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

伯恩斯坦是这样批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他说，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的基础重新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说“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的概念的世界，然后如果我们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概念的自我圈套”。……问题越是复杂，这种危险越是大。而如果问题十分简单，那么我们可以使用逻辑和经验进行判断，而如果问题十分复杂，那么辩证法所教给我们的东西就非常少了”。
伯恩斯坦在这里使用经验主义作为标准对辩证唯物论进行批判。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战胜和摆脱宗教唯心主义的武器。F.培根依据实验科学，强调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运用科学实验和客观分析，才能克服认识上的混乱，推动知识的进步。继培根之后，J.洛克通过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天赋观念论和以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的批判，竭力肯定了经验主义的原则。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都可以追溯其起源；不仅没有任何天赋的或先天的命题。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唯一强调感觉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他们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的、间接的认识，思想愈抽象则愈空虚，愈不可靠，愈远离真理。所以，他们持极端唯名论的观点，根本否认抽象，否认有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题。例如，J.S.穆勒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命题也是从经验中来的，其所以为真理也只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中总被发现是这样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的真理，甚而有可能为将来的经验所修正。
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它的哲学基础首先就是经验主义，特别是，它就是激进的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前身。直到今天，经验主义的方法还在影响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而自然科学方法则是传统观念的发展。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经验主义进行过清算。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门当作人的思维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它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很明显，伯恩斯坦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门当作人的思维去理解。他根本不了解人的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不懂得局部经验必须要上升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
伯恩斯坦在激进经验主义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给予了最严厉的指责。伯恩斯坦引用兰克的话，这样来批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说：“在历史中也同在个体生活中一样，通过对立的发展既不像思辨的构想所描绘的那样容易和彻底地，也不是象那样精确和有秩序地进行着，可见他差不多同时是在指摘它的缺点”；伯恩斯坦在这里列举了一个例子“《共产党宣言》在1847年宣称，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一革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发展和欧洲文明的已经进步的条件，“只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伯恩斯坦指责说：“马克思当时已经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会很少超越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矛盾学说残余，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但它在那时，在一个普遍动乱的岁月，应当说对它变得更加致命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前途过高估计（这是热情充沛的领袖可能犯的，并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帮助他们取得出人意外的成就），而是对于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成熟程度所作的纯粹思辨的预测（这一发展几乎还没有出露出最初的萌芽）。一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面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首先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的。”。由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缺陷“进化的现实上的成熟与构想的成熟之间的矛盾”。伯恩斯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致命的缺陷。
“1847年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依已经达到的无产阶级的发展和欧洲文明的进步条件而言，‘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段话是马克思对德国在1848年革命前的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它在政治上严重依赖容克贵族，根本无力领导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最坚决，因此一旦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则革命一定能超越资产阶级所能控制的程度和范围而达到革命的最彻底性，从而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德国在1848年革命之后由俾斯麦自上而下进行了政治改革，依附于容克贵族的资产阶级未经过革命便进入了统治阶级行列；德国没有像英法那样通过大革命，而是以普鲁士式的改良主义道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而伯恩斯坦由此所得到的结论：“根据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认定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并不具备。”等于是对德国这段特定的历史的完全错误的解读。他只看到德国革命的条件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却不了解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这种想当然的错误解释恰好是伯恩斯坦所持的激进经验主义理论的特色；因为这种激进经验主义排斥了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性的认识，妨碍了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的探索而只停留在对现象的认识的层面。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虽然使用经验主义作为指导，但他们总是要从实验中获得的各种不同现象中总结普遍规律；从而达到对自然规律的本质性认识。而伯恩斯坦从来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功夫！
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例子上看出伯恩斯坦思维的这一特色。1890—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个“左”倾机会主义反对派：“青年派”。这一派别是由文学家、新闻记者和党史研究者组成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党的理论家和青年领袖自居，在党内制造了一场“大学生骚动”。“青年派”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历史和现状，只是把“唯物主义”等词句当作标签来使用。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直截了当地重复”“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庸俗的社会宿命论；否认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积极作用，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形成的，丝毫没有人参与，说经济关系像玩弄棋子一样玩弄这些人；在实践方面，他们不顾客观条件，盲目鼓吹革命行动，忽视利用议会和其他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的积极意义，否定争取改良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是一批半无政府主义者，用貌似革命的空谈攻击党的“腐化”，借口反对“权威统治”和“个人迷信”而否定党的纪律。如果听任“青年派”的理论和策略来支配党，就会使党走向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不得不站出来批判“青年派”的主张。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一文中批判“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批判“青年派”的。在理论方面，“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恩格斯指出，“青年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是： “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产生的条件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在恩格斯的带动下，从1890年8月开始，以倍倍尔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先后在德累斯顿、马哥德堡和柏林的党员和工人集会上以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对“青年派”进行反击，全面阐述了党的革命策略，揭露“青年派”“革命空谈”的危害性。1891年10月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鉴于“青年派”对党进行没有根据的攻击，决定将“青年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开除出党。
   而伯恩斯坦是怎么解释这一切的呢？他拿出马克思《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关于 “不断革命”的观点作为证据，指责 “青年派”的统帅是恩格斯。这样的指责是对马克思 “不断革命”观点的错误解读！因为马克思在提出“不断革命论”的同时还强调“革命发展阶段论”；认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既分阶段又不停顿；前一个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个革命，后一个革命可以顺利解决前一个革命的任务。而青年派是完全不顾及革命的条件成熟与否，试图使不同阶段的革命统一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伯恩斯坦则完全脱离实际无限夸大了革命胜利条件的不成熟性，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抬高到现实难以达到的地步，从而在事实上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其理论基础，便是他对俾斯麦政治改革所导致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变化的错误解读。
正是从这个基础上出发，伯恩斯坦对恩格斯《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理解和发挥。他把《导言》中“1848年的斗争方法”解释成“《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完全歪曲了恩格斯《导言》。恩格斯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后，经过俾斯麦的改革，德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彻底消灭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各式各样的工场手工业和行会手工业，并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取代；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大军，从而使人民的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有了巨大的提高。即便是如此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都还没有取得胜利，那么当这一切条件还没有真正成熟的1848年，想要通过一两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完成社会改造，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恩格斯把这种在经济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时由少数革命者领导不觉悟的广大群众通过一两次简单突然袭击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叫做“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恩格斯根据当时欧洲的具体实际，对这种战略作了调整，他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深入群众，从而使全体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都彻底觉悟，从而都投入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要求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只是改进了斗争的方法。而伯恩斯坦在这里显然是把“经济条件的成熟”无止境地推迟到几个世纪之后；从而顺理成章地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就跟马克思主义理论背道而驰了！我们可以看到，伯恩斯坦是怎么从这一点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指责为“布朗基主义”。

