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民生银行主办的“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近日结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像旋风一样席卷京、沪、穗三地，访谈和演讲场场爆满，为他的中国之行增添了几分权威色彩。此前，曾有人预测，这位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将以独特的语言方式为中国经济开一剂良方。或是基于这样的宣传，克鲁格曼出现在哪里都是人如潮涌。

 

克鲁格曼的言论并非金科玉律

 

克鲁格曼究竟有多么火，看看陪在他身边的一些中国金融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的身份就能一目了然。作为曾经成功预言国际金融危机的唯一学者，受到中国经济界的厚待并不奇怪，但出乎意外的是，他的见解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反而引发了许多质疑。比如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等论点，都遭到了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人的强力反驳。

 

也许是被“中国式的热情”吓得有点不知所措，或者是同台对话的中国学者让他无法适应，在很多时候，克鲁格曼面对中国同行的咄咄气势百口莫辩。尽管他算得上举世公认的自由经济学派代表，尽管他经常以犀利的言辞和灼见令美国政府头疼不已，尽管他获得诺贝尔奖后被人称为“经济学的良心”，但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和独特的国情“根本不了解”，由此为“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添加了些许幽默元素。

 

客观地说，克鲁格曼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应在情理中，若说他对中国的经济的前景不了解，则有自欺欺人之虞。一是他不止一次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提及中国经济前景，他认为，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二是他坦言“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因为他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巨大负作用，即使GDP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当然，克鲁格曼的言论并非金科玉律，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修正者，他既是实用派也是调和派，其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过他很有个性，就像他对待与美国相关的外国经济问题一样，立场异常鲜明。过去的8年间，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对美国政府进行了不懈攻击。性格造就了他的形象，在赢得了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以不合作精神征服了世界。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忘记他是经济学家，把他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共知识分子，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他更像个政治专栏作家，具有强烈的党派倾向，还活像个民族英雄。

 

洋拳师遇到了中国功夫

 

也许是中国类似克鲁格曼这样的学者太少，抑或经世致用的学者太多，总之，克鲁格曼的中国行不单是一个诺奖得主之行，更深一层的内涵是一个“经济学的良心”之行。从许多媒体狂轰滥炸般的提问可以得出结论，大多数中国人翘首以盼的是克鲁格曼在中国也“童言无忌”一次。遗憾的是，人们预期中的效果并未出现，恰如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洋拳师遇到了中国的武林高手，他尚未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打翻在地。究竟是克鲁格曼笨拙，还是对手技高一筹，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而言，“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的说法不够顺耳，无论克鲁格曼有多少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他们也宁可相信中国早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几十年的“太平盛世”语境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聪明的克鲁格曼未必不了解这种心态，所以他才说用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很奇怪”。若以他固有的习惯去阐述，完全有可能把此等问题提升到民生高度理论，并毫不在意任何人用什么方式去辩驳。

 

有论者认为，克鲁格曼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包括他拒绝评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等，有负于他的学养和真诚，同时也有负于中国人对他的厚望。是的，良知无疑是学术的根本，只是从客观角度看，作为美国人的克鲁格曼没有义务必须提醒中国人怎么做，更何况中国的现实只有中国人最清楚，指望外国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同样也是病态心理。有道是：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至于克鲁格曼究竟是师是友是贼，只能凭中国人所处的不同立场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