为抵押的底线。一方面，中国农民有希望借此获得对自己最大的财产之一——耕地承包权的处分权，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的试点热情超出想象亦值得警惕：改革的动力到底是来自政府，还是政府背后的资本？
意外的试点热
        央行和银监会最初的想法是，“每个省选择2-3个有条件的县（市）”试点。不过，各省之于试点的重视和热情，可能出乎央行的意料。河南参与试点的就有18个县市，江西省亦有12个县市，湖南更是多达21个。
        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均为抵押禁区。这主要是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但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认为这相当于剥夺了农民对承包地所拥有的财产权。
      没有抵押物，亦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买一头老牛缺100块钱，那就再等一年吧——这样的故事，在农村算不得新闻。
然而不约而同地，中国多个地区的耕地，这些此前陷于“沉睡”的资本，选择在这个春天，和万物一起苏醒。
4月9日，辽宁省法库县秀水河子镇长岗子村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李立山，成为我国东北地区第一个拿到耕地抵押贷款的人——这一天，他代表合作社的151户种辣椒的村民，以922亩耕地承包权作抵押，获得了当地信用联社一笔30万元的贷款。法库县县长冯守权当日表示，今后，法库县35万农民都可以申请这类贷款。
        差不多同一时候，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前曹村的六位农民，用承包土地经营权做抵押，每人拿到了10万元贷款。
也在此时，重庆开县拥有224个塑料温室大棚的农民魏久海，用流转来的96亩耕地经营权做抵押，拿到了10万元贷款以解资金周转之急。
数天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裘市村种葡萄的农民夏定，用3.3亩承包地的经营权做抵押，贷款3万元。夏是江北区刚刚启动的农民“两权一房”抵押贷款的受益者——两权之一，即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而如果再往前追溯数月的话，以耕地作为抵押的贷款，还发生在浙江温岭、山东枣庄、湖北荆门、陕西高陵以及湖南邵阳。
在浙江台州、余杭、宁海，江西宜春，当地党委或政府的文件亦明确中写道，要“探索”或者“积极推进”耕地抵押贷款。
浙江省工商局则和农业厅联手，允许该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力图通过将土地物权化、资产化、证照化，为农业发展激活可能高达1.3万亿元的资本。
          湖南更是写进了2009年省委省政府的1号文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
福建三明和宁夏同心则走得更早，早在三年之前，他们就引领风气之先，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罗列。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耕地抵押贷款正成潮，涉及到的省份已多达10个——这其中既有东部富庶地区，也有西部欠发达省份；既有源自区县基层的尝试，亦有来自省级政府的推动。
          这些尝试之中，意义更为重大的，无疑是辽宁法库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创新试点。
          2008年10月15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三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下发通知，决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          

        通知要求“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原则上，凡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财产权益归属清晰、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可用于贷款担保的各类动产和不动产，都可以试点用于贷款担保。”
央行和银监会最初的想法是，“每个省选择2-3个有条件的县（市）”，“集中抓好2-3个金融产品”。法库县即是此次试点县之一。
不过，各省之于试点的重视和热情，可能出乎央行的意料。河南参与试点的就有18个县市，江西省亦有12个县市。
湖南省的试点县市更是多达21个。湖南专门成立了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由两位副省长分任正副组长——由主管金融的副省长任组长，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为副组长，省政府办公厅、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省银监局等16个省直部门则作为小组成员参与。
湖南湘乡甚至早在去年11月，该省最终试点名单尚未明确时，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两位副市长为副组长的“争创全省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领导小组”，出台相关政策意见和各类贷款办法，“力争申报成功”。
这些省份的试点，均将耕地抵押贷款作为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耕地抵押贷款，将有可能在年末全省推广。
央行的要求是，试点地区在2009年至2010年，对试点进行总结。但从各省的时间表来看，普遍进行了“自我加压”：比如湖南在10月，江西在11月，河南到12月，就将进入试点的全省推广阶段。一些好的试点，将在这个时候向全省推广。
