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张五常热”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当时内地的学子看了五常的《卖橘者言》后，都惊讶财经文章竟然能这样写。

　　后来，我们看的类似文章多了，对这种类型的经济杂文不再陌生。可是，比起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大家，五常毕竟使用的是鲜活的中文，所以还是爱读他的文字。

　　1995年末，我正主编《财经丛书》，便向五常约稿。他很快回信，坦言：自己的稿费极高，你们恐怕出不起。这样吧，我给你们两篇已在海外发表过的文章，你们随便用吧。

　　我当时觉得五常很诚实，没有用很忙之类的话推脱。当然，这种诚实会让某些人很不高兴，比如你说稿费高我出不起，牛个什么呀。

　　五常的言行很容易让人自卑，这就是一例。不过，“真小人”要比伪君子好得多。

　　五常给我的文章，一篇是英文的，谈的是要警惕演变成像印度或巴拿马那样腐败成为制度性的国家，也即张三受贿是一，三，五；李四受贿的是二，四，六。井然有序，大言不惭。现在这个观点大家都觉得挺有道理，可在当时，很多人还在议论要骗出一个市场经济来呢。

　　我将这篇文章刊在第一期《财经丛书》上。

　　五常的第二篇文章更妙，叫《从张爱玲的起落看中国文艺市场的盛衰》。他认为，张爱玲在1995年赴美后，没有用功于文艺创作，其主要原因是创作收入不足以糊口。而在40年代的旧上海，有一个爱好文艺作品的阶层，也就有了让张爱从容生活和创作的市场环境。这篇发表在《财经丛书》第二期的文章，几年后《书城》杂志仍觉得好，又转发了一篇。

　　当然，我此后再也没有打扰过五常先生。但我看到他的书，都会买，而且不得不承认此人极聪明。

　　善于经济学方面的，五常被争议得颇多，不提也罢。但他谈石头，谈书画也极在行。这个在行，不是一般的掉书袋，也不是从书中化出来的，而是来自直接的感悟。

　　这种人，在中国文化中，消极地讲，就是狂妄，做老师肯定误人子弟。客气地讲，是怪才。所谓狂妄，无非是让人在五常面前不自在，甚至自卑。但球星横空出世，美人仪态万千，也是天赋，却没有人说是狂妄，偏偏比你聪明，你就难受？

　　至于怪才，也成问题。为什么你搞不明白的人或东西就要称作“怪”？为什么我们不能反过来称你是愚蠢呢？

　　正如金庸，五常也热了好多年了。如果一个人的作品和思想能如此受人欢迎，可谓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