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

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9	17174.7	5153.2
2010	19109.4	5919.0
2011	21809.8	6977.3
2012	24564.7	7916.6

从中可以看出，农家居民人均收入变化较平缓，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较大，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三、中国GDP

　　尽管多年两位数的GDP增长率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然而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高速度，并不是一个经济史上的特例，与东亚各经济体在相似阶段的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仅“中国奇迹”是梦幻泡影，本质上，中国经济隐藏的危机比其他东亚国家更严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阻碍比其他国家更长久而深远，因为中国长期依赖劳动力和投资拉动经济，却在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出现下滑。

　　中国的发展规划和经济目标，多年来以GDP为标准，然而专家指出，适当降低GDP目标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从人均GDP 60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能否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速。

　　日本度过这个阶段只用了3年时间，实现了每年9.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韩国在这个阶段也实现了劳动生产率提速。中国却可能出现劳动生产率减速（下降约0.8个百分点)。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也需要5-7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度过这个关键的阶段。除了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中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比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令人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而中国却反常地一路下降。“同技术一样，收入水平越高，资本的回报率就会越低。”伍晓鹰指出。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创新，然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制度改革。改善效率肯定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和解决速度问题需要的方法相反，解决效率问题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构调整，是制度创新，归根结底靠的是改革。

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上，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不能再预设“GDP增长目标”，因为预设GDP增长目标将使经济发展继续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继续维持现有的“政府管经济”的结构，而目前政府的过多干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制度改革要求两个撤出，即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撤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撤出。”

　　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将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角色，政府将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规划者”转为“撤出经济活动”的“服务者”。从“低级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这个发展阶段，控制经济对政府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投资”和“人力”在这一阶段是发展的动力，而从“中等收入”这一阶段开始，“效率”和“创新”取代了“投资”和“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这时，政府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企业才是创新的源泉，效率的推动者。

　　其实中国改革一直在强调开放，可是具体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只有不断尝试，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答案，真正合适的方案只有在不断地尝试和创新中摸索，目前外资企业仍然只把中国作为“生产和销售场所”，而不是“创新场所”，不愿意与中国共享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