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背景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生产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海涛，顾春卫

（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 摘要] 本文利用 DEA-Tobit 二阶段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军工上市企业 2005 ～ 2014 年的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军工上市企业表现出如下特点：
   （1）综 合生产效率由于纯技术效率的拖累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且与资源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
三次非线性关系；
   （2）企业间的生产效率差异越来越大，且在不同类别企业间更为明显；
   （3）由于规模过大以及技术无效率等问题，存在显著的规模不经济特征；（4）股权集 中于多个股东比集中于一个股东更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最后，本文在研究基础上提 出了我国军工上市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 关键词 ] DEA；Tobit；生产效率；军工上市企业
[ 中图分类号 ] F063.3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5-7572(2016)02-0059-13

   一、问题提出
   军工企业作为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我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发展军民融合产业要求统筹军口、民口等各类企业的要素资源，在保留核 心军工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建立军民融合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 业改革和上市融资。因此，军民融合在企业改革的层面上包含两层含义，即“军转民”和“民进 军”。目前，我国在“军转民”方面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资料显示，截至 2015 年 6 月，我国军 工集团资产证券化率达到 42%，而且各级政府都正在积极推动军工企业改革，加快提高军工资产

[ 收稿日期 ]   2016-2-16
[ 作者简介 ]  王海涛（1987-），男，江苏南通，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军工经济； 顾春卫（1985-），男，山东潍坊，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军民融合研究。

   证券化率。相比于“军转民”，我国“民进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未有明显进展，许多民 营企业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管理等资源在军事领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另外，已“参军” 的民营企业与国有军工企业仍然存在投资体制、采购机制、税收政策等多方面的不对称，民进军 之路走得极为艰难。实际上，无论是军转民还是民进军，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资源， 形成优势互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和收益（杨渝南，张勇，2012）。那么，我国军工 企业自从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以来，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达到了优势互补的效用了吗？为 什么我国民进军之路如此艰难，是体制障碍还是因为相比于民企，军民融合更适用于军工国企的 改革？我国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国在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我国军民融合的健康发展，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为军工企业改革指明方向。

   据统计，2000 年至今，国内研究军民融合的论文有 500 多篇，而真正的研究高潮是从 2008 年开始的，研究内容上更多的是对军民融合概念的探讨和对国内外发展模式的总结（杨渝南，张勇，2012），从资源配置角度定量研究军工企业生产效率的文献并不多。其中，胡红安、苑玉妹（2010）利用数据包络方法（DEA）研究了 2004 ～ 2008 年我国军转民的军工上市企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张勇、李海鹏、姚亚平（2014）利用 DEA 方法对 2011 年我国西部上市军工企业 资源的投入产出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并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区军民融合产业人力资源、财力资源、 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伍青（2007）基于 2005 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利用超效率 DEA 测度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的经营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整合模式的上市军工企业的经营状况主要决定于公司是否具备领先同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充分发 挥和利用军工企业高、精、尖的技术优势，以及对技术优势的转化程度。闫仲勇（2010）以我国 38 家上市军工企业 2003 ～ 2006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研究了 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的效率，结果发现，1999 年我国军工企业的改制产生了积极作用。张旭、侯乃聪、 李存金（2013）利用 SFA 分析法分析了我国 66 家国防科技工业样本企业 2007 ～ 2011 年各年的 效率水平，结果发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绝大多数上市企业存在非效率情况。从上述研究情况可 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在研究军工企业效率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研究对象片面，大部分 文献的研究对象都局限在十大军工集团的上市企业，侧重于研究“军转民”，却忽视了“民进军” 效应；（2）缺乏动态研究，几乎所有利用 DEA 方法的研究文献都只是将企业做年度横向研究， 即每一年形成一个前沿面，这种方法无法表现出我国军工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

   国外学者对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效率研究起步较早，认识比较全面，方法也比较成熟。Barros
（2002）利用 DEA 方法研究了葡萄牙 5 家军工企业 1995 ～ 2000 年的 Malmquist 指数，结果发现， 葡萄牙军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此期间没有增长，是因为虽然其技术效率有所改善，但是技术 水平却在持续恶化。Lee（2009）运用 DEA 方法研究了韩国国防企业 1997 ～ 2004 年的生产效率， 然后利用 Tobit 回归模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市场竞争、资本利用率、 研发投资、国防收入份额都对国防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 DEA 方法，以我国各类型军工上市企业（包括十大军工 集团企业、其他国有集团的军工上市企业、已参军的民营上市企业等）为研究对象，将每个企业 每一年的投入产出系统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在只形成一个前沿面的基础上，对 2005 ～ 2014 年 10 年间我国各类军工上市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研究，这样不仅可以得到企业间的效率差别，也可以 得到同一企业不同年份的差别。最后，建立合适的回归模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进 一步挖掘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以更全面的视角为我国军工企业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献计献策。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利用 DEA 模型分析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三部分利用 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对整篇论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我国军工上市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二、基于 DEA 模型的生产效率分析
  （一）DEA 模型介绍   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种最常见的基于线性规划技术的 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相比于另外一种常用的参数前沿效率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SFA），DEA 在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分析中更具优势。1978 年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 Charnes、 Copper 和 Rhodes（1978）首次提出了 CCR 模型，后来 Banker 等人（1984）于 1984 年进行了改 进并提出 BCC 模型，之后 DEA 方法得到了长足发展，被广泛运用于分析产业生产、技术进步、 资源配置和能源利用等领域。例如焦国华、江飞涛和陈舸（2007）利用 DEA 研究了我国钢铁企 业的相对效率和规模效率；何维达、王海涛（2012）利用 DEA 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效率进 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等。本文沿用上述两个模型来衡量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的生产效率。

