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长江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8月13日生于北京，幼时求学宁夏、安徽，高中毕业后在安徽下乡插队两年。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3年赴美求学，获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硕士、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理论传播学。

如同讲故事时，讲者要讲述自己熟悉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风格 ；在论文写作中，作者要用自己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分析自己的观察，体现自己的学术取向和品位。我曾经这么表达自己的追求 ：“学术品位要扎实为上，灵巧次之 ；缜密为上，宏大次之 ；清晰准确为上，文采修辞次之”。我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份学术的真诚：既要真诚地描述、反映自己所面对和考察的现象，又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还要真诚地与自己的同行展开对话和交流。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写作中，立足于现实，面对来自实际现象中的问题，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与同行分享自己为解答这些问题所做的一些分析、所获得的一份理解。因此，论文写作不是为宣扬或推销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更不是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引用一些自己未必读过、读过也未必理解、理解也未必适用的外国“大师”的名字，也不是为显摆自己的文采而脱离现实地滔滔不绝和汪洋恣肆。

以下，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一“真诚对话”的学术话语风格及其构成要素。

首先是如何切入所面对的现实，分析并试图解答现实中的问题。我赞同很多学者的经验之谈 ：论文写作中最难的一步是确定研究问题，这包括看到问题，还包括准确地表述所看到的问题。前者要求有对现象的大量观察（包括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并且对这些观察不懈地思考；后者要求对所积累理论的运用，将理论概念与经验现象相连接。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正面对两座大山，一座是经验观察，一座是理论积累。提出研究问题要求我们既要从两座山各自的内部理出头绪，又要建立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可见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就“切入”的操作而言，我们可以有这么几种路径的选择 ：单刀直入或迂回转入，现象入手或理论入手，观察与论述并举。

所谓“单刀直入”，指的就是以问题开始一篇论文，以之建立起与读者共享的思考平台。在这个基础上，再以“解题”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思考和论述路径，也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意义、问题所来自并针对的现象，并由此界定本文论述的落点。我和陆晔教授在《成名的想象》一文中就用了这样的开头，并在文章第一段的结尾处界定了该文的落点，即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与新闻实践如何相互勾连？而我们开启该文的问题，“如何考察 20 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动态？”则为该文打开了一个历史和理论分析的视野，它也是我们置入经验考察的场景。

与这个相对的是所谓“迂回转入”，它指的是从读者熟悉的现象入手，然后转向这个现象通常被忽略的某个方面，这也是作者在本文论说的落点。我和我的学生朱蕾曾考察并解读我国都市影院内外的实体变迁，从中看到由现代性的历史观所扮演的结构性作用。我们将这个历史观表达为“时间的竞赛和象征”。但是，为了将论述引向构成影院的历史和社会时间的标记这个路径，我们从“空间”入手，首先谈影院作为一个“去处”，一个建筑实体，然后再谈它所具备的时间元素，并由此而烘托出该文的论说落点。

我们还可从另一角度思考不同切入点的选择。一个是从现象入手，这即是先开始描述日常的观察，以建立与读者共同的经验或体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可以开始解剖这个现象，或者将它置放在特定的场景之中，或者延伸这个现象所发生的时空，以此引领读者走上作者希望的理论分析路径。美国社会学家 Robert Wuthnow在他的《松散的连接》一书中就采用了这样的切入手法。在绪论中，他首先介绍了几位普通的美国人，引述了他们对于社区意识淡化、社会关联减弱等的议论，然后总结说，“社会观察家们都在试图理解这些现象，很多人由此而开始探讨公民参与的性质与程度这个问题”。这样一个转折，将具体现象置于了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场景中，将普通人的关注连接成为“社会观察家们”的社会学探讨。(  另一个选择是从理论入手，这是先呈现或暴露理论中的盲点、模糊之处，或者可能的逻辑不一致之处，然后将之转换成为研究问题。一个案例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合作的一篇关于“第三人效应”的论文。我们是这样开头的 ：“第三人效应”理论由逻辑上关联的两部分构成，即前一部分的“感知假设”和后一部分的“行为后果假设”。但是，在文献中，对感知假设的检验比较系统，对行为后果假设的检验不够系统，其原因在于原理论对该假设的陈述很模糊。因此，我们在本文的核心关注是：澄清这个行为后果假设所必需的逻辑，准确陈述这个假设，然后再予以检验。

