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4岁的小张从四川农村出来，到湖南打工；一年后，他来到河北某煤矿打工；又过了一年左右，小张离开河北，到江苏某建筑工地上干活；两年后，他去了广东的一家石化厂打工；几年后，小张又回到江苏找工作。20多年来，小张长期在外打工，其间回过农村老家几次，包括回乡务农若干个月、结婚、盖房子。

　　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授范芝芬追踪调查的一个案例。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论坛上，范芝芬接受《科学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当今中国，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生活、工作而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益，贫富两极化及低层居民的贫困化，使城市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已影响到城市的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对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中国农村家庭分居现象普遍

　　由于外出务工而致使家庭成员不在同一地方的农村家庭，就是范芝芬的主要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回国访问时，许多打工者就说，10年以后就不再外出打工了。但是等我10年后再次访问时，同一个家庭的同一个人依然在外打工，并说再过几年后回家。”范芝芬说，“也许，他们几年之后攒到钱了，或者等自己的子女也开始打工赚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通过这种长期追踪调查，可以分析一个人或者几代人想法发生变化的过程。”根据调查，范芝芬发现，新一代打工者，跟他们的上一代不太一样。“他们没有经历过从务农到打工的转变，从小便看到父母及长辈们都在外打工，因此，他们认为自己长大后要走的路也应该是外出打工。当然，也有部分依然在家务农或者通过教育成为知识分子的。”

　　范芝芬特别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女性在结婚以后大都留在农村家乡，但是现在的农村女性无论结婚与否，是否已经为人母，大多数都有外出务工的意愿，而且他们的父母和丈夫也都能接受。

　　“这样，留在农村的只有孩子和老人，家庭成员两地甚至几地分居。这种状况在中国已经存在20多年，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范芝芬表示，“国际上也存在家庭成员分开的现象，但都只是短期的分离；而在中国农村家庭，是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期的分离。”

　　不完整的家庭组成导致社会问题

　　范芝芬认为，由于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会伴随出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

　　首先，对于夫妻关系来讲，无论是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在家中，还是夫妻同时外出但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都有可能由于长期分居，而引起家庭破裂。

　　其次，对于孩子来讲，和老人留守家中，或是随打工的父母外出，孩子的教育以及他们将来的就业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基本构成就是父母和子女，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农村家庭里很难看到完整的家庭组成。”范芝芬说，“从社会的角度，我们需要用新的思维去了解和接受这种趋势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国家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从政府的角度，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必须结合农村家庭长期分开的现状去考虑和解决一些问题。”

　　在范芝芬看来，社会各界需要辩证地看待这种现象，正确认识，积极面对。范芝芬说：“政府应该通过调查研究以了解农民的各项需求，然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满足农民的需要。例如对于空心家庭，即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农村家庭，就需要政府调配资源，为其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关于孩子的教育，尤其跟打工父母进城的孩子，目前他们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口径仍然太小。”

　　为了生活牺牲家庭

　　其实，因为就业选择家庭长期分居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这种现象”。范芝芬告诉记者，早在19世纪的中国，就有许多人背井离乡，远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打工赚钱。和自己的家人分开很长时间，就和现在的农村家庭基本一样。

　　对于中国农村家庭出现的这种长期分居的情况，范芝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家庭观念的淡泊，“反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意识强烈”。范芝芬说：“为了解决温饱，为了外出打工赚钱养家，他们不得不有所牺牲。以牺牲和亲人团聚的时间，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活。”

　　范芝芬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民打工赚钱的主要目的是建造房屋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现在物质需要已基本解决，农民在有余钱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外出打工，原因更多元化，例如考虑孩子的教育、就业前景，他们希望获得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当中。“所以中国劳动力大量的频繁的流动现象，可能要持续到农村孩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时才能结束。”

　　下一步，范芝芬会将目光集中于那些留守儿童以及与父母一起外出的孩子们的身上，研究他们的教育选择。“农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让农民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