（二）布朗基主义
伯恩斯坦对布朗基主义作了一个定义：那就是不考虑历史条件的情况下的单纯的暴力革命。他对布朗基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指责：是破坏性的，是煽动民众的，是恐怖的，是阴谋的。原因就在于伯恩斯坦无限度抬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贬低了经济发展状况，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排斥了一切暴力革命；他认为，不管经济发展状况如何，暴力革命一概地是属于破坏性的。伯恩施坦认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可分两派，一派以建设为目标，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取得解放，是和平进化的；另一派以破坏为目的，从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主张通过政治暴力取得解放，是密谋的和恐怖的。马克思的理论企图把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既考虑政治的阶级斗争，又重视对经济和社会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综合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结果是“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 从伯思施坦的这些批评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的理解相当肤浅。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基本上是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状况的产物。他们是以各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根据来制定革命策略的。在欧洲1848年革命时，他们对德国革命的设想是，工人阶级作为左翼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向社会主义，这当然要采取暴力手段。伯恩施坦自己也认为反对封建专制是避免不了暴力的。至于过高估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和速度，这一错误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承认过。自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们开始摒弃以少数人为核心举行突然袭击的策略，马克思还曾公开谈论在英国实行和平过渡的可能。而且整个说来，恩格斯在晚年已改变以往对议会斗争的看法，对这一斗争形式的作用作了相当高的估计。当然，恩格斯始终未放弃暴力革命思想，而且是从为夺取政权的最后一战积蓄力量和创造条件的角度考虑议会斗争的作用的，但必须考虑到是否运用暴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这一关键问题。对此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说得很清楚。伯恩施坦在《前提》中对《导言》作了很高评价，多次援引它来为自己辩护，却回避这一重要观点，这也说明他并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
伯恩斯坦在哲学上用经验主义取代了对事物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变化的看待和分析的辩证法，用局部经验来替代普遍规律；而这一切在社会政治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具体地讲就是用十九世纪上半叶1848年革命之前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做为整个十九世纪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伯恩斯坦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德国经济的发展，远比法国落后”；伯恩斯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十九世纪末，德国已经成为欧洲超过法国并接近英国的工业强国，然而他在这里所说的仍然是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的工业化水平。这样一来，他也就对马克思的一系列判断做出了完全歪曲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通过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尖锐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引发革命的。在这里一切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生产关系是不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无论是伯恩斯坦，还是其后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从来都在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己不适应生产力。其总的理论根据就是来源于伯恩斯坦把从局部经验所得出的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进一步绝对化，从而在实践上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无限度抬高到现实难以达到的地步，从而在事实上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在社会上剥夺那些领导生产的大小资本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产业的发展尚未达到适宜这样做的程度，也还没有足以继承那些资本家的地位的机关，因此即令剥夺，充其量也只能是以另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来代替某一个人，这样既不能改变该国的社会状态，也不能使经济状态有什么改变，结果只能让外行带着享乐主义的一切缺点，座到有经验的事务领导人的椅子上”，这显然是用个体手工劳动时代的思维去思考工业社会；以为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干一样事。这显然是错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马克思《资本论》）”。
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伯恩斯坦完全混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在他看来，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同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样的东西，它只会并且更加剧烈地带来破坏和灾难，因此只能是一种罪恶。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暴力革命随着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已经成为过去，而今后只能是普选和资产阶级的议会。也就是说，爱德华.伯恩斯坦完全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人，至少是生活在农业社会，因此他无法理解近代工业社会。

