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其人文出路<1>

朱成全

　　摘要：虽然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以自然科学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有将经济学还视为具有人文性，经济学才能摆脱其科学“困境”，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显示了这一点。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困境人文

一、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这是因为经济学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生改变,从而也就改变了自己适用的宏观经济条件,使自己成为不能适应新情况的理论。

　　正是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重大的区别,所以,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必将使经济学陷入“科学困境”。

　　（1）对象问题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资源和人的无限的欲望之间矛盾的一门科学,但是,依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完全承认这一定义。事实上，当今一些经济学如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等确实很难适合这一定义。

　　即使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资源和人的无限欲望之间矛盾，经济学也必须一方面研究资源，另一方面研究人，更应该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兴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功利主义。人和物之间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好，人和物的关系就肯定不会解决好。

　　所以，如果深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话，就会发现：经济学更应当是关于人的学问。“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所引发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紧密的关系。如果经济学是研究物的话，那么，经济学就当然是自然科学了，也就不会引发出这些问题了。事实上，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将经济学仅仅看成是科学，肯定是有问题的。

　　（2）价值问题

　　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容易做到“价值中立”。这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表现，进而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最大的优点。但是，当经济学家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经济学体系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经济学面临着一个在自然科学中通常不会遇到的问题，即当人们面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面对涉及着人们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时，总要做出好坏或应该与否的判断，即价值判断。人们很快又会发现：不管用强制的高压手段，还是温和的劝说，人们在价值判断上都不可能完全统一起来。由此，经济学到底是建立一个“完善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彻底摆脱价值判断？如果回答是前者，那么，评价一个价值判断是“好的”或“完善的”标准是什么？建立这个标准意味着要建立另外一套价值判断，依此类推，人们也许可以提出许多的标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将被淹没在无休止的争议，乃至偏见、谎言之中？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人们又会问：经济学能够摆脱价值判断吗？如果能够摆脱，那么经济学家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摆脱呢？这一方式又怎么能够保证价值判断不以隐蔽的方式在经济学中得以存在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人们接受或证明经济学的“科学标准”究竟是什么？在经济学中，客观的标准或科学的标准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由此可见：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

　　（3）假定问题

　　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总是从其假定开始的，所以，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方面的争论往往会涉及到假定的现实性问题，即经济学中的假定总是具有非现实性。弗里德曼认为，只要经济学的预测是可靠的或正确的，无论经济学的假定正确与否，经济学及其理论也就是有效的或正确的。甚至他还认为，假定越是不现实，乃至荒谬，经济学及其理论反而是有效的或正确的。这就是说，经济学及其理论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和假定现实性无关。这被萨缪尔森称为F——扭曲。

　　对经济学中假定的现实性问题争论最多的就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定——理性经济人的假定。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定，是不断变化而逐步演变的。经济学家最先把人定义为具有资本职能的经济人，以后，开始从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来考察经济人的行为和管理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人、组织人的概念，从而在经济理论、经济管理中试图引入社会伦理的因素。那么，经济人假定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呢？还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假想模式呢？答案显然是后者。事实上，亚当·斯密也不认为经济人的“自利心”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同情心同样也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就连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的爱奇沃思（Edgeworth）,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2>在经济实践中，自利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也不否认。他说：“无疑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3>

　　同样，“理性人”也具有非现实性。“理性人”从斯密开始，主要经过了三次大的争论。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表现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的精密计算。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使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这种理性观，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三条基本含义：目标的一致性、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收益最大化。随着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经济理性的外延被进一步放宽，“理性人”被理解为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是一个很弱的理性概念。对于这一观点，阿玛蒂亚 K·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来说是不够的，至少它还必须要求在一个人实际持有的目的与他所作的选择之间存在一些令人信服的关系，而一致性假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把“理性经济人假设”斥之为“理性的白痴”。他进而建议，应该建立一种比理性原则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他还指出：即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正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不必然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我们都会犯错误，都会陷入混乱，“冷静的理性方式可以充斥我们的教科书，但世界要丰富得多。”<4>“理性人假设”本身是虚弱的，它的合理性来自于一些增强的补充性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还应该加上个人有足够强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的能力。<5>而这些补充性假设却是难以得到现实有力支持的。