   1. CCR 模型。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DMU），各个 DMU 使用 m 种投入 Xi > 0(i = 1,2,......,m) ， 生产 s 种产出 y_r>0(r=1,2,……,s)，则任一 DMU 的效率值可由下列模型求得：

式中， xik  为第 k 个 DMU 的第 i 项投入值， yrk  为第 k 个 DMU 的第 r 项产出值， ur 和 vi 分 别为第 r 个产出项与第 i 个投入项的权重， Ek  为第 k 个 DMU 的相对效率值， e 为极微正数，且

u , v ³ e ³ 0 。

r      i

2. BCC模型。CCR模型计算得出的效率值不能区分 DMU 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解决

这个问题，Banker等人将凸性假设引入 CCR 模型，将原来固定规模报酬（CRS）的假设放宽为 变动规模报酬（VRS），如此便能衡量出 DMU 的纯技术效率。CCR 模型计算得到的综合生产效 率与 BCC 模型计算得出的纯技术效率的比值即DMU 的规模效率值。BCC 的数学模型如下：

   3. 规模效率特征。根据 BCC 数学模型中求得的 uk  可以探讨企业规模是处于递增、递减还是 规模不变状态。 uk  0 表示该 DMU 处于最佳生产规模下，属于不变规模报酬区； uk  0 表示该DMU 是在大于最佳的生产规模状态下，属于规模报酬递减区； uk  0 表示该 DMU 是在小于最佳 的生产规模状态下，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区。

   4. 使用 DEA 应注意的问题。DEA 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社会系统效率评价方面具有绝对的优 势，但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为了使基于 DEA 的评价结果具有合理的区分度， 应使决策单元的个数与输入、输出指标之积保持恰当的数量关系；其次，运用 DEA 方法测量的 是相对效率而非绝对效率，所以各决策单元应该具有“同类型”特征，比较不同类决策单元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

   （二）数据及指标说明

   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取了 85 家涉军上市企业 2005 ～ 2014 共 10 年的财务数据，基本 覆盖了我国各类型军工上市企业，包括十大军工集团企业、地方国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其他 集团企业。考虑到代表性和可比性问题，剔除掉财务状况异常的 ST 类企业和创业板企业，同 时剔除掉数据不全的观测单元，最终得到 75 家军工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财务数据，共 666 个观测单元，见表 1。

      表 1 军工上市企业类型及数量

   注：中国兵器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船舶包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 电子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航空指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天包括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核工业指中国核工业集团；教育系统包括中科院旗下的奥普光电和中南大学旗下的博云新材； 其他集团包括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中国中材集团和南京华东电子集团。

   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充分考虑能够反映军工上市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本 文选取营业总收入和总资产净利润率为产出指标，选取总资产、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应付工 资总额为投入指标。其中，营业总收入反映了企业在日常经营业务过程形成经济利益总流入的 能力；总资产净利润率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总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 形资产等，反映了企业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投入；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反映了企 业在销售运营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投入；应付职工薪酬相比于一般文献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更能 全面反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视和投入，同时也消除了企业间劳动力成本差异的影响（焦国华， 江飞涛，陈舸，2007）。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将每个企业每年的观测值作为一个决策单元（DMU），利用 CCR 模型计算得出军工上 市企业的综合生产效率（crste），利用 BCC 模型计算得出军工上市企业的纯技术效率（vrste）， 并进一步计算得出军工上市企业的规模效率（se）。将每个企业每年的观测值作为一个决策单元 的好处是，由于基于的是同一标准，不仅可以比较企业间的生产效率（横向比较），还可以比较某企业生产效率的年度变化（纵向比较）。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各企业各年的计算结果。表 2
给出了各类型企业每年的综合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表 3 显示了各类型企 业每年综合生产效率的平均值和离散系数①。

表 2 各类型企业每年综合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值


①离散系数又称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常用来比较平均值不同的变量数列的离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