（三）近代社会的经济进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存在的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方面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从技术的角度生产的各个环节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并且具有生产的无限扩充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导致的分割局面，导致从组织的角度生产的各个环节无法配合；这一特征表现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直接表现为工人阶级整体的贫困化导致的消费市场的萎缩与生产的无限扩充这两种截然相反趋势之间的矛盾。于是导致相对过剩的危机爆发，并且由于生产的各个环节无法协作，导致危机迅速扩大和恶化。
伯恩斯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者的人数，不是在不断地减少，而是在不断地增加的。伯恩斯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从而远远地超出了资本家豪族的消费能力。伯恩斯坦质问道：“这些剩余生产物用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资本家雇佣了比现在多十倍有余的仆人，那么他们消费的财富比起每个国家的生产量，仍然是九牛一毛罢了”；而且“即便是资本家把商品输送到境外，那么国外的支付者，照样是用商品来支付的”因此，如果这些财富不是资本家消费的，同时也没有落到工人阶级手中、并且军队等等不从事生产部门所消费的数额只占一小部分的话，那么肯定是中产阶级消费的。因此，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层阶级、从而是资产阶级豪族不是在分化中不断减少，而是在不断地增加的；并且无产阶级的幸福也在不断地增加的。他认为，工人阶级要等待资本家把中产阶级消灭干净的话，那确实是在作白日梦了，资本家如何剥夺了中产阶级，那么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将其复活；因此要消灭这些中层阶级的只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
伯恩斯坦这里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商品一定会被全部消费掉，而不是至少有一部分会逐步地积累起来从而逐步达到恶性过剩。显而易见，这完全是从局部经验出发而不是全面地联系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造成的误解。从这一假定出发他推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绝不是贫困的一方的积累而财富的另一方的积累。伯恩斯坦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的不断增加，伴随着雇佣工人的不断减少，但同时他们会在新资本的市场上获得就业的机会；而不是会处于长期失业状态。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同他是一致看法的。但是实际上，他彻底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事实上，资本家会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不变资本，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而这一切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资本家才能不断缩短其个别劳动时间，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单位劳动力所对应的不变资本迅速增加，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会不断减少，结果就造成恶性失业现象。总之，会使工人阶级整体贫困化：也就是说，虽然工人阶级内部某些人生活水平上升，但更多的人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而这样会对在业的工人造成更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加苛克的工作条件。最终使工人阶级更加贫困化。显然伯恩斯坦的整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伯恩斯坦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存在的失业者。这些人是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伯恩斯坦从他那致命的错误出发，得出一个谎谬的推论：如果资本积累存在，则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变资本相对增加而可变资本减少，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减少和资本家的增加。这里再一次忽略了失业者的存在。他错误地认为会有新的资本雇佣他们。而不是如实际中所展示的那样，随着技术的发展，旧的能不断导致雇佣更多劳动力的技术在迅速地被新的技术所代替，而新的技术吸纳的劳动力更少，从而造成的失业更加严重。
为了否认工人阶级贫困化，伯恩斯坦还用另一谬论作为证据，那就是股份制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信用的问题。他认为，股票的存在证明“股票是因经营集积而被产业界排除出去的作为生产领导者的中间阶级在阶级社会可以东山再起的东西”。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不了解股份制的典型表现。因为在企业中，持有少额股票的小股东，无论如何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因为股份制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只有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才有决定企业事务的能力。因此，也只有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才决定着小股东的分红和收入。因此对于后者来说前者只相当于他们面前的乞讨者。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再一次表现出他对现代社会的无知！
关于信用问题，伯恩斯坦认为“世界市场的扩大，通信运输所需时间的大大缩短，是否使生产中的混乱的调整的速度大大缩短了”，并且“随着近代信用制度的伸缩性和工业上卡特尔的兴盛，地方上或特殊部门的混乱影响一般产业界的力量大大减弱，至少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是可以认为过去产业上一般性经济危机不会到来了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伯恩斯坦认为，信用使许多小资本结合起来，使庞大的生产力变成集合财产，因而使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消除。他认为马克思也强调“信用具有转向新生产方法过渡的形态”的“信用制度的二重特性”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信用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然而马克思是怎么解释这一切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指出：“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绝大部分社会产品要经过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全部骗局在它发生整整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弗•恩•}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很明显我们看出，马克思所表达的恰好与伯恩斯坦完全相反。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之内，而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
伯恩斯坦还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工厂的观点来证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建设性；马克思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伯恩斯坦据此认为这是表明信用制度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这样想显然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这里，这种工人合作工厂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异己力量，相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可能起主导作用的。因此它的存在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因而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工人合作工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的股份制企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一人一票制形式组织起来的，而后者是一股一票制形式组织起来的。伯恩斯坦用一人一票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合作制来替一股一票制形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信用制度辩解，这是在用牛头去对马嘴。而在经济的角度来说，一人一票制形式的合作制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它忽略上持大股者的利益。因此必然导致其迅速演变。因此它是介于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的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它是无任何前途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的社会消费面的无限萎缩的趋势的冲突；其二是生产各部门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的无序的矛盾。这两种表现形式是紧密联系的。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的社会消费面的无限萎缩的冲突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而生产各部门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的无序的矛盾必然使这种过剩迅速漫延到一切领域，从而使危机迅速爆发出来。伯恩斯坦根本不能理解这个基本原理。他混淆了“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的社会消费面的无限萎缩的趋势的冲突”与“人民大众消费的减少”两种观点的异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而再再而三地驳斥了“人民大众消费的减少”论，但伯恩斯坦还是指责马克思“很矛盾的”。
伯恩斯坦指望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信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会限制和消除经济危机。为此他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投机”；他承认信用容易造成投机，但他认为造成投机的主要原因是“投机这个东西作为投机，是以能够知道的情况和不能得知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为条件的。不能知道的事情越占优势，投机就越盛行，能知道的事情比不能知道的事情越占优势，投机就越失掉优势”；在此基础上，伯恩斯坦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认为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是现实的生产过剩，而是投机过剩”；显然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由于生产社会化造成的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的社会消费面萎缩的趋势的冲突造成的相对过剩的危机，其表现形式显然与由于投机行为造成的相对过剩的表现完全不同。前者是具有全局性的，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后者只是局部性的，只局限于个别地区。前者是周期性的，而后者则只是个别时间的无规则性的。历史事实上已经给予这种论调以最严厉的打击。我们都知道一九二九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最猛烈破坏性最严重的形式，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导致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特大饥荒。
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和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都会对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等等加以克服的”。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由于投机活动造成的过剩，而是由于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生产无限萎缩的趋势的冲突所造成的，而任何形式的“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和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都不可能克服这个矛盾和冲突。在二十一世纪初所爆发的经济危机，恰好就是首先从信用领域开始的。这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体系的最严厉的打击。