更多的时候，我们对研究问题的确认和表述，是通过试图连接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而实现的。与前面讨论的两个切入路径相关联又相区分的是，此时的切入点处在现象与理论可能相连的界面上。如此提出研究问题，有时是试图充实、弥补、拓展或修正已有的理论认知，有时是试图对某一现象作出特定的理论解读。譬如，在一篇考察餐馆、咖啡厅和酒吧这样的“公共吃喝场所”的论文中，两位美国社会学家 Sharon Bird 和Leah Sokolofski 指出，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视域下，社会性别（gender）和空间区隔密切相关，而通常的关注是性别如何成为社会空间或领域（如劳工市场、职业等）划分的结构性设置（device），但如果我们考察男女共享的活动空间时，我们就会看到，男性和女性会在这里展开相应的性别实践（gendered practices），并通过这样的实践而性别化空间区隔。公共吃喝场所成为考察这种性别实践和空间区隔如何得以展开并关联的理想场所。*与这篇以理论拓展为重心的论文不同，同样在现象与理论连接的界面切入，我在一篇分析我国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回归的论文中，重点放在解读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媒介话语及其建构中的结构性逻辑。

    （中间有省略）

第三，为了清晰呈现逻辑运动的步骤和行文的节奏，作者需要就如何行文作如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涉及论文的总体结构。我在前一节已经谈到了五个基本板块。那么，行文中，作者就可考虑如何以章节标题区隔这五个基本板块，而且，每个标题都需要简洁、醒目地表达出相应章节的主旨。运用这样的结构标记，应当说，会比简单地用一、二、三等数字分隔章节有助于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涉及论说和叙述的整体轨迹。一篇论文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我们也可将之称为“论说的拱门”。美国社会学家 Howard Becker 将这个意念表达为统领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的“核心图像”（central imagery）。0很多情况下，论文或论著的题目就表达了这样的“核心图像”，譬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我在前面提到的《成名的想象》和《时间的竞赛与象征》，以及 Wuthnow 的《松散的连结》。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以“关于 ××× 的研究”为题的论文或论著，往往缺失了这样一个“核心图像”。更为不妙的是，这样的题目，很有可能就预示了作者缺乏思考、论文缺乏学术。

第三个行文方面的考虑是设置路标，以清晰地呈现作者在不同理论观点或概念之间的横向运动，在抽象的理论阐释和具体的现象描述或解读之间的上下游走。各章节的标题、每一章节内的下一层次的小标题等都是重要的“路标”；除此之外，行文中的一些简便、常用的起承转合的连结词，也是非常重要的论文结构和／或行文轨迹的标记。譬如，我在本文开头第二段的结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本文所要探讨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用了小标题来显示其核心内容，每部分内有第一、第二……等排序词，在需要的时候用了“前一节”或“前面已经提到”这样的表述，等等。这些都是起到“路标”作用的文本元素，体现了我希望与读者相携前行的愿望。希望它们也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针对“真诚对话”的学术话语，我要讨论的第四个话题涉及如何运用文献和其他资料。各种类型的资料是建构一篇论文的素材，就如搭建一栋房子，建筑工人需要凑齐各种不同类型的建材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些素材大致分为三大类 ：相关的已有研究文献、背景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广为流传的某种说法、某个事件的时间脉络，等等），和所撰写论文所要集中呈现并解读的经验观察资料。它们各自在论文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背景资料显然更多地适于用来勾勒所考察现象的场景，已有研究文献可能被用做搭建论文的论述和解读的“脚手架”，而经验观察资料则是论文所叙述现象的材料，是被解读的鲜活原料。