　　既然“理性经济人”具有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固守这一假说呢？“科学主义”可能是一个解答。由于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人是复杂的，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以，既可以从科学出发来研究人，也可以从人文出发来研究人，这都需要将人的复杂现象加以简单化，即从人的某一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学，否则，把作为复杂现象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是真实的，但是，这无法进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假设方法。可见：经济学假设是一种科学方法，但，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真实的，就是科学主义。特别是，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已很科学化尤其是数学化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形式上已很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却对现实经济问题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的非真实性。可见：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的非现实性，是与人这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紧密相关的。

　　（4）实验问题

　　实验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的标志。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也表明了这一点。

　　传统观念上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门“观察性”学科，而非一门实验性学科。经济学中带有所谓实证意义的观察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只是在一系列公理化假定前提下对经济现象与行为的描述和解释，或者是从客观经济环境中挖掘对严格假定和复杂技术（主要是数学技术）下形成的各类理论模型和命题的支持；至于计量分析中的统计数据往往并非由经济学家亲自获取，而多由政府及一些私人机构采集——至少，科学研究并非其主要目的。因此，经济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理论难以实证，更无法证伪。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定——理性经济人假定也是如此。第二，经济学理论中的分歧乃至对立倾向愈演愈烈。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比如，在“滞胀”问题上，不同的学者或派别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释并开出不同的政策处方。第三，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如下面所说的高深的数理表达、精巧的建模技术，以及严格的前提假定，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时尚。这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演化为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即其背后已很难看到现实基础，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科斯曾宣称他所创立的学说（即新制度经济学）旨在拉近与现实的距离。

　　所以，实验经济学就是要克服传统观念上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诸多不足，在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新的也是可靠的桥梁。它认为，实验方法不仅能有效验证多种经济理论，而且还能对多种经济政策以及许多经济制度规则作出有效的评价。最早将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为进一步研究垄断竞争理论，他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首次进行了自然市场的实验室模拟。由于实验结果不尽满意，张伯伦在此后放弃了该项工作。除了市场实验之外，还有个体决策实验和博奕实验。

　　实验经济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观念上经济学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而可重复性意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够重新进行同样一个实验，并由此证实某个单独发现。可控制性意指对实验条件的操纵，能够使观察到的行为或现象被很好地用于对相关理论或政策的检测与估价。但在经济学研究中，记录下来的数据随着现实背景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未加观察因素的变化，它一般是独一无二的和无法重复的，而且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单独证实通常也意味着极为昂贵的成本。因此，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亲自进行能够重复的实验室查证，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是相当有难度的。同样，自然市场本身缺乏控制或难于控制，使得在复杂情境下采集到的数据并不完备与精确，很难进行辨识和用于理论的检测。所以，实验经济学必须要对实验现象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这难免会引起经济学家对实验经济学的激烈争论。有人指出：经济学中的实验，不同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它是十分有限度的。实验经济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主义的思潮。

　　（5）过度的数学化问题

　　虽然古诺在1838年出版的《财富原理的数学原理研究》是最早应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但是，古诺的数理经济学的思想直到“边际革命”出现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边际革命”，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边际革命”强化了“经济人”的理念，它的基本规律是边际效用递减律。“边际革命”以后，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应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研究。边际分析的基本数学含义是指自身变量发生微小变化时，引起的因变量变化的变化率。在经济学概念的分析中运用最多的是简单的一阶导数。以一阶导数为基础，许多相关的两个经济学变量的变化趋势都可以用二元函数图形作形象的描述，对于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一定的帮助。边际分析的延伸孕育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数量经济模型，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自战后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是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获得者克莱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而在“微观”经济研究方面进行探索的开创者是贝克尔，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应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有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些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了其货币数量学说。第三，博弈论的引进。博弈论从本质上说是用数学方式表述的。博弈的数学研究在20世纪才开始。较早在数学中研究博弈论的是泽墨罗、波依尔等数学家。将博弈论研究的数学成果系统引入经济学，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的贡献。此后，纳什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这一基本概念，阐明了博弈论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后来的研究者，如泽尔藤、豪尔绍尼等，都围绕“纳什均衡”展开了博弈论的精致化研究，他们三人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迅速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几乎吞没了整个微观经济学。