（四）民主和社会主义
任何熟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人都十分清楚，人们需要国家，绝不可能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而是为了镇压敌对的阶级。而如果仅仅需要民主，那完全可以不要国家，不要政府，直接无政府主义。
伯恩斯坦在这一问题上，完全陷入了资产阶级庸人的行列。他完全不去思考国家的本质，也根本不去思考民主的阶级性问题。而纯粹抽象地看待民主。伯恩斯坦认为民主是超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一个阶级内部的民主。伯恩斯坦像个纯粹的庸人一样谈论民主的多数与少数，谈论什么今天的少数会变成明天的多数，而今天的多数会变成明天的少数。他认为，民主即便没有完全消灭阶级，但在原则上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选举权会是人民的代表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的。
伯恩斯坦完全是在说空话。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下，人们做任何事都是需要花钱的。包括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包括参加竞选等等。而事实证明，决定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和原则的决定性因素，恰好就在于这个政党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是决定其经费的主要源泉的因素。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任何生产资料，从而任何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因此如果某一政党没有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他是不可能获得任何足够的经费从事政治活动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能力组织起较大的政党，并参与竞选活动。而只可能被动地充当投票机器，换句话说就是如伯恩斯坦本人所说的那样是 “选举屠夫的权利”。而伯恩斯坦在讨论民主政治问题的时候，故意忽略掉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而故意忽略掉了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伯恩斯坦认为“选举权会使人民的代表从人民的主人变为人民的真正的仆人的”；这就等于用空话来替资产阶级效劳。因为显然伯恩斯坦在这里丝毫没有拿出任何根据和理由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
伯恩斯坦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把它与普鲁东主义的主张混淆了起来。伯恩斯坦说“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普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普鲁东之间有其它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普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
列宁对伯恩斯坦这一论调给予了最彻底的驳斥。列宁指出：“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普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普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普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马克思和普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普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同普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它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它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制实行和维持的东西。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伯恩斯坦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客，滑落到了资本家的辩护士的地步。可以说他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以经验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抛弃了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结果他也就在逻辑上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泥坑。最终退化到了与任何一个最普通的资产阶级议会议员无任何差别的庸人的地步。同时，他的理论所展示出来的创造力的衰竭也日益明显。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伯恩斯坦不懂得经验的东西必须上升为理论，而不是停留在经验的范畴中。因此，他的观念无法冲破生活经验的束缚。这必然造成的观念的“庸俗化”。而正是这种“庸俗化”造成他的创造力的急剧衰竭。须知现代科学是起源于经验主义的，但其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却是一步一步突破了经验主义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展，无不是对经验主义的超越。是对经验主义的否定。作为现代科学的伟大成果，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经验。

