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理往往要挖掘历史的细节

历史，对于不同的人，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普通人而言，历史只是一个故事——比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晚清的历史就是“封建王朝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暴行”。但是，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或者对于那些社会从事“操盘手”的实干家而言，历史往往是一些细节。在我们之前的“大阅读家”荐书中，我们推介了同样介绍一些历史细节的书，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历史细节？因为故事往往是站在一定高度，带有编故事者个人感情色彩或者政治倾向的文字重构。而，站得高，虽然看得远，但是往往看得不清楚。而真理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
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便是一本讲诉历史细节的书。


此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74年，黄仁宇先生通过明实录、名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想进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看完此书，“阅读君”不禁掩卷沉思，对清代以来的近代中国受到的屈辱的历史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思考。我们过去那种独自哀怜的懦弱内心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在百年以来国人反思近代中国失败的历史时，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近代中国的败落。在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人们还会看到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题字“落后就要挨打”后，虽然简单的道理，却是我们经历了百年屈辱换来的最朴实的真理。

李·约瑟难题

近代中国的全盘失败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原因不是科技的落后，而是制度的落后。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的全面失败已经证明了科技的落后不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李·约瑟认为是中国缺乏专利制度。

明代中国财政税收制度的弊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则让我们从税收制度方面进行了思考，我们会惊叹如此庞大的明帝国，其税收制度竟是如此地落后。其弊端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军屯的问题。军屯是和明代兵制有着密切联系的，军屯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让士兵在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与敌人战斗，在国家和平时期能够种田自给自足，还够上缴国库。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权益政策，军屯无可厚非，但毕竟非长久之计，军屯极大的削弱了士兵的战斗力，也不能够完全挖掘耕田的生产潜力，明初这些弊端还不明显，但随着国家承平已久，管理松懈，承载军屯的卫所衰败，负责军屯的士兵大量逃亡，军官们反而乐得虚报士兵数量以贪污粮饷，而军屯的田地也渐渐被占据。于是明初能够为国家贡献相当数量收入的军屯到了明末非但不能充盈国库，反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其次和军屯一样，宗室也是经历了较大的演变过程发展成为帝国的重担。凡开国之初，必定有一些皇亲国戚需要安置，怎么安置这批属于特权阶层的人，是每个开国政府的大问题。在封建时代，儿子们分割国家的不同领地，并在当地实行独立财政、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根据历史的经验，将这些人全部置于政府机关是不合适的，他们缺乏执政能力，又很容易拉帮结派，一旦形成贵族阶层垄断朝政，将是对帝国莫大的伤害。明帝国的做法是赋予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和诸如免税等特权，给予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但不允许他们介入科举，也不允许他们进入朝堂。在明初，皇亲国戚的数量还不多，国家财政养着他们绰绰有余，到了明代中后期，这批人已经发展成为惊人的数以十万计的庞大队伍。这样一批贵族，因为不允许在政治有所作为，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财富，他们仗着自己的特权，肆无忌惮的占据耕地，并且以疯狂的速度繁衍。权贵、豪强、贪官一起消耗了大量国家财富。（注：到了清代，八旗子弟的问题也同样让国家头疼）

再次是落后的关税制度。关税一直是明清两代的重要遗漏。这也就是清末为什么关税权被西方人控制后，关税收入反而比以前掌握在清政府官员手中还要多得多的原因了。失去了主权，却得到了更多的受益，在清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在后人看来，这是政府长期以来，对关税及其不重视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明证。这真的值得我们反思。
清代财政税收制度的反思
清代的各种制度在各方面都是仿照前朝明代的做法，当然也包括了财政与税收制度了。那么我们不难理解近代中国的失败了。我们看鸦片战争，其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军费的筹措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根据费正清先生的研究，军队中官方鼓励战胜时的抢劫成为官兵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当时政府的税收征收出现了多么大的困难。据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书记载，当时中国民众最惧怕的并不是英法侵略者，而是清政府的士兵。因为清兵每到一地必进行抢掠屠城，而英法侵略者对民众的抢掠行为则比清兵少很多。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人说这是两国军队的素质问题。其实不然，现代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制度惹的祸。正所谓“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成坏人。”

当时的清政府由于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因此军费的筹措则成了很大的问题。而经历过工业化革命后的英国，则已经完成了较为完备的财政税收制度，因此能够快速地用战争债券等方式筹措到了大笔军费。

税制不公，特权阶级如所谓“八旗子弟”交很低的税甚至不交税。加上属于少数民族的清政府的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轻徭薄斌政策，政府的税收能力很差，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因此清政府在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事业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支持。

中国的制度改革及祝愿如果细读史书，我们不难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来。而我们读了这些，无非就已经加深了一个这样一个人皆明了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做人要有规矩，行事也要树立规矩，国家治理也需要好的制度。这对于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同样有着深刻而又深远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制度建设，一直最困难的也是制度建设。制度的建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建立的，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也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例如，货币市场的改革也曾出现了因为冒进，一夜之间建立的制度不久又被废黜，最典型的就是我国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业务了。1986年10月，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设计、推出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这一新型融资工具。但是，由于始料不及的现实情况，出现了不法分子与银行内部人员勾结，盗开大额存单进行非法融资的现象。于是在1996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此进行了大面积的清理，这一业务也无疾而终。直到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提出对大额可转让存单进行研究工作。尽管，改革出现了如此之波折，但是政策层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睿智已经深思熟虑。这正是我们在改革过程的收获。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营改增”税制改革，也是税收制度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其实，这次改革在日后历史的角度看来，会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的细节。这里许多读者也许不太了解税制，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营改增”改革中，我国就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何为“生产型增值税”，何为“消费型增值税”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固定资产及其折旧能否用于增值税税款的抵扣。前者不能抵扣增值税，后者可以抵扣增值税。那么这样一个税制改革的细节，带来的是怎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企业，将有更大的动力去淘汰落后的生产设备，而去购买新型的生产设备，因为购买的设备可以抵扣增值税了。这也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如果把历史的时空拉得长一点来看，今天的财税改革，将是中国最深远变革的一个历史细节，而日后中国变得怎么样，真相也许就藏在这次改革里。
推荐各位看《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希望在习惯被“舆论磁场”牵着鼻子走，人云亦云的你，能够树立起这样的一个观念——探寻真理，从了解细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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