　　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能够从单纯的自然语言的理论描述过渡到数学语言结构的理论描述？这是因为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有天然的联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换”而形成的关系，“物的交换”是有量化规则的；经济学基本范畴如需求、供给、价格等是量化的概念；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性往往需要数量的说明。特别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由于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经济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且在若干不同的选择场合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种。所以，数学中所有关于求极值和最优化的理论，都适用于分析各种各样的最优经济效果问题；而很多求极值的数学理论和概念，也只能在最优经济效果问题中找到原型。总之，经济学应用数学有客观的基础。从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有半数以上的得主都与计量经济学的成果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化是促进经济科学科学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和可积累性。而数学能够使经济学达到这些条件。如上所说，经济计量学能够根据经济理论建立模型，再将模型的结论同现实世界相比较，以此来决定理论是成立，还是予以修改或者应当抛弃。由于数学具有逻辑的本质，所以，能够以逻辑为中介来论证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可行的。这也可以说，数学能够显示逻辑的一致性。事实证明：数学的公理化方法能够提供多样的知识的有效积累方式。

　　然而，一般说来，美国主流经济学有比较明显的夸大数量分析作用的倾向。具体地表现在：对经济学学位论文的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会议论文的评价等方面都偏重于数学模型方面。国内一家最权威的经济学刊在多年前就表明了必须使经济学科学化（数学化）的立场，该刊近年来所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多多少少都有数学模型。而且很快如果读者不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夫，就无法读懂这些论文。国外的经济学家中曾流行着一句话“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在使用数字”，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数字也在说谎。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滥用数学的现象进行了抨击。20世纪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识和愿望来编造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封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类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6>

　　这就是说，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做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应用。这种应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应用。数学登堂入室，喧宾夺主，成了经济学的“主人”，成了经济学家头脑的“主人”，经济学家成了数学的“奴仆”。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脱离经济现象发生的政治、历史、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也就标志着经济学在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

　　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正确地应用数学工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理论体系问题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系，一直在经济学中是争论不休的。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规范经济学研究的是“为什么”。休谟认为，从“是什么”推不出“为什么”（这被人们称为“休谟铡刀”）。此后的经济学家都争论了这一问题，但都没有解决此。这就说明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这一构成是有问题的，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

　　对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部分构成之间的关系，也是争论不休的。甚至有的人（如张五常）根本就反对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通常所说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乃至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方法上，前者注重个体（或个量）分析方法，后者注重整体（或总量）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一直以个量分析为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从“理性经济人”出发，来构建其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则采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总供给、总需求、总生产、总收入、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总就业等一系列总量。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对立的实质就在于：是从个人、个体出发去说明经济现象，还是从社会的整体即社会制度、组织、群体等出发去说明、解释经济社会现象？哪一种说明是更带有根本性质的说明？这实际上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中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一。一方面，个量分析对于解决具有复杂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经济系统时显得力不从心。“阿罗定理”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总和不一定与社会福利相一致。可见：要跨越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桥应当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合成推理谬误”（由于某一原因对个体来说是对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说来也是对的）的深渊。新古典经济学家企图将个人效用加总计算即为社会效用的办法来过桥，最终还是掉下桥来。由于整体不等于局部的简单相加，而“经济人”假设有使每一个个体具有同质特征，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人”行为悖论（个体“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集体行为中导致非最大化结果）、偏好系统悖论（反映个体“经济人”对不同商品进行效用排序和不同消费的偏好系统仅能推出同质性商品的效用排序和一致性消费行为）等难题。另一方面，整体方法也摆脱不了所谓“整体性悖论”：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认识个体，也只有认识了个体，才能认识整体。整体确实不能归及为个体的总和，但是任何整体又不能脱离个体。经济现象如果脱离了个人的活动，那就会成为一种先验的、神秘的东西。第二，在出发点上，前者从确定性出发，后者从不确定性出发，从而显示了经济学内部的断裂。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一般均衡状态实现的基本前提，是假定各交易人对未来具有完全的预期。凯恩斯则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一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首先否定的是完全预期的假定。他认为，市场上各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并不是根据完全信息和精密计算所做出的准确无误的决策，而是出于三个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可以准确的预见，人们就无需为牺牲目前的消费而保留一部分可能根本用不着的收入以防不测；也不会让手头滞留大量的货币，而白白丧失利用它们盈利或享乐的机会；更不会对未来的资本收益做出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估计。可以这样来理解，凯恩斯所说的这三大心理动机，实际上是人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虽然萨缪尔森等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做出了一次综合，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7）预测问题