（四）最终目的和运动
伯恩斯坦无限度抬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把它抬高到了现实无法达到的地步，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从现实变成现实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理想”。与此同时，他打着康德的旗号，鼓吹“反对空谈”；并认为“理想”就是空谈。这样，他就一步一步地诱导无产阶级政党彻底放弃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目标。从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主要含义。而这一切的要害在于，他那抬高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伯恩斯坦认为，工人阶级尚未达到为他们的解放所必需的成熟的程度，同时又未达到他们的解放所必需的经济的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在资产阶级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通过改良的方法从事工人运动。然而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实际上是被彻底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于是这样就等于彻底出卖了工人阶级的一切利益。剥夺了他们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伯恩斯坦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甚至对现代状态过高的某种程度时，生产才可能异常地增进，从而得以进一步地实现消灭阶级的差别，并且那消灭是持久的，并且不至于招致生产的退步或静止”。恩格斯这段话，是针对当时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来说的，而俄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但伯恩斯坦在这里却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当时的欧洲，运用于西欧各国。在这里他论证这一观点时，他认为，在当时的欧洲，即便是缩短工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用集体的劳动组织，也必须要从幼小的年龄开始，一直到即其老大的年龄才能退休”。而事实上在当时的西欧，资产阶级已经开始通过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从剥削工人阶级绝对剩余价值发展到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转换。可见，伯恩斯坦在这里的观念的陈旧到了何种地步。
伯恩斯坦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基本论断，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声称的那样贫困化。根据这个错误的结论出发，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带给工人阶级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又回过头来，指责工人阶级“住在狭小的房屋内受到劣等的教育，而又得着不安定不充足的收入；我们不能这个从阶级期待高度的知识和道德状况，来做社会主义制度的创设和持久的前提”这再度暴露了伯恩斯坦的思想的实质，那就是看不起工人阶级。而更有趣的是，他显然是自己打自己嘴巴：既然认为工人阶级没有贫困化，那又怎么可能“住在狭小的房屋内受到劣等的教育，而又得着不安定不充足的收入”？
伯恩斯坦在这个基础上认为，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来代替被他所指责的“在工人运动里寻找它的巢穴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它安适的藏身之处的‘空谈’”。伯恩斯坦在这里完全退化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庸人，一个最普通的政客。

