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以后，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从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jeffre.sachs给这些国家建议的计划看出，休克疗法的推行旨在建立宪政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而似乎也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反思重点之一。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其经济制度的缺陷上，这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计划性，在于经济活动的自上而下性。第二方面在于政治体制的僵化与人治色彩，无论是苏联二战后的斯大林高度集权体制，还是赫鲁晓夫的政治清洗，还是战后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乃至邓小平在改革开发以后对于威权体制的继承，抑或是在现在的朝鲜金日成社会主义，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都无一反映了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建设上的失败，政治体制在朝向民主的建设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之一（邓小平文选 1997），但我们却无法否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遗憾依然会被社会主义国家精英群体们批评，更遑论每年美国政府的政治人权白皮书了。

 

    对于当前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我国理论界仍然有很大分歧，国内所谓的左派，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显得极为忧虑，这些事情可以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的上书中央反对《物权法》为高潮，而传说中的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更是反映了在改革过程中面对的左派势力的强大，而相反的是，国内民主派则是多抱怨于对新政权的改革速度缓慢，这件事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上，对于土地的私有化与农民利益代言上的矛盾，迫使中央没有能够在这一制度再一次进步，这依然可以归结于阻碍势力的强大，或者说在于中国任何历史上改革的艰难，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改革的国家，更多的是容易保守的国家。

 

    当然中国自1978年以来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则是目前世界颇为赞同的共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可以从改革开发以来年均9.6%的GDP增长率，我们经常可以讲目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看做是中国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过程，减小行政体制代理费用，给予私人产权，给予农民自由经济权，给予企业基本经济主体权利，给予沿海乃至内陆地区与外国的资本主义互利开企业的权利，给予了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价格为核心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权力。。。这些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轴心之一，也是学界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褒奖。而反观以美国，日本，西欧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除了美国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经济主政官员通过货币手段带来美国战后最大的繁荣，西欧日本等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小的经济停滞与衰退，而在2007年以后于美国房地产泡沫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讲整个世界经济拖入了崩溃的边缘，我们通过对已有相关金融危机的描述与分析，企业信用制度的丧失，投机家对于财富的疯狂追求，美国政府的不恰当的金融货币政策，都是导致世界经济崩溃的根源，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更是将这一危机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崩溃，或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转而赞同对于社会主义的赞扬，认为中国在此危机受损较小的原因就是社会制度的胜利。笔者在此暂且讲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度属性放在一旁，仅且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得以梳理予以提出自己的愚见：

 

    第一，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已经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现在已经不能讲斯大林经济教科书中的计划色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继承者在中国，而随之以来的是伴随“北京共识”（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8）的中国经济体制，是讲“微观资本主义

”和“宏观社会主义”的双核经济体制，而这也带来了我们在定义究竟中国当前经济体制属性的辩论，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引用邓公的搁置争议的方式，分析中国微观经济体制的作用机理，与中国宏观经济体制的作用机理（限于篇幅 无法在此一一阐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微观放开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宏观经济的机理却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色彩，再看大政府的行政调控手段，我们可以看出集中经济管理制度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已经呈现了上保社会主义，下趋资本主义的趋势。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稳定执政地位和社会安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是中国与印度的区别之一，但我们也在微观上的民主缺失，在政治制度的僵化性，在确保执政有效性上有很大的缺陷，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味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照抄，而更多的是一种是制度模仿继而的制度重构，这是中共高层当前着重要求的重点之一。

最后，笔者仍然要讲自己的观点阐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在继续（尽管金融危机发生）作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被模仿者”（宏观、微观被模仿者），而其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也发挥不可忽略的影响，也成为社会主义改良的必要借鉴者，何况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并无法回避这一重要改革“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