　　在经济学能否预言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认为经济学完全可以与物理学一样，同样可以达到预测。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说：“任何科学的基本条件是存在规则性，对于这些规则性，人们能够分析与预测。天体力学是这种情况，许多经济现象也是这样的。事实上，通过对它们进行彻底分析，其规则性得以展开。经济现象中的规则性与物理科学中的规则性一样明显。这就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也是该门科学基于物理学同样的普遍原则和方法。”<7>第二，认为经济学不能用来预测。希克斯认为：“科学，我认为。由一些列命题构成，这些命题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它们是关于我们观察的真实的事情，即关于现象的；它们是普遍性的命题，即关于现象的类的；它们是使预测得以可能的前提，这些预测控制着信念的程度。如果一些命题的结合体能够是科学的话，这三个特征都是必须的……[经济学]只是处在[科学]边缘，因为它分析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8>这就是说，希克斯认为，经济学所分析的经验材料是不可重复的，因而，建立在这些材料之上的理论不能用来预测。第三，反对经济学能够预测，但承认经济学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预测不是科学的本质。拉森认为，经济学事实上能够成为在任何其他科学（包括成功的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的科学。同时，成功的时间预测在经济学中不仅不可能得到，而且这既不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的本质，事实上也不是经济学的社会背景所希望的。由此，第三种观点否认经济学精确预测的可能性。

　　经济学预测的“困难”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之间难以消除的相互作用。对社会的预测关键是涉及到人在预测中的作用。否则，如果历史按照固有的逻辑或规律前进，那么，人的自由意志体现在何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体现？即：如果说，无论人们做什么，历史将固定不变地发展，人的作用就不会体现，此时，人的责任与道德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可见：人处于社会历史之中，却又要预测社会。这难免会给经济学预测带来困难。第二，由第一点可以得知，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世界的解释，却又影响经济世界，经济世界便发生自我调节，因而，经济学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这就像在量子力学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使得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不能同时预测一样。

　　由此，便可以知道有人所认为的经济学不能预测的理由了。这里，再强调两个人的观点。一是波普尔的观点。波普尔认为，预测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类的发展受到不断增长的知识的影响。人们今天无法知道未来人们能知道什么。比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含有技术知识这一自变量，但我们怎么知道未来技术增长状况呢？我们无法知道预测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就无法确定性地预测某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状况。对未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技术发展快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快，技术发展慢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慢。二是希克斯所强调的观点，即：经济学涉及的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对历史事件，人们只能理解而不能预测。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如果是人文学科的话，它的特征就应当是“理解”，它的预测也就是不恰当的。

　　总之，经济学的预测和自然科学的预测有极大的不同，经济学的预测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杨小凯认为，经济学预测只能对趋势做出预言，而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这并不能成为经济学不能作为科学存在的理由。

　　（8）检验问题

　　对经济学的检验，集中表现在是对其假设，还是预测（或预言）检验呢？如果是前者，那么，由于经济学假设的非现实性，所以，都有证据说明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或虚假性，检验的结果也就无法统一起来。如果是后者，那么，预测有经验事实（或观察证据）。人们就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就得到了证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证原则”。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表明：“实证原则”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从个别的经验事实的真，进而推出经济学理论的真，借助的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是有问题的。在这里，再次提到弗里德曼的观点，即上面所说的F——扭曲。这就是说，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及其理论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就在于预测的有效性或正确性，而不在于假设的真实性，即假设不相关。这更是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

二、经济学的“科学困境”的解决方式

　　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就说明了将经济学仅仅理解为科学是有问题的。经济学除了具有科学的特质，还具有人文的特质。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显示了：还必须从人文层次来理解经济学。虽然实证主义尤其逻辑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人文学科尤其哲学，但是，自波普尔证伪主义开始，尤其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表明：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其他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这样，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且以之来改造人文尤其哲学是有问题的。这就表明了：科学哲学已逐渐经历了文化的转向。