只是对现行“口号”或者说一些人的“想法、观点、主张”表明了质疑，并不存在“否决现象的制度”的事实。
提出了质疑，当然也对“出路”不是毫无思考。
如前（93楼）所述：关于“出路”，总的说来是要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其实，中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尝试，遗憾的是理论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解读，实践中的有益尝试也还没有得以很好地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欢迎查看【专题讨论】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https://bbs.pinggu.org/thread-1519544-1-1.html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是离在分配实践中实行按劳分配（无所谓为主还是为辅）的历史发展阶段，又是在分配实践中决不可继续因袭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按要素分配）的“游戏规则”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方面一直在高喊坚持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叫按劳分配为主），另一方面，不但“按要素分配论”流行、泛滥，而且在分配实践中一直因袭着富资穷劳的“游戏规则”——分配改革中的无所作为，直接导致了这些年来（劳资两级）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与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不搞两极分化。要防止、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笔者只不过对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能够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叫按劳分配为主的观点、主张表达了质疑。如果您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可以且能够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叫按劳分配为主，完全可以直接简明表达您的看法，而大可不必别动不动就给人扣这主义那主义的大帽。

                                   也谈初次分配的三种不同收益分配方式.

       按资分配——资本主义社会（以资为本的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扣除”之后，初次分配中，（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资本（要素）独占收益——（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在因袭着的、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剥削劳动的）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剩余价值、利润）的收益分配方式。

      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以劳为本、非市场经济，即建立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消亡基础之上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扣除”之后，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独占收益——（并非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可以且能够实行的）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收益[已经消灭了剥削、资本（要素）不再参与收益分配]的收益分配方式。

      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以资为本的市场经济向以劳为本的非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扣除”之后，初次分配中，劳资共享收益，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消灭剥削——逐步提高劳动（要素）所得占比直至全部归劳动（要素）所得，逐步削减资本（要素）所得直至最终消除资本（要素）所得的收益分配方式。

       剥削，分配不公且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历史现象。消灭剥削，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只能逐步消灭的历史过程。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之路，必须创建与自身所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能逐步消灭剥削的初次分配收益分配方式。

        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离以劳为本的非市场经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历史阶段，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还不能在初次分配中实行按劳分配（因而也无所谓为不为主）的历史阶段。

      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以资为本的市场经济向以劳为本的非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扣除”之后，初次分配中，劳资共享收益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提高劳动（要素）所得占比直至全部归劳动（要素）享有，逐步削减资本（要素）所得直至最终消除资本（要素）所得的收益分配方式。

        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新的收益分配论，从理论上填补了初次分配中的收益分配方式由按资分配向按劳分配过渡的空白，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取得的成果。

       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新的、逐步消灭剥削的收益分配方式，亟待应用于初次分配实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初次分配相适应的收益分配方式。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方式的科学预测，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已经消亡的基础之上的分配方式。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是否具备了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叫按劳分配为主的历史条件？如果具备了，当然分配制度就必须依据按劳分配或者叫按劳分配为主来设计，如果尚不具备，那么，显然就该“另当别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了正确判断。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既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本质的区别的历史阶段，又离马克思所预测的能够实行按劳分配的历史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历史阶段。】——摘自主贴.     “十年来，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2年的4700多万户；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见《 人民日报 》（ 2023年04月06日第 05 版）


     “民营”经济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如果再加上非城镇就业劳动者的近三亿农民工，之前传出的在“民营”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占90%并非空穴来风。

       “民营”经济都实行了按劳分配吗？如果对90%的劳动者实行的并不是按劳分配，“坚持、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的说法还能成立吗？






       【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把它与马克思所预测的具备了实行按劳分配条件阶段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对确立与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基本分配方式， 对依据新的分配方式设计、创新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分配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摘自主贴.

