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光远博士文章，看劳动力、劳动保护法、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隔壁转贴中马光远博士文章的题目很引人注目，“劳动力廉价实为中国经济最大软肋，”与大家熟悉并认同的观点（即廉价劳动力是中国最大优势）大唱反调；论述中关于提高工资降低资金利润率的说法，也稍稍有些一厢情愿的嫌疑。

但是文章却的的确确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现实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外贸和投资（包括政府的和企业的），而国内消费的动力不足。这种对外贸的依赖，不仅关系到经济抵御外部波动和风险的能力，更会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是马经还是西经的，马博士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这绝不仅仅是关系社会公平和道德的问题，也切实地决定经济本身的发展。

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说起来有下面几个：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教育收费的逐步提高，传统投资回报率过低，当然还有劳动力收入相对减少。所以如果要提高国内的消费，那就需要从这几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如果大家没有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那么消费就会逐步提高。所以政府近年来以及在今后几年的重点任务，便包括尽快得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与马博士有类似观点的诸位可能会说，上面的政策可以让人敢花钱。可是如果工资低挣不到钱，那么花什么呢？

有了工作才能挣到工资，所以这就关系到就业机会的创造。之所以说劳动力是中国最丰厚的资源，是因为中国的低价高质的劳动力不仅吸引来了大量的外资，也促生了可以低价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民营企业，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蓬勃发展。

当然这种发展模式有它的弊端。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劳动力与资本相比有一些劣势，因而造成了劳动力收入份额的越来越低：一是因为劳动力比较资本更不容易控制和监督（电脑可能死机，但绝不会有意偷懒），所以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便是资本家雇佣劳动力，因而获取剩余价值。这一点当然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过似乎也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所验证。第二点是，非专业型劳动力供给充足（除了中国，还有很多更穷的国家，她们的国民愿意更廉价地提供劳动力），使得提供资本的投资商/资本家面临卖方市场；再加上，资本比较劳动力更具有流动性，因而富国的国际财团或者跨国公司们可以到处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过程中自然可以诱逼穷国压低劳动力的成本。

结果便是，一国如果主要依靠低端的劳动力投入，那么就会面临工资在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困境。用马博士的话说，便是我们丰裕廉价的劳动力，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软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走出这个困境？

最明显也最直接了当的办法便是，由国家出面提高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比如说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强行要求提高员工待遇等，正如我国最新的劳动保护法所为。这样做不仅维护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代表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力的利益，这样的立法是敢于与代表资本利益的富国政府抗争，也堪称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此举看来是益处多多。

可是这样做，却是治标不治本。上面说的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三个优势，没有一个因为我国通过了劳动保护法，就销声匿迹了。就像是十九世纪面对列强的中国，可以大声痛斥帝国主义的霸道和无理，但是国际秩序是人家订的，我们只能在那种强权即真理的秩序下维护自己的权利。今天虽有了一些改善，比方说，没有人敢用炮逼着我们打开国门。但是有些基本的安排和秩序并没有变，比方说富国在资本上的绝对优势，以及上面讲的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优势。于是贪婪狡猾的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收拾行囊，到越南老挝另寻投资场所。而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呢，也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偃旗息鼓，把忙碌人生换作闲庭信步。学习西经的学者们，对新的劳动保护法的批评也多出于此考虑。

但是研究西经的人们，也不能因此忽略马博士提出的重要问题：如何改变劳动报酬在国民总值中越来越低的现状？

先来看看利润率。如果把企业的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算上，那么就得到马博士上面说的企业营业盈余在1997-2007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这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总值中逐步降低的又一例证。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却又不损失资本及其带来的就业机会？

也许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可以得到些借鉴。佛农(Vernon)等人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声称发达国家总是率先发明一种技术和产品，先在国内生产和出售，然后逐渐销往国外。我的理解：因为是新产品，所以可以高价出售，赚取高额利润。之后开始向国外出售此项产品的生产技术，并在这些生产国出售产品。我的理解：这时的产品的价格已经降低至可以为收入较低的别国公众所普遍接受了，因为生产技术已经成熟。但是生产技术本省的出售却还可以是高昂的，率先发明新产品的发达国家又可以很赚一笔。最后一阶段，是此产品已退化成劳动力密集的大众产品，被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穷国生产，不仅为生产国的消费者使用，也返销至发达国，成为这国国民的廉价消费品。又是我的理解：在这一步，除了继续享用技术和品牌转让得来的高额利润，富国另外赚取的是高价的销售和服务渠道的收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是汽车、电脑、甚至是牛仔裤和洗头液！而且这个时候，发达国早已发明出了更新的产品，开始了新一轮的周期！

