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这里暂且不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只就实现这一构想为何要采取革命的手段作一分析。革命的内容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消灭国家的革命，二是所有制的革命。既然要消灭国家，自然要采取武装行动，这一点也不去展开，只就所有制的问题谈谈革命的原因。<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家庭利益、区域利益是人类客观实际的认识，整体利益仅仅是建立在客观实际上的理性。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违背这一法则，除非有极其远大的政治抱负。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的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现实，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西方文化背景是，在<FONT color=#ff0033>认识事件之间的联系性规律时，他们将每一个相联系的方面视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构成一种集合形式。他们甚至可以立足国家的利益来认识自身的利益</FONT>。他们对“二”的理解与中国文化也不同。西方将相互联系的二者视为全部认识的内容，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正电与负电。中国将另一方视为影响方，<FONT color=#ff0033>只研究一个对象。</FONT>如地球与月亮构成联系的“二”，但只研究地球上的总规律，月亮只作为影响方，并不包括月亮规律的研究。对环境的认识也是一样，只考虑环境给“我”带来什么，不去考虑如何去适应环境，创造环境。故中国讲联系是<FONT color=#ff0033>讲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问题，</FONT>西方的单独认识是将彼此联系的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研究，一变全变。<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正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更自私，只考虑获取，缺乏相互之间一荣俱荣的观念。中国人中的富有者缺乏慈善观念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人出国后，只顾及自身利益，不顾及民族的、国家的信誉和影响力，也与这种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国人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假如你不富有去从事慈善活动，要么就是愚蠢，要么就是爱张扬，想出名。而西方人则不然，他们尽管不太富有，但一个“人”字，就足以将彼此联系在一起，认为任何人都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故他们更具有平等、博爱的观念。也正是由于这样，故西方来华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大多不富有。台湾、香港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虽然有慈善活动，但大部分都是为了扬名。李嘉诚的教育慈善是如此，邵逸夫的教育慈善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句话，不扬名的慈善在中国是很难发现的。即便有，也认为是傻瓜。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思想正是这种只顾自己利益、压制、打击新观念的文化写照。<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中国一旦实现全面的私有制，贫富的悬殊只可能越来越大，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越来越缺乏发展的后劲。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之所以难以发展，与我们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私有制也密切相关。<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西方社会实现私有制还能表现出他们的理性，有多方面的慈善之举，强调公平竞争、依法缴税，能保障雇工合法权益、体现社会价值，但必须以自身的满足为前提。有的人，贪婪永无止境，理性也就表现为不同层次，故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中国人更是做不到。共产要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要消灭以家庭利益为轴心的组织形式，这就存在巨大的现实冲突。即便是改变为包括家庭所有制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所有制，同样会有无法战胜的巨大阻力。因为真正要限制家庭财富的，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极其富有的精英阶层，政界的、学界的、军界的、工商界的、技术界的，而这一阶层的人又在左右着国家的政策，也就不可能自然过渡到遏制私有制的制度中。即便有几个政治核心人物想改变这种现状，也只能是孤家寡人一个，因为社会不仅仅是他们几个人说了算，整个上层的力量已经形成了气候。如果执意要改，就会进行阻挠，甚至组成武装对抗，推翻现政权，因为统领军队的人物同样存在庞大的家庭财富。因此，私有制一旦形成了气候，就不可能自然过渡到共产社会。故马克思要强调革命。<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美国可以说是极其富有了，西方的一些国家也可以说是极其富有了，但没有丝毫朝向相对集体制过渡的迹象。他们的合股经营虽然发展了集体形式，但其利益还是没有离开家庭轴心，故本质还是家庭私有制，没有体现其层次性，不能充分体现其公平性。国与国之间建立联邦组织，不过是增强了军事和经济的协作，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的公平。有雇工存在，就有不公平。在这些发达国家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作适当调整，就在于 国家的政治集团是家庭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在他们看来，家庭是经济建设的唯一组织形式，并没有看到经济组织的相对性。因此，现实利益上阻碍了经济社会化的过渡，在理论上也缺乏相对性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自然过渡到相对的集体经济体制形式。<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当国家发展以后，能否采取武装革命改变私有制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就在于军事技术的发展。要改变体制，就必须推翻政权，这对发达国家来说，要推翻政权，不是几支枪能解决问题的，非得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连枪都得到了控制，更不用提新式武器了。靠以往工人、农民造反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已经成为历史。军队推翻政权自然有可能，但决不可能是这种性质（加速相对集体制）的推翻，而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马克思之所以说实现共产主义要武装革命，实际是站在当时技术条件、管理背景下，去认识未来的体制变革，缺乏技术上的动态分析，缺乏管理上的动态分析。<o:p></o:p></FONT></FONT></P>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以上仅仅是笼统地写几句，目的是给我们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领航人一点启示：西方绝对私有制可以行得通，中国就绝对行不通，中国要逐步建立相对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由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所决定，家庭经济组织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要建立这种体制，必须从现在开始，私有制一旦庞大，就难以管理，就缺乏后劲，就无法改变这一现实。</FONT>  <FONT color=#000000> </FONT></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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