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2016年5月25日表示，并非所有槓杆都有问题，关键是去掉“坏槓杆”。通过优化槓杆结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黄益平表示，既然高槓杆率问题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等，那么去槓杆就应努力把它们的债务降下来。尤其对扭亏无望却佔用大量信贷资源的“僵尸企业”，要采取果断措施。

请问黄委员，这些过剩产能行业与坏杠杆的因果关系如何？是因为过剩产能导致了坏杠杆，还是坏杠杆引发了过剩产能？

这些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原油等领域，而它们基本属于原材料、能源等产业链条中的上游行业，过剩的原因在于下游的销售疲软，即房地产、高铁、高速等基础设施、汽车、家电、计算机、手机等大部分行业，这好比奔驰的火车头突然刹车，后面的货车车厢必然惯性前压，势必造成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这种过剩不是所谓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所致，也就是说，以中国人出国购买马桶盖来论证中中国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马桶盖产业毕竟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很小，不可能都去转型生产马桶盖；然后，出国购买马桶盖是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即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不可能生产所有的商品，追求对其它所有国家全部顺差是不现实的。

这种过剩表面看是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实质它只是全面过剩的缩影，当然这些行业可能更严重，其原因当然要归结于2008年底的4万亿刺激，这在作者在2008年12月 10日发表在草根网的《南辕北辙的4万亿ZF投入》有详细论述，当时即指出发改委张平的投资基础设施不会过剩的论点是错误的。

今天，不但余永定，甚至一贯反对投资刺激的吴敬琏也在支持提高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增长。

这与他们以前批驳投资效益下降的观点完全相悖。

他们不去从理论上寻根溯源，只是从物价通缩、经济下滑这些实证来苍白辩解：不得不、没有别的好办法、长期和短期不一致等。

实际上，他们缺乏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新的宏观视野。

所谓好的杠杆，不过是投资后能盈利，它的实现前提是市场还有剩余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内，这意味着它的盈利来自于其竞争对手的亏损，因此，它不适用于整体，也就是全体行业，只是个别行业，甚至个别企业，即它不具有普遍意义，所谓的好杠杆对于宏观整体而言是不存在的。

他们正在孜孜追求地寻找这样的好产业，也即所谓创新创业，以便能应用其好杠杆，如同传销者相信他总能找到后来接棒者一样，殊不知，技术革命带来的是两次大危机——这是来自刘鹤的启示。

这种视野实质是微观的，它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它可以适用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那个时代，货币为内生的，没有系统性债务，地主感觉不到货币债务的压力，多余的粮食可以交换布匹，交换不完的留存自用，因此，不会有产品过剩之虞。这种经济模式在今天就是大量存在的个体农户，它们为这些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直观和浅显的支持。

但是，这种经济模式显然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已经不占据主导地位，受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约束的公司成为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增长不再主要受制于实物的增长，而是货币、债务的约束，因此，以资源、劳动力、技术为代表的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解决的只是实物的数量和品质，它提高了产出效率；而货币与债务解决是企业利润实现问题，即效益。

当效率提高，而货币来自借贷时，即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本质为基础债务，必然会出现效率提高，效益下降，即新宏观主义的论断：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债务不可偿还。

困扰他们上面的矛盾在该命题面前顷刻瓦解，因为市场只能产生实物利润，而不能产生货币利润，此刻执着于实物利润只能是南辕北辙，它的后果必然是引发国际贸易大战，因为各国都在抢夺有限的货币利润，这样的政策取向是无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

这种矛盾比比皆是，迄今为止，理论界与政策面都没有对僵尸企业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如果用统一的严格标准执行，那么第一个倒闭的僵尸企业应该是中铁总公司，它的债务超过了4万亿，每年的盈利不足与支付债务利息，但现在还不得不加大投资力度，因为不投资，那么高铁机车、钢铁、水泥等行业必然无法摆脱过剩的泥潭。

余永定反对以信贷支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理由是那样会导致债务危机和资产泡沫，但以财政赤字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难道不会引发国债的累积？3%的限度被突破后，底线在哪？

困境的出路在于经济理论的创新，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即为一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