　　波普尔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人物。波普尔将错误纳入科学哲学的视野，认为错误不但必定会产生，而且人要从错误中学习，通过批判，才能排除错误、逼近真理。显然，波普尔已从人文角度来理解科学。库恩的范式概念，并不是冷冰冰的纯知识、纯理论，而是包含着价值。劳丹试图将价值纳入科学的内在结构体系之中。劳丹认为，科学与价值是相互作用的。科学实在论是基于近代人类取得的科学成果，所建立的一种关于世界“实在性”的理论。它认为，只有科学所揭示的对象、过程、规律和实体，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所以，科学实在论较之于实证主义具有宽广的文化倾向。就其实质来说，“反科学实在论”反的不是世界本身究竟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科学所揭示出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反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在论只是一种理想的“人为中心论”，它完全否定了人的“心理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所以，应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来理解科学。后现代科学哲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第三，摒弃形而上学。例如，罗蒂主张“超越科学哲学”，把哲学视为一种文学、一种对元叙事体方式的超越。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科学和人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仅仅从科学来理解经济学,而不从人文来理解经济学,这是有问题的。如果从人文角度来理解,上面所说的经济学的“科学标准”所导致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经济学的价值应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其中，含有客观性。然而，没有“主体间性”，就不会有“客观性”。假定是一种方法，没有假定，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假定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但毕竟和现实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将假定和现实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人们选择假定，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从其价值观出发的。所以，仅仅从科学层次来理解假定肯定是有问题的。科学确实离不开定量方法——数学，但是，定量分析毕竟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科学史往往就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中真理成分的多少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使用数学公式的多少。所以，仅用定量方法，而不用定性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实验虽然是自然科学的最基本方法，但是，实验毕竟会受到人们头脑中理论的“价值”规范。既使是最低级的观察，也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一方面“观察渗透理论”，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事物，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所得的观察结果是不同的。但是，条件是无限的，穷尽地列举具体条件是不可能的。条件的取舍，当然会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由于实验远比观察复杂。所以，实验不可能不受人们的价值观影响，即仅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实验肯定是有问题的。预测在自然科学中非常重要，这往往涉及到“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这一重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如果一个理论所作出的预测得到了证实，人们就可以相信这一理论是科学的。但是，证实往往以实验或观察为基础，因而，预测最终又涉及到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这样，经济学检验的是“假定还是预测”，也最终涉及到了价值观。

　　经济学还具有人文性，这是因为：

　　（1）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如果对通常人们所说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矛盾进行反思的话，就会发现：人力资源稀缺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总根源；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事实上，自然科学等已证明：潜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所以，自然资源“稀缺”实际上反映了人还没有充分利用无限的自然资源，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或稀缺的），这表现在：一是人缺乏充分利用无限资源的能力，二是人缺乏节制欲望的能力。

　　从逻辑角度来看，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这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人的欲望或需要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没有人的欲望，经济活动就无从发生；第二，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欲望只有通过人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才能得到满足。第三，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

　　从历史事实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向，即由人和物的关系，转向人与人利益关系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强调政治自由与经济秩序。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是消费者主权决定生产者主权；二是在一个“理想社会”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法治代替政府权力的滥用，理想代替社会道德的沦丧。三是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自由选择的机会必须受到法律的保证。四是对于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道德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五是对于民主与平均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民主不是平均主义。

　　第三，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被西方经济学家们认定为发展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可持续发展”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特别一提的是发展的指标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一般把人均GN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20世纪60年代初期，“福利增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的观念已逐渐地被确立起来。福利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医生数、蛋白消费量、人均钢消费量、各次产业的产值比例等。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和莫里斯提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量”40个指标，试图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待遇与文化涵养诸方面发展来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1977年，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莫里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这包括预期寿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三项指标。特别是阿马蒂亚·森最终把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指标确定在死亡率，即人类自身寿命这个单一指标的变化上，也就最终以人的发展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高尺度。人类自身寿命的变化是唯一可以确切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总体发展水平的最高综合指标。

　　（2）经济学具有道德特质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发展。二是利他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经济学伦理道德观、新古典经济学伦理道德观、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伦理道德观。古典经济学伦理道德观集中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学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的同情心出发来探讨伦理学问题。在《国富论》中，他在其伦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富有同情心的人的自利行为将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斯密认为，自利和利他统一的基础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经济规律。斯密还认为，“自私”和“自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私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不符合社会道德的。而自利则是一种自爱的行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促进了别人的利益，因而，自利是符合社会道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道德观是以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所谓福利经济学，就是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的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本质上是规范经济学，它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标准在内。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使福利增加的就是“好的”，使福利减少的就是“坏的”。由于在均衡状况情况下，交换双方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均衡状况又是以完全自由竞争为条件，因此，自由竞争符合社会利益，也是最具有道德的社会制度。

　　对利他主义经济学的重视，这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理论上说，“囚徒困境”和“搭便车者”等对经济学的基本教义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实践上说，英美等国都出现了富人与穷人在收入与财富上不均等的差距加大的趋势。这就说明了：自利模型虽然能够解释某些分配活动，但肯定不能解释其中的所有活动。