所以有所谓的U-型理论，亦即生产过程中的最早阶段（研发、品牌设计等）和最后阶段（广告、销售、售后服务等），以及相应的整个经济体系的最早和最后阶段（主要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业），是高利润阶段，而中间阶段(也即实际的生产过程) 则是低利润阶段。从这一理论的角度讲，我们国家的现有经济模式恰恰是陷在了U-型的最低点。

因此上面的问题，可以换成：如何使我国的经济模式爬出U-型曲线的最低点？

我们的亚洲邻国是这样做的：日本、韩国都曾在U-型曲线的最低点攀爬，随着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它们由国家出面制定了向高技术产业转移的产业政策，进入汽车、钢铁、和造船。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则采取了另一条途径，以提供科学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为新的发展方向。

我们可以效仿这些先行者的一些做法，但是中国和它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太大了！如果只是依靠为别国市场提供现有市场上所需的商品（如日本的汽车、韩国的钢铁）或服务（香港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只能解决我们一部分国民的就业。而且此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即我国最丰厚的劳动力工资的逐步压低。

所以必须要有其他的途径！我想中央政府早已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在新的五年计划里已经看到一些解决方案，比如对基础科研和新兴产业的鼓励和资助，目的便是要从发达国家的跟班儿变成自主创新的动力国，从被动地接受别国的产品和技术转移，变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生产、和出口国。

在这一点上，很多老外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中国现阶段离自主开发的技术强国相比，有太多的问题。在国外最畅销的说法是，中国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所以不利于创新和研发。对这种理论，我不能苟同。毕竟知识产权，只是鼓励发明创造的一个手段，并不是唯一的。发达国家对它的推崇，无非是为了给自己争得更多的商业利益。我们国家没有必要人云亦云，尤其是在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束缚的情况下。

此外，我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在建成自主开发的技术强国方面，将成为我们的最大优势。现在的一个例子，是通讯行业在国内的飞速发展。随着通讯行业各种新技术和新标准在我国的推行，我的观点是，不久的将来，这会是中国领导世界的第一个产业。J

扯得远了，还是要回到马博士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有。毕竟上面讲的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长远目标，它的实现需要有科研、教育、人才吸收和培训等方面正确有远见的政策的实施和配合，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资源的积累。

那么短期内怎么办呢？我想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可以用到这里，我们要韬光养晦。心里清楚现行国际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不合理，但是在我们的现有实力还不能改变它的情况下，我们要在遵守现有规定的原则下，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具体到就业问题上，我们可以依靠改善投资环境的办法来吸引留住外资，来鼓励国内的民营企业投资。投资环境的改善不仅仅是低工资和对其他资源的廉价提供，而更重要的应该是基础设施的完备和高效率，以及政府服务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如果上面的这些方面改善了提高了，那么即使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引入了严格的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了工人待遇的保证和提高，国内外的投资者也不会因此撤资，减少就业机会。但是问题是，这些方面是否在新劳动法颁布前提高了？如果没有提高，那么新的劳动合同法，对于真正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来说，就无异于是拔苗助长。

对于这一点，我相信逐渐会有数据出现，可供经济学家研究探讨。那是后话了。。。

太长了，总结一下哈 J

（1）      劳动力丰富，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表现为工资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下降；

（2）      究其根源，是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相对优势造成的；

（3）      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科技和研发的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U-型曲线模型；

（4）      改变我国劳动力工资低廉的根本途径，是建成自主研发的技术强国；但这是长期的目标；

（5）      在短期内，必须继续保证就业，要依赖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提高，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政府服务的改善；

（6）      如果没有以上方面的改善和提高，单纯地依靠制定和施行更严格的劳动保护法，对于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来说，无异于拔苗助长。