将这些资料组合成一篇有着统一“核心图像”或完整“论述拱门”的论文，需要作者在论文中既体现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资料，又呈现对每一类运用于不同行文节点时所需要它起的特定论说或叙述作用，还要体现作者与所采用资料以及对资料在特定节点或以特定方式的运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还要保持自己统一的声音，体现自己的论述的清晰轨迹。可见，撰写论文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它不仅是“码字”。

我认为，在这个资料运用过程中，作者需要多一些在清醒的宏观把握条件下的微观层面的掂量和反省。

首先，对于已有文献，作者需要将对它的运用与对它的搜集、阅读和整合的步骤相连接 ；对于自己所搜集的经验资料，作者需要将对它的运用与研究方法的陈述相连接。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资料，在论文中必须携带清晰的“身份”标记。

其次，对于同一类型的资料，在论文的不同节点、服务于不同的论说或叙述功能，作者可能采取不同的运用方式，其中包括概述、直接引用、系统呈现（譬如，图表）、转述或转引。不同运用方式表明了作者与所运用资料及其来源有不同关系，需要用文字和／或标点符号（如引号、括号等）分别标明。这些文本标记，既记载了作者对资料引述规则的遵守，也向读者传递了有助阅读论文的“旅行指南”。

第三，通过以上的这些资料运用的手法，作者还可以传递与所用资料之间的距离，为展开批判的审视留出空间。譬如，我在前面用了“如同吉登斯所说，……”这样的方式引用吉登斯的观点。采用这样的标记，我就在表达了对被引用观点的赞同，而且这样的标记已经排除了批判地审视被引用观点所必需的空间。相比较而言，假如我采用了“吉登斯认为，……”这样的标记，我就有可能在引用之后对被引用的观点表示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我所引用的是吉登斯的一家之言，还有其他各家的可能。

第四，因为我们在论文中需要连结不同类型的资料，因此，我们在陈述某一类资料时，需要提供它与其他类型资料之间的逻辑“结点”。对于理论概念提出操作化的定义，就是呈现理论的论述与经验的观察之间的结点 ；当我们在综述已有研究文献时，指明其中的经验观察来自譬如“实验室内的实验”或“采用生理测试的测量方法”时，我们可能就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与我们所写譬如基于“抽样问卷调查”资料的论文发生逻辑的连接（譬如不同类型观察的三角印证）。

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在《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一文中指出，香港回归的媒体叙事具有“时空秩序”，它依据的是我国政治话语中的“历史脚本”，而这个历史脚本又由特定的“因果关系链”所构成。这里，引号中的这些词汇，分别指代存在于不同文本或范畴内的“秩序”，但它们都指代了“结构”，因此有逻辑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可能。那么，这种对“结构”的凸显，就是不同场域的资料得以在分析中相互关联的“结点”。对于明晰这种“结点”在论文中的纽带作用，我们从量化研究的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得格外清晰。譬如在题为《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一文中，我与陈韬文老师采用了“新闻范式”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础是托马斯·库恩关于“范式”的论述。库恩认为“，范式”包括三个必要构成部分：共享理论框架，与之配套的获知方法和彰显二者的研究范例。因此，我们在论述中，就以新闻从业者如何评价来自不同体制的新闻媒体范例（包括总体评分、不同评价与对新闻媒体功能的不同期待和新闻从业者各种所需技能的重要程度的评价等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为理论的论说与经验观察之间的结点。

以上四个方面，切入现象并提出问题，各种张力中的作者角色，行文的对话、标记和节奏，以及资料运用及其连接，构成论文写作中需要面对并处理的挑战。它们并非局限于基于量化或质化研究的论文，而是写作各种经验研究论文都会面临的挑战。处理这些挑战的基本考量，是如何才能有助于作者在理论思辨与现实观察、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真诚和开放的对话关系。

（原题为《独立思考与真诚对话——学术论文写作的几点感悟》，刊发于《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作者潘忠党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因原文字数较多，现分三次进行转载，本次是转载原文的第二部分：学术话语的要素，略有改动。在此，向原作者致谢）更多精彩内容请加入学术写作QQ群：518810630 或 微信：13688609920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xueshuxie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