　　虽然把利他主义视为一种个人内在的偏好还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利他主义排斥了道德，则肯定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偏好毕竟会受到道德、价值等的影响。如果把利他主义仅仅视为道德价值，那么，由于人们通常认为的道德性质排斥成本和收益的任何权衡，所以，利他主义就不应该进入个人效用函数，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就无法正式分析它。总之，道德与偏好交织在一起，理应都纳入到效用函数之中，利他主义也可纳入到正式的经济学之中。

　　对利他主义机制的解释，通常有两种：一是生物遗传和文化继承之解释，二是社会行为互动之解释。其中，无不包含有道德、价值因素。有些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在家庭经济、公共物品等领域中，某些利他主义是有效率的，是必不可少的。

　　（3）人文精神：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是科学的方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最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的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罪犯等人的活动也是实践活动，可以包含“科学”，但缺乏“人文”，尤其是合理的人文的规范。由此可见：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人文”，也即“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这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自己的经济学尤其政治经济学是科学，他所用的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研究和表述方法，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进而通过科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而对拜金主义、拜物教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将“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

　　在人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自由竞争、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所以，对待经济学，不仅可以从科学层次来进行理解，而且，更主要的是从人文精神角度来进行理解。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仅仅将经济学看成是科学，从而使经济学仅仅停留在功利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人的境界依次可经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因此，经济学必须由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即应该从人文精神角度来理解、研究经济学。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为何西方经济学会从实证经济学转向规范经济学，也比较好理解了亚当·斯密为什么起先在《国富论》中强调理性经济经济人，而到了晚年又非常强调其早年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到的道德人。这是因为前者是从科学层次来理解经济学的，而后者则是从人文精神层次来理解经济学的。所以，当今许多经济学家仅从科学层次来理解经济学是有很大问题的。事实上，如上所说，仅以科学标准来要求经济学，这实际上是科学主义思潮的表现。J.M.布坎南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9>。因此，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它与我们常说的物理——生物科学不一样……经济学上的问题是不能用现成的科学公式来验证的。”<10>于是，他主张，“一些‘经济学家’与一些从事非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较之经济学家与本专业的一些学者可能进行的学术交流还更有效。”<11>哈耶克更为强调经济学的人文性，反对对经济学仅仅进行科学主义的理解。他把将自然科学的诸原理应用到人类研究中，就称为“科学主义”。甚至把数学的使用，就称为“科学主义”。他认为，数学适合于单调的自然科学而不适合人类的控制。“在对现实过程的抽象中，微分学形式是不适当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2>相反，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比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萨缪尔森明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布坎南把经济学定位在“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持这样的观点。汪丁丁的专著《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也就反映了经济学与人文之间的联系。盛洪在其著《经济学精神》中特别强调：“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13>实际上，这包含了经济学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盛洪在一篇论文《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14>中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作为科学与超越科学的经济学”。“超越科学”一词，他本想用较为中性的“非科学”一词表达。但几位经济学同行很不赞同，认为这过于消极且容易引起误解。张宇燕博士建议他用“形而上”，但他认为不够准确。他想表达的东西（指经济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之间，故最后采用了“超越科学”一词。后来他发现，在希腊文中，“形而上”意为“在物理学之后”。所以，他认为，“超越科学”就表达了经济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之间。可见：盛洪所说的“超越科学”或“形而上”是笔者所说的“人文”意思。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经济学代经济学越来越走向了绝路。所以，现代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和伦理学等结合起来。

注释：

<1>此论文是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对经济学的语言哲学的反思》（L03AZX004）之阶段性成果。

<2>季德、利斯特：《经济思想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7～628页。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页。

<4> Sen,A.K.On Ethics and Economics,Oxford：Blakwell Press,1987,p.11.

<5>肯尼斯·J·阿罗（Arrow,Kenneth. J.）：《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8页。

<6>转引自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76—377页。

<7>转引自潘天群：《经济学何以预测》，《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

<8>转引自潘天群：《经济学何以预测》，《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

<9>J.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10>J.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11>J.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12>[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431页。

<13>盛洪：《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14>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95页。

主要参考文献：

1.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3.蔡志明：《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与技术——兼论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1997年第3期。

4.郑秉文：《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5.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版。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版。

7.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8.朱汉民：《略论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演变与承继》，《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

9.黄有光：《经济与快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

10.许崇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2期。

11.杨立雄：《个体主义抑或整体主义》，《经济学家》2000年第1期。

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 -

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

内容提要： 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

关键词： 斯密悖论 道德中立 价值判断 同情心 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