                                           变革初次分配中的收益分配方式——刻不容缓！
         盼铁成钢   发表于 2022-4-12 16:34:00 |只看作者

经管之家精心打造在线知识付费平台，荟聚名家名师课，涵盖经管、金融、财务等多个方向，涉及论文写作与指导、实证计量、统计软件操作、案例分析等！ 与大会计领域国际顶刊作者面对面,五一现场班同步远程 空间计量论文写作与复刻丨Stata实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是离在分配实践中实行按劳分配（无所谓为主还是为辅）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历史发展阶段，又是在分配实践中决不可继续因袭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按要素分配）的“游戏规则”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方面一直在高喊坚持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叫按劳分配为主），另一方面，不但“按要素分配论”流行、泛滥，而且在分配实践中一直因袭着富资穷劳的“游戏规则”——分配改革中的无所作为，直接导致了这些年来（劳资两级）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与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不搞两极分化。要防止、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资本家承担投资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劳动，这是“心力劳动”。

现在的问题不是资富劳穷，而是官富民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就能够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实现按劳分配为主？        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同时又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实践课题。

        “按劳分配”，从《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中可知，它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方式的科学预测，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已经消亡的基础之上的分配方式的预测。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消亡显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历程来看，自世界上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至今仍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度，无一例外，离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消亡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起始阶段。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既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消亡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历史阶段。  
          既然已经认识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可逾越历史阶段，难道从“按资分配”到“按劳分配”之间就没有必要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向着社会主义更高历史阶段“过渡”的分配方式？
         

资本家承担投资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劳动，这是“心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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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前面指挥打仗才叫心力劳动，刘禅在后面吃喝玩乐等结果，算个毛的心力劳动！

现在的问题不是资富劳穷，而是官富民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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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转移话题！官富民穷是另一个问题。
而且其中的是非很明显，根本不需讨论，大家心里都明白，就看你有没有胆子了。
有胆子你就去闹吧，我支持你。

马克思历史唯物论认为,确定一个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主要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发展,而社会分工的发展就等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谓社会分工，就是指的在社会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某一部分人专门生产某些产品，或者是产品的某一个品种，或者是产品的某一部分。只要分工不是出于完全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们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所从事的角色就是由外在的力量强加于他的；这种外在的力量赋予每个人以特殊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确定了他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特定关系；人们终生从事同一种职能，由外在的力量把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从事的角色固定下来。由此导致不同的人在社会生产劳动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因而从社会中领取劳动所得的多与少的不同。从而使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社会分工的每一个阶段决定每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每一种不同的相互关系；因而对应着每一种不同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的存在必然导致商品经济;由于分工的存在,导致个别劳动必须要经过商品交换这个环节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而在这个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必须以价值量为依据实行等价交换.而价值的大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私有制。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麽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自发的分工必须消灭。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消灭自发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人们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自发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个别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避免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那种间接的转化过程；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地方被人们忽略了： “使个别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避免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那种间接的转化过程” 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社会分工的消亡来实现；由于社会分工的消亡,才能导致商品经济的消亡，因而劳动者的个别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而不经过商品交换的环节.很显然,只有当个别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整个社会生产才能自然而然地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从而计划经济就不再是通过行政官僚机构强加于社会的,而是整个社会在没有任何外在强制力量的情况下自发地实现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恰好正是由于劳动者的个别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而不经过商品交换的过程；因此，因此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每个人的劳动直接地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由于没有商品交换,也就不可能有价值,因而也不可能有货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唯一可能的分配方式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的个别劳动时间．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个别劳动时间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因此，除了这种分配方式，不可能有其它的分配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思想存在重大的差别，首先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其经济的计划性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整个社会自发地形成的。其次，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也是自发形成的。是全社会除了这种分配方式，不可能有其它的分配方式。
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革，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分工还没有完全消亡。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因此商品交换依然存在，价值规律依然在起作用。因此，劳动者的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转换为社会劳动，而必须要经历商品交换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只能是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劳动者使用劳动力创造全部价值，而他自己只获得劳动力的价值，而企业则获得剩余价值。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并且由国家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消费，包括扩大再生产和社会福利等等。但是，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仍然是成立的，只不过是以公共消费的形式。但是，这和资产阶级法权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是在社会分工已经完全消亡之后，从而已经完全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从而个别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情况下，从而是劳动券而不是货币的情况下才说的。而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当社会分工在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完全消亡的时候，个别劳动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经济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因而价值才彻底消失，按劳分配才会发展到完全的形式；因而自发的社会分工的彻底消亡只能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而不是它的初级阶段的特征。但即使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看出，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高级阶段的特征建立起来的。这不符合历史现实。而列宁开始的新经济政策，恰好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列宁还来不及把他的实践总结上升到理论的地步，就去世了。结果留下无限的愦憾。此后以斯大林等人为首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走了湾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