地级市已经为这种推广做好了准备。比如在张家界市，该市实际上只有慈利县参与试点，但张家界在市一级成立了由副市长任组长、14家机构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慈利县亦被要求成立类似领导小组。而到今年10月份，张家界就将总结、推广试点。
先行者的脚步
就在先行者福建三明自下而上的改革发展缓慢乃至举步维艰的时候，自上而下开始尝试改革的山东寿光正雄心勃勃高歌猛进。
改革尝试的最初动力，源于土地流转——寄望于抵押成为土地流转的助推器。
3年前，福建三明和中国很多地方农村一样，面对的现实是：进城务工农民日益增多，农村土地开始出现抛荒现象，许多农民流转土地的愿望强烈。然而，不少“大户”在出资获得土地经营承包权后，陷入资金困境，一时成为流转瓶颈。
这一年春天，三明市将乐县农信社业务科廖主任到了白莲镇小王村温元宝承包的140亩地，为他无公害蔬菜种植的发展前景所说服。廖问正为流动资金一筹莫展的温：“你有什么能抵押的？”
温回答：“我手里头值钱的，就是这块地了。”
将乐县农信社意识到：温的困境，并非他所独有。于是动了心思：能不能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
想法甫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温对土地在当地众人看来明白无误的权利，却无处登记。如果要抵押，首先必须县级以上部门登记。但是县农业局的回答是：不予登记，“因为从来没这样做过”。廖无奈，只好让温在农业局设在镇上的经管站登记。到了年底，这个权宜之计还是惹来了麻烦——银监局检查，认定农信社操作不合规定。
将乐县的尝试就此收手，温成为将乐县三年来第一个亦是惟一一个以耕地抵押贷款的人。
相比而言，同属三明市的明溪县要幸运得多——他们的尝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明溪县政府下发文件，明确农业局为耕地抵押登记部门，并要求设立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为耕地抵押信贷业务提供组织保障。
到目前为止，明溪县农信社已累计发放此项贷款400余万元，贷款余额100余万元。在让死资产变成活资金之余，明溪县亦有意外之获：耕地得到保护。3年来，耕地抵押贷款涉及流转土地四千余亩，其中320亩为抛荒地复耕。
不过，四百多万元不是一个大数目。“额度不大。”明溪县农信社业务科陈经理将此归因为：土地太过分散。目前的贷款中，最小的一笔仅万元——虽然最高的也达40万元，“但是这样的大户很少。”
三明市委农办曾成立专门课题组，对明溪县耕地抵押贷款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四个因素影响了抵押贷款规模的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尚未全面开展，自然灾害和市场因素将给银行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办理贷款的手续复杂，银行为了最大程度降低风险，设立了复杂的手续，兼之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要以耕地抵押贷款困难很多，不得不以更高的利息民间借款；没有专门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机构和人员，评估时主观意愿成分较大；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形成，银行处置抵押土地困难。
重庆开县的处境大抵类似：小业务不愿意做，大业务却不多。今年3月以来，“做成的贷款有一笔，正在做的有几笔。”开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易成华介绍——他所在的机构，负责为贷款者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问的人不少，但多是小户，只有几亩地。”虽然并未明确，开县对抵押土地的最低要求是50亩以上。“贷少了划不来。”易介绍，目前农民办一次抵押贷款，需要跑5趟，虽然经管站不收费，但是住得远的话，光车费、吃住就是一大笔钱。
就在先行者福建三明自下而上的发展缓慢乃至举步维艰的时候，自上而下开始尝试改革的山东寿光正雄心勃勃高歌猛进。“我们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做到1.5到2亿。”潍坊市商业银行寿光支行行长李文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在6个月之前，农地抵押贷款在这个全国知名的蔬菜种植基地还只是一个想法。
2008年11月3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寿光市就金融服务“三农”进行调研时，希望当地能在土地流转贷款方面有所突破：“能否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以土地收益、宅基地房产做抵押进行贷款，还要看实践。农村土地流转为金融改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你们要解放思想，可以先搞试点，金融部门积极配合，等成熟了，再推广。”
潍坊市委书记张新起随即要求潍坊市商业银行进行探索。后者成立了由董事长史跃峰任组长的农村土地流转贷款课题组，探索耕地、宅基地、农房等抵押贷款。
探索伊始，同样并不顺利，如何抵押登记亦是难题。张新起多次批示，寿光市亦随即出台了大棚抵押、农村住房抵押、土地使用权抵押三个文件。贷款通道自此大为通畅。
到现在，寿光已累计发放这一类贷款达2030万元，其中，纯粹耕地抵押贷款60万元，耕地加附着大棚抵押贷款约500万元。
寿光市亦因此被一家机构评为“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寿光市商业银行则获颁2008中国最具创新力农村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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